一、 引言
談論香港的本土性發展及本性發展及本土意識出現的問題，多數學者會集中討論70年代的後的情況，例如普及文化 (popular cultural)本土意識及身份認同等的課題，但是，正如吳俊雄所言，「(70年代)之前一段時間裏，香港人的社會意識面貌為何，就比較少人着意探討了。我認為這一段『前歷史』其實對瞭解本土意識興起，特別是普及文化在這當中的角色，舉足輕重。」 筆者認為五、六十年代這段「前歷史」，除了有助普及文化的研究外，亦對「本土性」的發展的討論有幫助。從當時香港的文獻資料來看，「本土性」的發展更和當時香港的「中國想像」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故本文將討論這種關係的特徵和變化。本文將分成數個部份，首先從不同的角度討論香港文化的「中國想像」，繼而把這些「想像」連結至本土性發展的討論上，再深入剖析這兩種東西在當時獨特的社會環境下造成的影響力，揭示兩者關係。
二、 1949 年後的中國和香港
在進入討論前，筆者先簡述1949年後中國和香港的社會情況，以方便文後面的進一步討論。首先中國方面，1949年代表中國進入一個新階段，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戰勝蔣介石的國民黨，成功取得大陸政權，建立當時世界上第二個共產主義國家，迫使蔣介石敗走台灣，形成隔岸對立的局面。其後，1950年至1951年，中國又參與韓戰，與北韓共同對抗美國，導致聯合國對當時建國不久的「新中國」實施經濟制裁行動。從此直至1970年代中國重返聯合國為止，中國便實行封閉外交的政策，外人難以理解中國內部發生的事情。正因為建立以至建國後大事頻仍，引致大批中國人逃離中國，南下移居香港，當中有因害怕共產黨的國內資本家和大批勞動人口，故學者饒美蛟指上述兩項轉變「推動了香港走向工業化之路。」
由此可見，中國發生的事情對香港產生重大的影響，尤其是社會結構的改變為甚。1949年前的香港人口只有186萬，但因為中國內地政權易手，導致大量難民由內地湧入香港，據統計直至1950年初，香港的人口已增至230萬 , 對當時戰後不久的香港構成重大而沈重的社會壓力，故殖民地政府決定封鎖邊界。這件事情有兩個重大的影響，正如陸鴻基在《香港歷史與香港文化》一文指出，這此49年後的中國移民及其後代成為了香港人的核心 ，更重要的是令中國和香港在地理上正式被「邊界」所分開，影響日後市民對香港以至中國的看法 。綜觀來說，戰後香港湧入大量新移民，基本上是懼怕共產黨的大多數，而這批人有為數不少的是資本家，他們將資金和技術 (甚至新式的紡織機) 帶入香港的工業中，改變日後香港的經濟結構。
由此可見，「中國」的概念其實已經發生變化，並產生不同的想像，將「中國」這一個實體想為「想像」，這些想像又基於不同人士的立場而產生變化。
三、南來文人和「本土性」狀態
承接上文，大批內地移民，中有為數不少的南來文人，筆者認為可以將他們劃分為雨批南來文人。第一批是右派南來文人，他們主要的政治背景是國民黨，對近中國的產主義政權採取批判的態度，並逃離中國到達香港，希望避過共產黨對他們的威脅。第二批是左派文人，他們之所以來香港，實是基於政治上的統戰角度出發，抱在廷安文藝講話中：「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觀，故他們對近中國抱有一個正面的立場，宣傳新中國各方面的優點，認同共產主義中國的新政權。
同時，「本土性」亦已潛伏於當時社會環境的氛圍中，正如本文引言中指出，多數人只討論七十年代後的情況，但事實上，五、六十年代「本土性」已生端倪。所謂「本土性」，其實內含兩個重要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一種族群文化的影響，另外一種是個人自覺性的表現。簡而言之，前者即是一種共同生活的生活方式的表現，後者是可上溯至朱明理學重視內心自覺性的表現，再以當時的新儒家的闡釋來說，即是唐君毅，等學者經常強調的「自覺」，換句話說，本土性實內藏一種「我應該關心我們居住生活的地方」的文化瞬息，而任何族群皆要討論「自覺性」的問題，才可以建立一種屬於他們的本土意識。事實上，香港文化是在眾多文化中的裂縫發展出來，「本土性」的發展亦是夾雜在不同的討論中，而「中國想象」正給予「本土性」一次側面的發展，由此而得出一種非常複雜的關係。
四、 「中國想像」的產生及特點
什麼是「中國想像」呢？正如上文指出，基於中國政權產生變化，加上香港人口結構改變，成為一種冷戰結構論調底下的「意識形態角力場」 。左右翼的文人會透過香港這個公共空間，作出角力，以爭取大眾的認同。所以，左右派文人亦會依附各自的左右翼文化機關，包括報社及學校，對各自心目中存在的中國作出「想像」，從而用不同的修辭和措辭表達出來，會得出三種類型。
第一類是來自右派文人的「苦難中國」形象。正如張美君分析右派文中的心態，「他們常透過對書寫一個感傷、苦難和淪陷的故國來宣洩他的『反共』意識。」 他們多數透過對文學的手段，將中國想像為一個悲慘苦難的形象，例如曾長居中國內地的馬朗，在《北角之夜》中寫「而春野上一群小銀駒似地」一句，反映他對故土懷念，力匡在《北窗集》中寫「朔風」和「苦難」，明顯地滲透他對中國苦難的想像，又如趙滋蕃在《半下流社會》用「暴風暴雨」、「荊棘」和「瓦礫」等具體字眼，建構一個「苦難的中國」的形象，從而透露懷念故國的心情，例如王無邪在《一九五七年春：香港》寫自己厭惡香港，對故國有一份深刻的感情。
第二類是來自左派文人的「光明中國」的形象，對左派而言，透過建立一種「文明中國」的形象，在文學以至文化的領域上，達到政治宣傳的功效，從而把新中國政權合理化和正統化，成為當時文化構成的另一股重要原素。根據張詠梅的分析，五十年代的左派文人以「新中原」心態自居，「對新政權充滿憧憬，左翼報刊往往刊登國內作品作為「示範」建構「新中原」的理想、形象。」 故左翼文人會將將中國寫成一個美好的國家，例如在文學作品中，新中國被朔造成一條引領人民到達光明前途的「新路」，直接歌頌中國甚至共產黨，如于逢《女磨工周鳳霞》寫：「他們是全新一代的工人，熱情、勇敢、而充滿詩意，能夠教會人們怎様工作和生活」 ，光明、充滿生機的「中國想象」被具體地呈現。
上述兩種「中國想象」，雖然名自建構出不同的中國概念，但是它們在建構之餘，同時隱含甚至直接抒寫香港的黑暗環境以至不足處，產生一種歸國與懷鄉的國家抒懷。左派文人會號召香港讀者回歸新中國，例如阮朗《格羅珊》結尾：「我們同祖國不可分割」、「為了慈母般祖國的利益」、「緊扣在祖國慈母的身上」，這同時暗示香港乃形象，例如借文學作品以至電影表達當時貧富懸殊，社會黑暗與及殖民地政府黑暗的社會陰暗面，以加強左派文人的「中國想象」。另一方面，右派文人亦對香港作出批判，著名的例子是趙滋蕃在《半下流社會》中，以惡劣天氣比喻流徙居港的知識份子悲慘遭遇而王無邪等詩人用極度負面的修辭，如「世界不再是世界」（見《一九于七年春：香港》一詩），由此可見左右雨派文人在五、六十年代的大背景下，對香港是抱有一個「他者」的態度，無時無刻作嚴厲的批判，表達他們過客的心態及對各自的「中國想象」。
除上述兩類外，尚有第三類「中國想象」存在於香港當時的社會之中，文化出發點多於政治出發點的，它就是由《中國學生周報》所影響下的「文化中國」想象。《中周學生周報》是由一群南來的年輕大學生創辦，據它的前社長陳特回憶，它的目標是「就像五四運動那樣，產生一個文化上的浪潮」，並「培養學生對中國民族、文化的感情」 由此產生香港的中國文化淵源。他們透現一種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加諸於香港的讀者，葉蔭聰的分析十分刎合：「《周報》的編輯表現出一種欲望，渴望啟蒙本地人……強化了自己的文化權威……建構了她們的民族主體」 的確，當時的《周報》從中國文化主導，透過建立一個抽象的「文化中國」的想象，使讀者關心更多家國情懷的東西，從而認同這個「母體」，但這個「母體」並非左派文人心中的新中國，而是傳統五千年文化的抽象中國。
由是觀之，南來文人透過各自建構不同的「中國想象」，對香港文化的構成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早已潛藏的「本土性」發展，更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接下來將就此進行分析。不過，本文要強調，這只是分析「本土性」的一個側面，而本文不會忽視其他影響「本土性」的因素，但這並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內，故本文不會討論它。
六、複雜的「中國想像」與「本土性」
承接本文第四部份的討論，當時主要有三種「中國想像」，「本土性」在這種環境下，表面上無可發展，但實際上卻從另外一個角度發展起來，當中的關鍵正在「六七暴動」的身上。
事實上，當不同意識形態建立中國想像的同時，社群意識已慢慢地發展起來。無論是左派文人還是右派文人，在所謂的意識形態角力中，各自聚集了各自的支持者，從而建立出一種社群的生活模式，正因為他們各自有「中國想像」在心中故能把他們團結起來。最明顯的例子是左派利用「中國想像」來批判殖民地政府，將「光明中國」對比「黑暗香港」，卻對種影響「本土性」的殖民地因素造成衝擊，「本土性」反而得到發展，促使族群文化得以建立，正如學者吳俊雄所說的「社群意識」，這是在民族主義及殖民主義兩大力量下所形成的本土力量，最明顯的例子是左右派文人在建立中國想像的時候，所用的措辭和文學是非具有香港特色的，電影及文學作品滲入大量的本地語言色彩，揭露香港社會黑暗的方針，帶出族群團結和關心的目的，同時見於左右兩派的文人中。
由純粹的揭露發展成具自覺性的關心，主體性的理解便變得非常複雜，一方面來自左右派文人的中國想像，但同時由抽象的想像無可避免地落入實際生活的討論，所以本土性就在這種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漸漸發展出來。
左右兩派的「中國想像」，其實同樣處於一種抽離於現實的狀態，尤其是第三類的「中國想像」，與中國五千年文化拉上關係，只會令眼前現實的中國變得更遙遠，從而產生一種文化錯置感，一方面既要嚮往，但另一方面卻徒勞無功，正如小思的回憶中所說：「談文化，談理想，談愛國愛民族，話題沈重而偉大，在感情宣洩方面，他們又恰恰相反的表現了軟弱無奈而瑣碎。」 由「文化中國」的想像到現實的無力感，正正影響當時土生土長的年輕人，由純粹談理想與抽象的中國，轉移為關心現實的中國，甚至他們所處身的香港，這批人漸漸成為日後香港文化的重要參與者。
這個情況直至六七暴動時，終於發生重大的變化。六七暴動在左派論述裏是「反英抗暴」的行為，除了一般指為回應大陸文革的舉動外，亦隱含本地人反抗殖民統治的意義，這可以被看作某種意義上的本地性發展。另外，大眾巿民對六七暴動的即時回應是負面的，因為它確確實實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巿民採取否定的態度，進而對左派也不認同，正如張家偉在《香港六七暴動內情》中的分析，「左派陣營在一般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嚴重受損，令五、六十年代已取得一定成績的北京對港工作大受挫折。」 由此可見，左派文人一直所建立的「光明中國」的想象亦受破壞，在當時殖民地主導的論述下，左派的政治宣傳工作失敗，孔誥烽更指「六七回憶經常被多種社會力量重構，並利用來動員起民眾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恐懼。」
此外，當正面的中國想象幻滅，隨之而來的是一種非出於理解中國的「封閉中國」想象，群眾將六七暴動的壞影響投射到中國身上，左派眼中的中國形象蕩然無存，孔氏更認為「六七年的動蕩被構作成為支撐香港本土身份認同的創傷性核心(traumatic kernel)。」 雖然事實未必如孔氏所言，但本土的族群關心的觀念確由六七年起慢慢建立起來，並上承五十年代已開始發展的族群意識，漸漸浮現，對香港有一種自覺性的發掘和理解，更促使七0年代的本土性發展。這亦正如前《中國學生週報》編輯羅卡回憶，「我們開始反省，反省自己在的社會地位」，對社會以至文化都關心多些，明確表示自己會對現實社會投入更多。 由此例可見六七暴動後，戰後土生土長的新一代開始關心社會，本土性才得以開展。
綜合而言，從前左右派的南來文人，共同建立的「中國想象」，在六七暴動下逐漸被香港社會離棄，而香港社會亦慢慢發展本身的社群意識，本土性在「中國想象」的破滅下漸漸在裂縫中生長起來，雖然殖民地因素同時影響它，但建政外同時存著多種不同的可能性，「中國想象」的影響力發揮有限，隨之而來以普及文化所建構出的本土意識及身份認變得重要，發展出具香港語境的本土性特質。
七、 總結
「本土性」其實是一種十分複雜的概念，站在不同位置就會得出不同結論，而戰後香港已有發展「本土性」的因素。不過，本文並非建立一種單向的「本土性」論述，本文亦經常強調殖民主義在建構香港「本土性」中的位置，故本文嘗試由文人的「中國想象」切入，分析它的變化如何影響「本土性」的發展，揭示兩者關係，希望能剖析及疏理香港文化及社會錯綜複雜的關係。
參考資料: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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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陳特<周報社長陳特漫談周報歷史>
鄭樹森<東西冷戰．左右對壘．香港文化>
羅卡<羅卡回首話電影>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