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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家住上海的張愛玲獲得倫敦大學的獎學金，準備前往留學，卻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而改入香港大學文學院。於是香港就成為張愛玲筆下的一個異世界，在她的幾部作品中，都可以見到她在港生活的影子。

 

當船靠近香港碼頭時，張愛玲就領略了這個城在色彩上的熱鬧。這印象，後來被她用在了《傾城之戀》裡：“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列著的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裡，一條條，一抹抹刺激性的犯沖的色素，竄上落下，在水底下廝殺得異常熱鬧。”她比喻說：“在這誇張的城裡，就是栽個跟頭，只怕也比別處痛些。”

 

這所香港大學，也很有殖民地色彩，坐落在半山腰的一座法國修道院內。管理學生宿舍的，都是天主教的修士和修女。如此，這大學也就有了別樣的氣息。

山路。野火花。港灣夜色。——這裡的許多景色，後來都成了張愛玲小說中人物的“舞台背景”。

 

港大的學生，多來自東南亞，是華僑富商們的子女。即便是本埠和上海來的學生，家境也都相當優越。他們出手闊綽，社交頻繁，有的人上學是有汽車接送的。

那些僑生們英文都很好，但中文水平僅能識字；本埠學生則大多在修道院的書院裡受過教育。

 

張愛玲在這裡，算是窮學生。正如《小團圓》裡所說，“在這橡膠大王子女進的學校裡，只有她沒有自來水筆（只能用蘸水筆），總是一瓶墨水帶來帶去，非常觸目”。為了省錢，她不敢參加社交活動，結果連跳舞都沒學會——因為跳舞要額外置辦衣裙，她捨不得。她學習英文極其努力，可以背下整本的彌爾頓《失樂園》。

 

為了考出好成績，她動了一番腦筋，“能夠揣摩每一個教授的心思”，結果，每樣功課都能考第一。到第二年，港大文科二年級的兩項獎學金，被她一人拿下，大大揚眉吐氣了一回。如此一來，不僅學費、膳宿費全免，畢業後還可免費保送去牛津大學深造。有一位以嚴厲出名的英國籍教授驚歎：教書十幾年，從未有人考過這麼高的分數！經過一番苦學，她的英文逐漸老到，以至可以用作謀生之道了。晚年在美國時，還曾有教授誇她：英文寫作比美國人還地道、還要富有文采。

 

對港大的老師，她多不感興趣，但也有幾個，給了她深刻印象。

 

教西方文學的，是一位紳士氣很足的先生，最愛講莎士比亞，講到忘情處就掏出雪茄來，順手點燃，在嫋嫋青煙中陶醉。

 

教古典文學的，是一位長髯老先生，穿一襲長袍，有仙風道骨的樣子。愛玲喜歡聽他吟《楚辭》：“長太息以掩泣兮……”

 

圖書館是愛玲常去的地方。她喜歡那些烏木長台、影沈沈的書架子和帶著冷香的書卷氣。有幾間舊書庫，顯是好久沒有人來。裡面的象牙籤、清代禮服的五色圖版、大臣奏摺……都讓她有他鄉遇故知的驚喜。在這裡看書，偶爾擡起頭來，能看見窗外斜坡上的花園，那裡有豔紅的杜鵑花。路邊鐵欄杆外就是霧，再遠，就是海灣對面的青山。坐在這裡，心裡有一種君臨天下的安泰感。

她把大學的這三年，當做來之不易的甜甘蔗，非要榨出最多的汁來不可。偶而出去遊玩、拜訪人、談天，都感覺心裡不安，以為是浪費了時間。女同學們形形色色，匪夷所思，對張愛玲來說，這仍是一個他者的世界。張愛玲晚年時回憶：“我是孤獨慣了的，以前在大學裡的時候，同學們常會說他們聽不懂我在說些什麼，但我也不在乎。”但是，有一個女同學卻打破了她的孤獨，讓她狹小的天地一下子廣闊起來。這就是她在港大結識的、情同手足的好友——炎櫻。

 

在港大，還有一件事，在她的寫作史上至關重要。張愛玲在這時期，惟一一次用中文寫了一篇文章，這就是她早期著名的短文《我的天才夢》。寫這文章時，張愛玲才19歲。應該說，一個剛剛成年的女孩，寫這文章的文筆與感覺，都堪稱老辣。此文前半部分寫了自己幼時的各種才氣，後邊寫了自己如何在現實中“不行”。結尾處，便是那句被當代“小資”們掛在嘴邊的名言——

 

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齧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