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逢祿:《左傳》不傳《春秋》、《春秋左傳》是劉歆作偽而成＠gog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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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逢祿:《左傳》不傳《春秋》、《春秋左傳》是劉歆作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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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逢祿:《左傳》不傳《春秋》、《春秋左傳》是劉歆作偽而成

略述劉逢祿對《左傳》的攻毀

2014年07月03日09:31來源：此文原載《現代哲學》2007年第3期作者：黃開國

　　《左傳》與《公羊》在漢代就勢不兩立。西漢時，《公羊》被立於學官，顯赫一時，而《左傳》只能在民間流傳;從西漢末年到東漢的今古文經學之爭，也主要表現為《公羊》與《左傳》的高低是非之爭。自鄭玄以古文經學混合今文經學，《春秋》三傳一直通行的就只有《左傳》，《左氏》學幾乎成為《春秋》學的代名詞，《榖梁》與《公羊》則幾成絕學。因而，不否定《左傳》，就不能確立《公羊》在《春秋》學中的正宗地位。劉逢祿以發揚《公羊》學為己任，除了正面發揮董仲舒、何休之學，還必須否定《左傳》。激烈的批評《左傳》與闡發《公羊》學，成為劉逢祿經學思想的二個同樣重要的方面。劉逢祿的攻毀《左傳》，是經學史上第一次系統的否定《左傳》;《左傳》不傳《春秋》，《春秋左氏傳》是劉歆作偽的產物，則是劉逢祿否定《左傳》的主要觀點。

　　一、歷史上對《左傳》的質疑

　　對《左傳》與《春秋》的關係，漢代的經學博士就有《左傳》不傳《春秋》之說，因而，反對將其立於學官。自漢以後，歷代有人懷疑《左傳》不傳《春秋》，朱彝尊《經義考》第169卷載有歷史上懷疑《左傳》不傳《春秋》的各家論說。張廣慶的博士論文在《經義考》所言之外，還指出了一些懷疑、否定《左傳》的說法。如中唐趙匡以為，《左傳》非左丘明所作，《漢書》雲左丘明授魯曾申，申傳吳起，自起六傳至賈誼等說，皆近世儒者，欲尊《左氏》，妄為此記(參見（唐）陸淳《春秋啖趙集傳纂例·趙氏損益義第五》卷1)。元人吳萊說：“左氏約經以作傳，……晉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末，與《公》、《谷》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廣採他說，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哉？”(參見《淵穎吳先生文集·春秋舉傳論序》卷11)明人趙時春謂《左傳》以漢為堯後之說，為王莽時人所附益，欲助莽篡漢(參見《趙浚谷文集·史論》卷9)。由上可知，漢代以後對《左傳》的懷疑、否定，較早的是晉代的王接，形成一股風氣則開始於唐代的啖助、趙匡，而在宋代得到發展，被較多的人所認同。在清代，先於劉逢祿的孔廣森、莊述祖都有《左傳》不傳《春秋》之說。但是，懷疑《左傳》的人數在經學界一直是少數，影響不大，學術界多數人的主導觀念還是承認《左傳》是傳《春秋》的。

　　這些懷疑、否定《左傳》的言論，或是從左丘明與左丘的不同，或是從《左傳》與《春秋》的關係，或是從《左傳》與史籍的聯繫，或是從《左傳》的語言，或是從《左傳》的流傳，或是從《左傳》的內容等不同方面，指出了左丘明非《左傳》的作者，《左傳》詳於事實，略於微言，不傳《春秋》，《左傳》有後人增益、劉歆犀入的內容。這些說法都往往是只言片語，也沒有較為充分的論說，更沒有以專著的形式系統地闡說這些觀點。所以，在劉逢祿之前只是存在懷疑、否定《左傳》的零星論點，還沒有形成一個由系統論點所組成的完整思想，在學術界並不占主導地位。但是，這些觀點卻是劉逢祿否定《左傳》的先聲。劉逢祿否定《左傳》思想的直接來源，則是莊述祖否定《左傳》的觀念。劉逢祿正是在直接承繼莊述祖的思想，並吸收前人懷疑《左傳》的各種論說的基礎上，才著作了全面否定《左傳》的著作，通過辨析《左傳》與《公羊》的不同，及其《史記》、《漢書》等有關《左傳》的記敘，首次系統地提出了《左傳》不傳《春秋》、《春秋左傳》是劉歆作偽而成的思想，而在經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反響，更對隨後清代的學術思想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

　　二、《左傳》不傳《春秋》

　　《左傳》不傳《春秋》是劉逢祿否定《左傳》的根本觀念，這涉及到《左傳》一書與作者左丘明兩個問題。關於《左傳》一書，劉逢祿的看法是，《左氏春秋》與《春秋左傳》是兩部不同但又有聯繫的書。前者是左氏所著的史書，後者是劉歆的偽作，劉歆的偽作是依托左氏之書的。就是說，《春秋左傳》是從《左氏春秋》，經由劉歆的改竄增益而成。在劉歆之前，沒有《春秋左傳》，只有《左氏春秋》，而《左氏春秋》與孔子所著的《春秋》是毫無關係的。劉逢祿說：“《左氏春秋》之名，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所據舊名如此，故西漢太常博士皆以左氏為不傳《春秋》。其改稱《春秋左氏傳》，蓋始於劉歆《七略》，而東漢人以偽傳偽，《尚書偽孔傳》託於安國，而有稱《春秋左氏傳》之言，此作偽明證也(原註：太史公從安國問故，豈有史公所見尚是《左氏春秋》，而安國乃先見劉歆所改名之《左氏傳》者哉)且其書不盡邱明之本真，故《漢書·劉歆傳》雲：'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而公孫祿議曰：'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廣膏肓序》)他認為《左氏春秋》與《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從書名上說是相同的，應該是同一性質的書，《晏子春秋》等名為史書之名，所以，《左氏春秋》是一部史書。他在批評鄭玄時說：“君子識其大者，經意也;其次，識其小者，《左氏春秋》說也。”(《申膏肓》)《春秋》的經意是大，《左傳》的史實是小，這是從大小來區分《春秋》與《左傳》的不同，肯定《左傳》的史書性質。在劉歆之前，只有《左氏春秋》之名，而無《春秋左傳》之名，《左氏春秋》被改名《春秋左傳》，開始於劉歆。自劉歆改名《春秋左傳》以來，《左氏春秋》就失去了原有的本真。所以，劉逢祿的否定《左傳》有二層意思：一是否定《左氏春秋》與《春秋》有聯繫，二是否定經劉歆改竄過的所謂《春秋左傳》。前一層的否定是從根本上消除《左傳》與《春秋》的關聯，後一層的否定則主要是指斥劉歆的作偽。

　　劉逢祿否定《左氏春秋》，多據太史公的《史記》為說。他以為《史記》成於劉歆之先，沒有劉歆的改竄，是可據以為說的信史。故《申墨守》、《廣墨守》多據《史記》，發揮其說。如他否定《左氏春秋》的主要觀念，就來自《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的如下一段話：“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劉逢祿正是依據這段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雲魯君子明非弟子，故不列於仲尼七十二弟子中也;因孔子史記，明在孔子身後，但見魯史，未嘗口授微言之作傳也，曰《左氏春秋》，與鐸氏、虞氏、呂氏之《春秋》並列，明其為記事之書，非說經之書，故不名《左氏傳》也。此太史公所見原本如此。……其改稱《春秋左氏傳》，自劉歆《七略》始。”(《廣膏肓》)左丘明非孔子弟子，其書據史記而成，其名與先秦史書之名相同，《春秋左傳》之名出於劉歆之偽，而歸結到一點就是《左氏春秋》是不傳《春秋》的史書。但是，完整地閱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整段話，就可以看出司馬遷不僅將《左氏春秋》與鐸氏、虞氏、呂氏之《春秋》並列，同時首先講到孔子著《春秋》，在結尾處又有董仲舒推《春秋》義之語。這說明司馬遷不僅將《左氏春秋》與《呂氏春秋》等並列，同時也與《春秋》、《春秋繁露》等書並列。如果說與《呂氏春秋》並列就是不解《春秋》，那麼，與《春秋繁露》尤其是與《春秋》並列，豈不就一定是解《春秋》之作呢？所以，司馬遷的本義並沒有否定《左傳》與《春秋》的聯繫。劉逢祿的論說，帶有先入為主的意向。

　　《左傳》原名《左氏春秋》，確是劉逢祿的一大發明。此說也有充分的史料依據，台灣學者程元敏先生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疏證》為之證明說：“所謂《春秋左氏傳》，原名《左氏春秋》)，上引《史記》之外，亦見《漢書·河間獻王傳》'立《左氏春秋》博士'、《儒林·房鳳傳》'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後漢書·範升傳》'韓歆欲為《左氏春秋》立博士、《左氏春秋》復以比類及《左氏春秋》不可錄者三十一事'、《賈逵傳》'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它書或省稱《左氏》或《左氏傳》，此不具錄)，而杜《序》下文尚曰'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西漢末，劉歆始改名為《春秋左氏傳》，《漢書》卷三六《劉歆傳》：'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此以《左氏春秋》為解《春秋經》之傳，是易名為《春秋左氏傳》矣，故大體據歆《七略》撰成之《漢志》遂著錄《左氏傳》，《漢書》亦多處稱《左傳》，而歆與其弟子鄭興合著《春秋左氏傳條例》及《章句》。”(《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疏證》第32~33頁)在漢代，以《左氏春秋》稱呼《左傳》是一個普遍現象《左氏春秋》之名先於《春秋左傳》，也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但是，從《左氏春秋》之名，是否就可以說《左氏春秋》不傳《春秋》，卻是另一個問題。

　　如果只是從《左氏春秋》的書名來論說不傳《春秋》，未免不能令人信服。所以，劉逢祿還從《左氏春秋》的文體等方面論證其與《春秋》無關。他說：“《左氏》舊文之體，如《春秋》前，則云'惠之二十四年'，獲麟以後，則云'悼之四年'，本不必拘拘比附《春秋》年月。自歆改竄，而舊文遂亂。……而《左氏》之真，不可複見，則其罪尤不可逭也。”(《廣膏肓》)劉逢祿以為《左氏春秋》原文的文體是以“惠之二十四年”、“悼之四年”等來表述的，與孔子的《春秋》不類，現存《春秋》日月相比附的文體是劉歆改竄的結果。他曾多次論及這一點：“左氏後於聖人，未能盡見列國寶書，又未聞口授微言大義，惟取所見載籍，如晉《乘》、楚《檮杌》等相錯編年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經。”(《廣膏肓》)《左氏春秋》原本非傳經之體，只是相錯編年的史書，與晉《乘》、楚《檮杌》相同，同孔子的《春秋》毫無關係。而且，《左傳》的篇數與傳《春秋》的諸傳篇數不合，並多有附會的鄙倍之譚：“又歆以秘府古文書經為十二篇，曰《春秋》古經，不知《公》、 《谷》、 《鄒》、《夾》皆十一篇，乃夫子親授舊本，歆惟既造古經，故遂敢於續經書至三家分晉，尤妄作之顯證。其傳中則附會魯君子左丘明之語，多設為君子曰、書曰云云，類多鄙倍之譚，聖門五尺童子所勿道，致唐宋以來攻《左氏》者，皆以為口實，則歆欲為《公羊》之蟊賊，先為邱明之罪人。”(《廣膏肓序》)傳《春秋》的《公羊》、《榖梁》諸書都是十一篇，而《左傳》則有十二篇，還有所續孔子《春秋》之後的記載，不僅篇數不合傳《春秋》各書的篇數，而且還有《春秋》所無的所謂續經部分。劉逢祿說：《左氏春秋》是左丘明“自為記事之史，故其書自魯悼趙襄而止，其為不傳《春秋》明矣”(《廣膏肓序》)。他特別指出《左傳》的續經背離經意：“孔子生卒，謹書於傳記，宜也;而附於經，則經為夫子家乘矣。夫子作《春秋》，遊、夏不能贊一辭，不識後有劉歆之徒狂悖如此。而賈逵、杜預誣及弟子，是深惑於'左氏親見聖人'之說也。”(《廣膏肓序》)劉歆的續經是狂悖之至，而賈、杜相信其說，就不僅附益了《左傳》，而且是對孔子弟子的莫大誣衊，把聖人之經變為了夫子家乘;《左傳》的內容又“多鄙倍之譚，聖門五尺童子所勿道”，如“妄生異說”，“好記瑣事”，“好言怪力亂神之事”(以上所引皆見《申膏肓》)，不僅不傳聖人微言大義，而且有許多地方直接與聖人之道相違背。這些都表明《左傳》是不傳《春秋》之書。

　　但是，《左傳》是否不傳《春秋》在歷史上就有分歧。在朱彝尊的《經義考》關於《左傳》考的部分，除了前引懷疑《左傳》的內容外，還有大量歷代肯定《左傳》傳《春秋》的論說，而且這是劉逢祿之前關於《左傳》的流行觀念，較《左傳》不傳《春秋》更有影響。劉逢祿的《左傳》不傳《春秋》，也遭到李慈銘、陳澧、章太炎、劉師培、葉德輝與今人的批評。如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的路新生先生就撰文駁劉逢祿《左氏》不傳《春秋》之說，文中引用大量漢代經學的史料，而得出與劉逢祿截然相反的結論：“綜上所述，漢代的學者層中視《左傳》 '解《春秋》亦即'傳'《春秋》者本數不勝數，且上舉張敞、嚴彭祖、翼奉、龔勝、杜鄴，均學出今文，他們亦明指《左氏》傳《春秋》。這樣，自從《左氏》傳衍，形成一'學'以來，從先秦到漢代便存在著一個未曾中斷的、視《左氏》為《春秋》之'傳'的傳統。”（《駁劉逢祿<左氏>不傳<春秋>》）的確，劉逢祿由《左氏春秋》之名判定其不傳《春秋》，這與漢代經學史的實際是不相合的;尤其是漢代的諸多今文經學家都以《左傳》為解《春秋》之書，更是對劉逢祿的《左傳》不傳《春秋》的反證然而，劉逢祿的《左傳》不傳《春秋》乃是由《公羊》學家的家法出發，而排斥其異己的理論表現，並不是嚴謹的歷史考證。所以，並不能以其不合於經學史的實際，來否定劉逢祿此說。恰恰是有了《左傳》不傳《春秋》之說，才使劉逢祿的經學更具有《公羊》學的特色，也才使他的《公羊》學成為較為完備的理論。

　　劉逢祿還從《左傳》的作者左丘明，來否定《左傳》與《春秋》的聯繫。關於左丘明，歷史上多有異說。對左丘明時代與身份的確定，對《左傳》的成書與性質認定有著直接的關係。一般都肯定左丘明就是《左氏春秋》的作者，但是，左丘明是否是孔子的弟子，與《論語》中孔子提到的左丘明是不是一個人，卻有不同的看法。肯定《左傳》傳《春秋》的人基本上都以左丘明是孔子弟子，還肯定左丘明曾與孔子共觀《史記》，而以《左傳》不傳《春秋》的人，多認為左丘明非孔子弟子。劉逢祿認為，左丘明不是孔子的弟子，也不是《論語》中提到的左丘明，因此，“無所謂(孔子)與丘明共觀史記之說”(《廣膏肓》)。他根據《左傳》舊文有“悼之四年”，而斷定左丘明是魯悼公之後的人，“邱明蓋生於魯悼之後”，“魯君子左丘明非《論語》之左丘明”(《廣膏肓》)，其身份是戰國時期的一位良史。他說：“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而多識。本未嘗求附於《春秋》之義，後人增設條例，推衍事蹟，強以為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為尊之，實則誣之，左氏不任咎也。觀其文辭瞻逸，史筆精嚴，才如遷、固，有所不逮，則以所據多春秋史乘，及名卿大夫之文，固非後人所能附會。故審其離合，辨其真偽，其真者事雖不合於經，益可以見經之義例。如宋之盟，楚實以衷甲先晉，而《春秋》不予楚是也。其偽者，文雖比於經，斷不足以亂經之義例，如展無駭卒而諡，單伯為王朝卿，子叔姬為齊侯舍之母，鄫世子為魯之屬是也。事固有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餘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於大義，孤章絕句之依附經文則，冀以存《左氏》之本真。”(《廣膏肓序》)

　　左丘明是戰國時期的一位良史，其才能在司馬遷、班固之上，而《左氏春秋》是一部“文辭瞻逸，史筆精嚴”的歷史巨著，非後人所能附會。雖然有劉歆的改竄，但是，只要將左丘明的原書與劉歆所添加的書法凡例等分開，就可以離之雙美，而存《左氏春秋》之真。劉逢祿此說雖有讚美史書的《左傳》之義，但肯定左丘明是一位戰國時的良史，也就否定了左丘明與孔子的關係，而肯定了《左氏春秋》是一部史書，自然也就不傳《春秋》了。劉逢祿不止一次地自許，他的發明《左傳》不傳《春秋》，不僅是《公羊》的功臣，而且更是有功於《左傳》與左丘明。因為有了他的這一發明，才使《左氏春秋》得以重見天日，恢復其本來面目。

　　三、攻劉歆作偽

　　劉逢祿認為，原本不傳《春秋》的《左氏春秋》變為《春秋左傳》，並被認為是解經之書，這一切都出自劉歆的作偽。劉歆與《左傳》的關係，在《漢書》中有二段最重要的記載。其一是《漢書·楚元王傳》：“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谷粱》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 ……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二是《漢書·王莽傳下》：“公孫祿曰：'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

　　劉逢祿以為以上二段記載，一正一反，就是“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依經飾《左》、緣《左》、增(左》”，為劉歆所為的“明證”(《廣膏肓》)。張廣慶的博士論文《劉逢祿及其公羊學研究》第6章第3節，將劉逢祿所說的劉歆作偽歸納為4個方面：一曰易舊名《左氏春秋》為《春秋左氏傳》，使《左傳》從名稱上依附《春秋》;二曰增竄《左氏》之文，如書曰、君子曰、五十凡例等，使《左傳》從形式上得以與《春秋》相比附;三曰偽作續經，《公羊》、《榖梁》的經文皆為242年，而《左傳》經文有24年(其後還有哀公17年到26年有傳無經的部分);四曰偽託《別錄》，偽造《左氏傳》之授受。此論較為全面地說明了劉逢祿所言劉歆作偽的主要方面。

　　在這4個方面中，劉逢祿談得最多的是第二個方面，即對《左傳》的增竄。這也是他認為劉歆作偽的要害所在。劉歆的增竄主要是襲用《公羊》的義例，以《左傳》與《春秋》進行經傳的附會，一方面以造成《左傳》解《春秋》的假象，另一方面則是企圖“迷”、“亂”《公羊》的義例。故劉逢祿說劉歆：“欲迷《公羊》義例，則多緣飾《左氏春秋》以售其偽。”(《廣膏盲》)僅在《廣膏肓》的隱公篇中，劉逢祿就有多次指斥劉歆的“迷”、“亂”《公羊》義例的記錄：“欲迷張三世及誅得臣之義，實則襲其義，似是而非者也”;“未王命云者，欲亂以《春秋》當新王之義也”;“欲以迷《公羊》不與夷狄，及責不死位之義也”;“欲迷疾始滅之義”;“欲以迷《公羊》賊不討不書葬之例耳”。這些指責涉及到《公羊》學的張三世、《春秋》當新王、異內外、疾始、賊不討不書葬等例，而這些義例都是劉逢祿認為最重要的義例，多屬於三科九旨或是與其相關的內容。可見，劉逢祿的攻劉歆作偽，也是緊緊圍繞《公羊》學的三科九旨來進行的。劉逢祿在斥責劉歆的這些地方，還往往以“此類釋經皆增飾之遊詞，不可枚舉”、“此類皆襲《公羊》，而昧其義例”等語，來說明劉歆的作偽帶有“類”的普遍性。

　　此外，劉逢祿還較多地指斥《左傳》的君子曰、凡例等為劉歆的偽造。他說：《左傳》“凡引君子之雲，皆劉歆所附益，以附會《史記》魯君子左丘明之語”。這是一個全稱判斷，將《左傳》的所有“君子曰”都視為劉歆的作偽。因其是作偽，所以《左傳》的“君子曰者，皆歆所空衍也，不然，何遊談無根若是”。他說：“朱子以左氏所述君子曰皆鄙陋”，但惜其“不知皆劉歆所偽託也”，“凡例皆附益之辭”，“凡例之謬，不勝舉也”(以上皆見《廣膏肓》)。凡例與君子曰一樣，都是毫無可取的，應該完全否定。劉歆臆造的“不赴告，故不書;不行禮，故不書即位之屬，使宋以後謂《春秋》第據赴告之文，別無褒貶，則不特邱明之罪人，尤為聖經之蟊賊矣”(《廣膏肓序》)，不但破壞了《左傳》的本來面目，更危害了聖人典籍的正義。“不但疑惑當時學士，而並疑惑萬世之學士也”(《廣膏肓》)，造成了漢以後的微言大義不得講明的嚴重惡果。

　　劉歆所以要偽造《左傳》，劉逢祿認為有兩個原因。第一，從學術上說，是使《左傳》能夠得以依附《春秋》，以求立於學官。他說：“今《左氏春秋》所有君子曰、書曰云云，及續經之類，皆歆所竄入，以解《左氏》不傳《春秋》之說。”(《廣膏肓》 )劉歆的作偽是為了回應《左傳》不傳《春秋》的責難。對於此點，杜預《春秋釋例》早有明說：“邱明之傳，月無徵文，日之為例者，二事而已，其餘詳略，皆無義例也。而諸儒溺於《公羊》、《榖梁》之說，橫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經傳久遠，本有其異義者，猶尚難通，況以他書驅合《左氏》，引二條之例，以施諸日無例之月，妄以生義，此所以乖誤而謬戾也。……先世通儒而乖妄若此者，由於《左氏》與《公羊》、《榖梁》闕闕者，謂《左氏》不傳《春秋》。世無盟主，聽斷可惑，假取二傳以救當時之事，然亦後進君子所當悟思也。”但是，杜預與劉逢祿之說有很大的不同：杜預之說是為《左傳》作辯護，言其合理性，而劉逢祿則是指責劉歆的破壞聖經。同時，劉逢祿還指出劉歆的以《左傳》依附《春秋》，是為了立於學官。在漢代，只有被立於學官，才算是得到漢王朝承認，也才可以設置經學博士，招收博士弟子員，享有俸祿。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傳》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漢代經學到武帝時的百餘年能夠出現極其興盛的局面，就是利祿使然。劉逢祿的指責劉歆，也帶有司馬遷斥責當時學人追逐利祿的含義。

　　第二，從政治上說，則是為新莽篡國製造輿論。劉逢祿這一方面的指責，僅在《廣膏肓》中就多次出現，如說：“如歆之事莽，真漢之帝族哉”，“歆視餘分閏位為正統，宜其為國師嘉新公矣”;並二次說劉歆之偽是“真莽國師之言也”劉歆本是西漢皇室，卻投靠篡漢的王莽，在莽新被封為國師嘉新公，所以，劉逢祿諷刺他“真漢之帝族哉”，這是反話正說;更多的是直接指責他投靠王莽，在《左傳》中製造為王莽篡國奪權略述劉逢祿對《左傳》的攻毀的理論。這一指責不僅是對劉歆人品、人格的譴責，而且也說明劉歆作偽在政治上的齷齪骯髒。劉逢祿還進一步指出，劉歆的這些偽竄對後世的危害極大，如所謂“歆之黨賊養亂也，甚矣”;“若然，則《春秋》止為阿諛縫君者之藉口耳”;“自偽書法出，而國忠促哥舒之戰，秦檜掣武穆之柄，禍有不可勝言者矣”等(以上皆見《廣膏肓》)。劉歆的作偽不僅危害當時，而且流毒萬載。

　　劉歆作偽是為了迎合王莽，在東漢劉歆之徒賈逵等人又作偽以迎合劉氏。《左傳》文公十三年有“其處者為劉氏”之文，劉逢祿認為：此為迎合漢室之文，“亦歆之徒附益也”(《廣膏盲》)。“歆之徒”雖未明言何人，實指賈逵。《後漢書·賈逵傳》就有賈逵依《左傳》，附圖讖，以證劉氏為堯後之說。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就曾疏證：“傳說處秦為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為漢世初興，損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為證耳。”孔穎達以為此文本為劉歆在王莽當權前所犀入，原本是為西漢劉氏製造血統的高貴性，賈逵不過是引以為說，而劉逢祿則以為是賈逵所犀入。故曰：“賈逵之徒曲學阿世，扇中壘(指劉歆)之毒焰，鼓圖讖之妖氛。”(《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敘》)劉逢祿於此條材料不講劉歆作偽，不過是要突出劉歆的獻媚新莽，對宗室的背叛，並說明劉歆及其後徒的偽作，都是為了迎合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完全是出於卑劣的政治動機，毫不可取。這樣，劉逢祿就分別從學術、政治兩個方面根本否定了劉歆的作偽，也完全否定了《春秋左傳》的價值。因此，劉逢祿儘管對鄭玄之學還較為推許，卻在《申膏肓》中對鄭玄的《針膏肓》，總是一一予以駁斥，以實證《左傳》之非。

　　劉逢祿不僅以《左傳》為劉歆的偽作，還將古文經學在禮制上所依據的經典《周官》，也說成是劉歆的偽作。《申膏肓》就二次言及這一點：“《周官》、《左氏》同出劉歆……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污經蔑禮矣”，“《周官》亦出劉歆，何氏所不信”。此外，劉逢祿還以《逸書》十六篇亦出於劉歆，“未必出於孔壁，劉歆輩增設之，以抑今文博士耳”(《劉禮部集》卷4《釋禮制中》)，序魏源的《詩古微》又否定古文經的《費氏易》等典籍。這說明劉逢祿雖以否定《左傳》為中心，但對整個古文經典都是否定的。以《左傳》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在漢代興起，儘管劉歆是一個關鍵人物，但是，也與東漢初年的一批古文經學家的努力有密切關係。為了徹底地否定《左傳》，劉逢祿在講劉歆作偽之時，也將東漢初年治《左傳》的代表性人物鄭興、賈逵等說成是劉歆的後繼者，說他們也對《左傳》有所附益如說：“自劉歆等妄附書法，而鄭(興)、賈(逵)、服(虔)、杜(林)紛紛聚訟”;“今《左氏》書法、凡例之屬， (鄭)興亦有所附益矣”;“自賈逵以後，分經附傳，又非劉歆之舊，而附益改竄之跡益明矣”(以上皆見《廣膏盲》)。由劉逢祿的這些論說來看，他的攻劉歆作偽，實帶有否定整個古文經學的含義。漢代的今文經學之爭都是圍繞著《公羊》、《左傳》而展開的，劉逢祿的以《公羊》否定《左傳》，既開啟了清代的今古文經學之爭，更由此引發了此後以否定《左傳》為重點的疑古辨偽思潮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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