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美國 反思北大
作者﹕回聲谷（寄自美國）
• 我在美國學習的第一件事﹐是基本的講和寫﹔第二件事﹐是如何讀文獻﹔第三件事﹐是如何做一個自由的人。
回過頭來看﹐北大究竟欠缺了什麼？
我嚮往北大差不多有十年﹐又在北大學了四年本科物理。北大百年校慶之際﹐很有一些感觸。據我的觀察﹐北大的畢業生談起母校來﹐總是以調侃批評為主﹔而清華、科大的畢業生談起母校來﹐總是以讚美為主。北大百年校慶之際﹐眾多的校友已經唱了不少讚美北大的頌歌﹐北大更是借著人民大會堂大大地張揚風光了一番。所以我想在此做做惡人﹐品評一下今天的北大和北大人﹐以維繼母校長久以來的自由和批判的傳統。
北大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之一﹖我想從教學和科研兩個方面談一下我個人的體會。
在北大學的課﹐不可謂不深不難。四年中的三年﹐都是在苦讀中渡過的。我念書的那幾年﹐讀書仍舊是校園裡的頭等大事﹐入校時本系的畢業分配竟然是按照成績挑選。北大理科本科的課程﹐差不多已經是美國研究生的課程。北大物理研究生的入門課程如高等量子力學﹐可能連美國名牌大學中某些專業的物理教授都沒學過。所以北大的本科畢業生到美國念研究生和考試﹐並不費力氣。可能是基於同樣原因﹐中國大陸留學生在美國念研究生課程並不費勁﹐因此而自傲並瞧不起旁人的人挺多。但是在北大的幾年裡﹐我對科學的經驗只是考試和做題﹐不要說沒有學到如何做科研﹐聽過多少科學報告﹐就是如何查文獻也基本沒有學過。有外賓的科學報告總有把門的﹐大四以前根本沒有資格進資料室。順便提一句﹐北大的科技文獻大多是盜版影印的﹐最新的也是半年以前的﹔導師不簽字﹐研究生連複印機使用都不成﹔從圖書館借英文科技書一般都是精裝舊板﹐署著“燕京大學”的名﹐被同學們戲稱為“珍本善本科技書”。現在北大似乎建了許多華貴的新樓﹐我但願新瓶裝了新酒才好。
• 我在美國學習的第一件事﹐便是學習基本的講和寫。
語言的聽和寫其實不是主要的問題﹐語言的內容才是主要的問題。
我們大陸留學生說話﹐總有《人民日報》的底子﹐哪怕說點兒簡單普通的事﹐也愛“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弄點什麼理論來打底充氣。所以在美國﹐搞文科的學“後現代”那幾套最輕車熟路。某些北大的老師﹐愛在芸芸學子面前﹐將科學講得高深莫測﹐用哪本教材和指定哪本參考書也是攀比的題目之一。實驗課也是涵蓋得越多越好﹐哪怕學生們其實是在機械地照單照做照抄。比照一下生動活潑的美國的普通物理﹐放任自流的物理教學實驗﹐中國的普通物理一上來便是抽象的教條﹐既像《易經》又像《聖經》。
我在美國﹐才學會如何將一個複雜的問題講和寫得簡單易懂﹐領略到科學的精神其實就是將一個複雜的問題表述得簡單易懂。不信你便去聽聽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科學報告﹐再去聽聽研究生的資格口試﹐一定前者易後者難。可能﹐講和寫的方式便是帶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精神﹐我們的老祖宗們便喜歡引經據點地把簡單的想法複雜化和神秘化。同樣是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中國的“陰陽五行說”便要比西方的“原子說”要艱深博大得多。不僅說話不同﹐學習的方式也不同。
一般地講﹐北大的專業課程總是很難的﹐老師課堂上往往一句廢話也沒有﹐同學們下課便是“消化吸收”和做作業﹐學得好不好也是看考試成績來定。不僅學生如此﹐老師也是如此。在國內參加科學報告時﹐我經常看到老師們如眾星捧月般簇擁著科學名人﹐幾次看見因為一個不深入的提問﹐台下問的人灰溜溜地無地自容﹐台上講的人趾高氣揚地不屑一顧。偶爾聽到老師談老師﹐也是某某於某年某日向某個名人問了某個愚蠢的問題﹐或者是某某曾受到過某位名人的讚賞。一切有點像武俠小說裡高手對掌﹐一口氣喘不對便要粉身碎骨。想必在北大呆久了﹐在專業上沉默是金﹔偶爾一開口﹐也一定要點到穴位上。所以﹐在北大的幾年裡﹐能聽到的科學報告很少﹐倒是關於氣功的講座很多。總之﹐北大在做學問上﹐“認真”和“寬容”調和得並不好﹔學生和老師﹐在科學的領域裡﹐精神上是不太自由的。
在美國上課﹐便要輕鬆得多。課堂上有問有答﹐老師如魚得水﹐學生妙語連珠﹐彼此湯姆、彼得地稱兄道弟。即使是荒誕不經的問題﹐老師也要借機引申一番。的確﹐科學上有什麼是壞的問題嗎﹖我們如果讓中國的“杞人”一直憂下去﹐不怕他憂變了天─中國便可能是牛頓的故鄉和愛因斯坦的故鄉。美國學生一般沒有中國學生知道得多﹐問的問題也天真﹔但好的學生往往能問出好問題﹐讓老師大大地引申一番興奮一場。和好的美國學生一起上課﹐彷彿是在看別人在做有趣的猜謎遊戲﹐自己因為預先知道了答案而只能旁觀﹐心中充滿懊惱和羨慕。
美國學生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他們十分熱愛自己的專業﹐比如學生物的從小便做野外觀測﹐案頭常常放有自己幼時親手采來的標本﹐有的人在假期依然重操舊業﹔學物理的十分熬得住﹐四十出頭一無所有依然熱忱不減。而決定中國學生所學專業的其實是高考分數和畢業分配﹐所以中國留學生們在這裡一有風吹草動便紛紛跳槽轉業。也許過多的知識讓我們早熟了﹐失去了在科學上的童貞和熱情。現在﹐看看國內教育更加起勁地製造小天才和小專家﹐我但願中國未來的人才別個個都是小老頭了。
當然﹐美國並非到處如此﹐一般工學院的課堂風格便比較近似於國內。可能﹐這也正是美國工業界在高科技上拔尖的人物中﹐工學院科班出身的人並不多。總之﹐這種培訓式的教育嚴格訓練出來的人中﹐在科技上勤懇有用“成名”的挺多﹐開闢新路“成家”的不多。
在美國聽名人演講也是如此。名人孤單地來﹐孤單地去。並不因他有名﹐台下問問題的人便顯出膽怯。在美國﹐自由的含義之一便是尊重每個個體﹐哪怕他是多麼默默無聞。相反﹐在中國做個孤獨的普通人﹐是最危險和最寂寞的。一個人稍微在某件事上與眾不同一點﹐便可引禍上身。我們老祖宗的智慧﹐便是盡量消滅自己的個性﹐多往人多的地方站。中國近代史上運動來運動去﹐一大原因便是大家因恐懼而跟著形勢走。在中國做學問﹐也要依附成理﹔大學各系裡的老師往往都是本校本系畢業的同門﹐學術上以校為派。
在美國學界﹐年輕人總想獨樹一幟﹐弄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來玩玩。留校教書被當做“近親結婚”而被人不齒。熱愛自由的人說起話來﹐當然少有顧忌而充滿個性﹐即使說的是科學上的術語。
• 我在美國學習的第二件事﹐便是如何讀文獻。
中國式的讀書最適合用來讀課本和考科舉。書中的每一條都是真理、因為每一條都可能被考到。老祖宗傳下來的讀書方法是﹕讀書要以書為主﹐掌握了一個 “正確”的理論體系﹐就是掌握了真理本身﹐就像武俠小說裡的真功夫﹐都在“秘籍”裡一般。迷信理論體系﹐也是我們中國的特色之一。我們幾千年曾捧著孔孟之道不放﹐孔孟不行了﹐便去找其它的主義﹔找到了馬列主義﹐便當做救國的真理﹔後來又去弄民族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之類玄學。“現代化”便意味著當官的都要去弄文憑。辨証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被官方奉為學科學的指南﹐反過來大學裡同學們昏天黑地的看佛洛伊德、康德、尼采和沙特的理論體系﹐把它們當作“救國救民救自己”的武功秘籍。
在北大﹐“科學”是被當做“真理”來看的。更不幸的是﹐在中國的其他地方﹐“科學”是被當做“技術”的工具來看的。而“技術”更是搞“政治”的工具﹐比如芝麻大一點成果﹐甚至是抄襲照搬引進別人的﹐也要和政治聯繫上、和民族的尊嚴聯繫上。而林林總總的科學文獻中﹐有對的﹐有錯的﹐所以讀科學文獻﹐要懷疑、要分析、要推理、要就事論事、和要旁敲側擊──要“不信邪”﹐要以“我”為主。
美國的研究生課程中﹐讀文獻才是重頭。發展快一點的學科﹐如生物﹐研究生課程常常沒有教科書﹐只有文獻﹐甚至於像聽科學報告一樣﹐十幾位老師輪流傳﹐每個老師講他那一方向的科研﹐留一堆令人頭痛的文獻。美國教育體制似乎並不在乎給學生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而在乎給學生一個分析信息的方法﹐“少談主義﹐多談問題”。我因轉學生物物理而旁聽了一年的遺傳學﹐就是這種風格﹔第二年正式選課時﹐發現內容已經有了許多更新﹐文獻有一半是新的。有的老師還要故意給學生指定“牛屎”文章請學生分析﹐讓學生上上大當﹐讓我們明白即使是科學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和撒謊的地方。遇到問題﹐美國學者的第一本能便是想想“圖像”─想想已知的事實的前後順序﹐而不是像我們中國人那樣開始一頭紮進理論體系﹐或是像俄國人那樣開始解方程式。
在美國﹐一個好的研究生不光要做好項目﹐還要會看文章、能拿主意、懂得究竟為什麼要做這個項目﹐並能放眼未來。而一個研究生如果只被動地讀導師指定的文獻﹐他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科學家﹐最多只能成為一個科學上勤勤懇懇的跟屁蟲。可惜﹐讀文獻的意識在我們中國留學生中並不十分強烈﹐許多人一說便是個人手頭的項目做得有多好﹐但對其它人在做什麼卻所知甚少。
在西方﹐“科學”不是從理論體系開始的﹐而是從事實和信息開始的﹔人與理論體系的關係是自由平等之下人人玩理論體系、而不是像在中國那樣理論體系一直在玩人人。我這裡並不是說理論體系在科學上不重要﹐而是說理論體系不應管得過寬過細﹐成為獨裁人的思想的東西。在西方﹐“真理”是被當做“科學”來看的。半個多世紀以後﹐我終於理解了北大老校長胡適忠告要“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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