碩一下上了幾門課，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康培德的景域地理研討跟開在台大社會所的台灣經濟社會發展史，授課老師是柯志明，我承認我是衝著老師的名字就跑去旁聽了（笑），大四的時候就知道柯志明會在台大開課，對開的課程大綱也很有興趣，不過那時候衡量大四下學校會很忙，與其無法專心上課，不如先捨棄。沒想到在碩一下的時候又再次發現他有開課，即使當時知道碩一下可能會很忙，但如果此時不去，以後可能就沒機會了，因為課不是每年開（笑）。
寫了信過去問柯志明能不能旁聽，他很豪爽的回覆：歡迎旁聽。雖然不可免俗的在提起自己的系所時，總會被問起施添福。
這堂課包含我旁聽之外還有六個人修課，不過通通都不是台大社會所，三個台大歷史所；一個城鄉所；一個國發所：一個清大社會所。旁聽除了不用交期末報告外，一樣跟修課的人需要負責輪論文專書的報告。課程主軸依照柯志明本身的研究專長，前半段是清代，著重由番頭家引起的一連串國家、漢人、熟番之間的討論；後半段為日治，著重由米糖相剋牽引出的關於日治台灣經濟發展的討論。
到5/7為止，清代結束，日治待起。清代每週平均有2～4份文章或專書篇章要報告，日治平均一週2份，但多專書。因此如兩個台大歷史在那理討論的，清代部分每個人輪到機率相當頻繁（我曾經連續三週報告Orz），日治機率較低，但一次就是一本書。每次上課的方式是由柯志明先起頭介紹今天要報告的文章間彼此的關係（例如可能是對同樣議題對立面的文章），接著由各位負責報告的人開始報告，報告中間一旦老師覺得報告有誤或需要補充就會插入，常常…講很久。所以理論上每週上課時間由上午9：10至12：00，到目前為止只有第一週Introduction講了兩個多小時，有提早將近半小時下課外，其餘時候都是拖過中午，最長的紀錄是今天，上到下午2點（剛好接他下午2點半的演講）。
雖然課程名稱是台灣社會經濟發展史，但課程內容洋溢著濃厚的「經驗性」的「歷史社會學」研究，這點從授課者身為一位社會學者也很能理解。（歷史社會學研究的討論請見番頭家緒論）第一週歷史社會學導言，這位社會學者開宗明義就說，「有不好的工具（理論）總比沒工具好」，充分反映受到強烈理論取向的社會學訓練下的人怎麼去看待研究這回事。但源於大量經驗性研究成果，柯志明講起理論與研究，很能信手拈來例子，也很強調經驗性研究的重要，認為經驗性研究有其驗證的方式，不必然透過實證量化，以資料呈現的事實現象與邏輯推演同樣可以驗證。有一點我很同意他認為經驗性研究的重要性在於，「研究應該要回歸實際問題」。
清代的部分有一些讀物對地理系的學生來說並不陌生，例如陳其南的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施添福一系列論文、乃至柯志明的番頭家等相關研究，但透過這位社會學者的觀點，我複習並重新理解這些研究的內涵與重要性。尤其是從施添福研究對立的柯志明去看待施老的研究，對我來說是個很難得的經驗。長期以來籠罩在施添福研究傳統底下（敝研究室的歷史地理研究即是），我一直想知道跳脫這個傳統以外，還可以怎麼去看待施添福的研究，怎麼去看待歷史地理？能有這樣的機會有兩次，一次是從康培德，一位同樣是走歷史地理研究的地理學者，但不是施添福系統出身，他的不同觀點可以讓我對地理研究有不同的想法，偏向歷史地理學研究中還能有怎樣的觀點。另一次就是柯志明，直接針對同樣的研究議題，透過事實提出與邏輯思考分析，提出不同於施添福的論述。
或許是源自於社會學強大的理論訓練基礎，柯志明善於針對別人研究成果，透過比較的方式去指出研究盲點。就我看來，他在理論細緻的程度是高於施添福。而課堂中，柯志明也會問報告的學生，你覺得這篇研究如何？你的comment？從這堂課我再次被提醒，該如何跟別人的研究保持一定程度的距離，開始學著如何去思辯與批判。
研究一途，即是不斷地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開創出新的東西。這句話，自17世紀牛頓即如是言。而我卻到了這裡，才深刻的體會到這句話的意涵。
陳其南的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一書揭示透過人群分類指標（地緣、血緣）的演變，去看台灣社會如何土著化的過程。柯志明：在面對生死的時候，你跟誰在一起。
柯志明也是個會講著講著就笑了起來的人，但跟康培德不同的是，他很容易在下一刻又嚴肅起來，是個很認真的人（笑）有人跟我說，柯志明身上總有一股抹不去的哀傷，也許這跟他的家庭背景是有關的。（他父親是柯旗化，白色恐怖期間曾經去唱過綠島小夜曲十餘年）
施添福的文章是從萃豐莊開始回顧起，在柯志明的觀點中，施添福是個十足的經驗主義研究者，透過大量綿密的史料與田野調查，提出自己的研究看法，如原鄉論、國家剝削論。事實上，施老的確也是個不講理論的人，這點他的學生都會異口同聲的這麼說（笑）。記得在回顧施添福鳳山八社研究那週，柯志明不斷強調，看施添福研究要看一位地理學者如何可以將材料蒐羅到這種程度，透過綿密的史料與田野去建構一個小區域的研究，即使他對施添福諸多理論有不同的想法（笑）。例如針對原鄉論，透過比較，可發現施添福中客家人的「原鄉」在不同地區是不一樣的，新竹客家人在丘陵區，但屏東客家人卻在扇端湧泉帶。那麼，客家人的原鄉究竟在哪裡？又例如在屏東平原討論中，施添福透過閩南人種甘蔗，偏向逐利，進而解釋閩南地區社會動亂；客家人種稻務本，社會相對穩定。這種對於社會的解釋卻可能過於直接而單薄。在施添福國家剝削論中，熟番土地在雍正朝後稅收降低，土地卻持續流失，則明顯與國家剝削論論述不符。
清代討論後半段聚焦在以番頭家為核心，牽引出柯志明、邵式柏與施添福的對話。番頭家研究是柯志明對於前人清代官方對熟番統治研究成果差異的疑問，美國人類學者邵式柏以十餘年台灣研究在1993年提出「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一書，說明清代官方統治台灣是基於精密成本計算下的理性統治，認為清代官方對熟番的保護得宜，以致於清代熟番在台北地區保有土地。施添福則以竹塹地區研究說明熟番在土牛界以西土地流失而被迫往山區移動，熟番流失土地的現象則是清代官方賦稅勞役沈重的剝削結果。針對這兩種官方對熟番處置南轅北轍的看法，柯志明立基在兩人研究成果上，更進一步提出自己三層制族群政治的解釋框架。不過在實際研究對話上，邵式柏充滿理論演繹的研究成果，毋寧比起施添福經驗性研究（理論意味薄弱），更成為番頭家一書要對話的對象。
一直到此時我才明白1993年邵式柏提出他的研究成果，3年後柯志明就提出了番頭家的初步研究成果，從施添福三個人文地理區的研究成果出發，擊垮了邵式柏的熟番被保護好的說法。柯志明開玩笑的說，好險他的研究沒有在3年後就被推翻了。學術的殘酷在此，花了很長的時間，卻可能因為資料蒐集、論證疏漏，而被更新更好的論述所取代。而我也同樣驚訝於，有人竟然只花3年的時間看完這麼多史料，進而從這些支離破碎的材料中分析出結果，而且能巧妙的站在前人研究中去發展出新的東西。
簡言之，柯志明採納施添福三個人文地理區（漢墾區、保留區與隘墾區）的概念，注意到官方在對漢墾區與保留區保護的差異，導致熟番土地多分佈在保留區。推翻邵式柏的關鍵在於邵式柏提出的台北地區熟番土地獲得保留是因為他們在保留區內，而保留區內的土地，則是官方為了實施三層制族群政治（柯志明：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官方透過拉攏熟番來防堵漢人往山區跑）而刻意保護下的產物（熟番居間，漢人在西，生番在東），而之所以形成三個人文地理區，則是時間發展下，歷史偶然與制度相互結合的產物。這一個透過地理空間的差異去闡述官方對熟番的治理態度，在我看來是很漂亮的操作。這個族群政治理論的結合歷史發展的偶然（清官方對於熟番土地保護是因應社會經濟局勢而隨時間調整），以及對於地理空間的知覺（理解熟番土地地權制度有地理空間上的差異）。至此，我也暫時性同意柯志明的族群政治理論確實優於邵式柏與施添福的論述。也如他說言，他認為他提出一個比前人更能解釋更多的理論框架，也許日後這個理論又會被取代，但學術的進步不就是如此？
而學術的累積莫過於此，沒有邵式柏對於國家理性的看法提出，以及施添福三個人文地理區說明台灣歷史發展具有地表空間差異，也不會有柯志明的有限理性論述（國家因應對於當時的社會經濟的理解），以及立基三個人文地理區，所形成的三層制族群政治論述。優秀的學者很少，但套句杜正勝的說法，天才也是在某個局勢（結構）中產生。
同時，我也驚訝於一位社會學者對地理空間差異的掌握，並且善用地圖呈現出他論述的重點（柯志明對GIS跟Coreldraw在主題地圖上的運用是瞭解的）。至此，阿川老師曾說番頭家一書挑戰地圖繪製與GIS應用（這裡主要還是指地圖繪製）是地理學專利的想法，這一說法重新在我心裡浮現並重新被理解，意即，地圖的繪製代表著研究者對地理空間的掌握，一旦他們也看見地表空間的差異，並用一個更好的說法去解釋，那麼，地理學生存的空間會更維艱難吧。
從整體研究而言，柯志明的思考主軸仍很社會學，他認為官方治理是考慮當時的社經結構，而不認為清官方治理方式的轉折係因君主一人意志所決定，亦即不若歷史學者那麼側重人物的影響力。但也不完全走向理論的完美演繹，在他的歷史社會學分析架構中，歷史的偶然有著一點影響，亦即他不認為歷史必然朝某一種完美進化發展。不過對於結構的重視，仍反映出他作為一位社會學者的思考。番頭家的一段話很能說明他對歷史社會學的看法（同時也是我很喜歡的一段話）：
「如果說歷史研究裡有什麼空隙可以讓社會學幾進來的話，大概就在這裡：我們透過理論搭建那個偉大演出的舞台。這麼做，獲許減低了機會上演時的意外「驚奇」，但是卻絲毫不減其「震撼」的部分。在深刻的歷史制度內涵了然於心的情況下，人的意志、道德的勇氣、乃至絕望的掙扎，以它更震懾人心的方式展現出來，特別在這場有我們的祖先、親人參與的歷史劇裡。」
在討論到他番頭家寫作時，從提及他原先打算把跟其他人對話的部分刪掉，（如施添福說的那般，自己做好自己研究即可），但可能源自於社會學喜歡跟別人理論對話的性格（？！），抑或本身對於研究是為了提出更好說法的信仰出發，同時相信與別人理論對話的書寫方式有助於幫助別人理解這個議題各個學者是怎麼看，又或許是受到課堂學生的刺激（某學生說：研究者本身應該有道義責任），總之，番頭家的書寫出現一連串與別人對話的痕跡，即邵式柏/施添福認為如何，但根據什麼經驗事實，他們的說法有什麼缺漏，所以是什麼說法會更好的這種書寫方式。
這樣摻雜理論、與前人研究對話的論述方式，比起施添福的論文，確實是比較難懂呀。難怪我之前怎麼讀，都讀不出番頭家一文作者所要表達的真正味道（笑）。結果番頭家只被我拿來當工具書使用（笑，柯志明所說拿他的書當工具書用的人正巧有我一個）不過透過作者親自說明，重新再看一次番頭家，確實是可以玩味出一點這本書在理論辯證上的有趣之處，雖然還是有點硬（笑）。這樣的論文寫作方式，很容易招致其他研究者的批判與攻擊（還清楚的記得當他說：即使這樣容易與人為敵，以及其他歷史學者勸他不要這麼滿時，那股認真的神情）。他的確是，覺得有理就會據理力爭的人哪（笑），無論在研究或是生活上。
即使因為上這堂週五的課，為了念他的書或者準備他的頻繁課堂報告，會讓我從週四開始作息不正常到週日（因為週日康培德的課也有英文讀物要念）。但我仍慶幸我在這學期忙碌的計畫與助理事務中，能親炙體會優秀學者在研究思路與處理研究議題上的風采。
即使，無論以後我會不會走上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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