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的所謂政治學主流研究，圍繞在「民主化－民主轉型－民主鞏固」的議題上。儘管有諸多本土化與反全球化立場對此一研究典範的批判，但仍無損於這個研究議題在整個學術資源分配上的比重。其中，有論者從方法論批之，或有從本體論與知識論角度批之，而更根深蒂固的一個思考切入點，是這種民主化論述對於我們所處的政治社會的關係，換個方式來說，民主化論述宣稱一種科學實證性的研究，是否真能擺脫規範性發展價值的引導，而使其成為一種科學化的政治科學，而非意識形態化的政治論述？
這些紛紛擾擾的論辯，相信在此一領域的研究者已知悉了然。我想提出的是另一個現存越來越嚴重的社會發展問題－即貧富差距，與後民主轉型中的民主社會鞏固間的相互關係。
大概在一個月前左右的商業週刊，作了一個封面的專題報導，引起了許多輿論的關注與探討。該期封面是一位南投果農的小女孩小如，蹲在一個鳳梨樹前，正以極度渴望的眼神與心情，問鳳梨什麼時候可以長大，因為他爸爸說，等鳳梨長大了小如就能夠上學去讀書。雜誌內，陳述著另一個對比性的故事，照片的主角是台北一對蔣姓女主播及她的主管老公，以及與小如相近年紀的小女孩。在尋常的早晨裡，夫妻兩桌上擺滿了中英文的當日報紙，小女孩正開心的看著英文的故事書，簡單的土司、蛋、牛奶早餐，散佈著一家三口兩代間無限的人生希望。
照片與故事背後所表達的訊息，自是一種極端生活品味與物質享受的差異，更強烈的，是貧富差距的社會裂隙已經在代間的延續形成了一種新的階級問題。小如的過去、現在、未來充滿著不確定，希望越來越成為一種遙不可及的夢想，唯一能夠企及的是最基本的教育環境與生活情況；相對於台北主播家庭的小朋友，她的過去、現在、未來充滿著握實感，希望可以簡單的轉化成所需的慾望，最苦惱的恐怕是如何在菁英的群體中獲取更高點的社會位置。
富裕不是一種罪惡，但面對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的社會，這樣的落差足以造就社會騷亂的挫折感。進一步的反思到台灣民主社會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民主化理論所奠基的社會基礎。民主化與民主轉型的重要社會動力，來自於中產階級的力量。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所形成的廣大中產階級，在意識形態與群體心態上，都是催促進一步民主化與民主社會同時兼顧穩定與進步的核心。中產階級提供對政治體系的需求與支持，從而健全與合法化了整個國家機器的運作機能。從解嚴初期的五到十年內，台灣的中產階級社群對於整個台灣政治社會的發展，確實發揮了決定性的根本力量。
然而，如今的貧富差距，卻可能是繼續讓台灣中產階級削弱與減損的因素。國家一昧的在對抗性的發展中尋找既大又集中的產業力量，在人口就業市場中偏頗的遷就了特定既有菁英層的意識導向，而使得社會正義觀念不斷的在捏塑的偽「主流」輿論中，被打擊為「遑顧大眾的幼稚左派」，從而變成邊緣聲音、終至自然消音。我不知道民主鞏固論者會如何看待貧富差距問題？或許他們也贊成現階段政府應該積極的投入社會公平正義概念，只是，這對於民主化理論本身是否產生了打擊？也就是說，民主轉型中的中產階級，壓根不是什麼社會的中流砥柱，而是意識形態主導者藉集體群眾力量為工具的虛晃概念。在民主需要轉型的過程中，不斷的生產「主流中產階級」的虛假全稱，用以排除舊政權的菁英勢力，也用以排除中低階層的基進勢力，將「中產階級」拿來當作是意識形態主導者任意捏塑的泥人，以利用來作為實踐資本主義民主化的鼓譟幫眾。長久而言，當民主轉型已過，所謂的民主鞏固，套句行話說，就是「新階級」成就來臨的時代了。之後，沒有了中產階級，只有新富階級，以及新貧階級。
資本主義民主化，越看越像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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