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針對新聞局丟出限制電視黃金時段播出外來劇集的風向氣球，引發輿論或正面、或負面的評價。在這些討論中，不少單一化理解的標籤被貼附，諸如「鎖國政策」、「錯愛本土」、「抵抗好萊塢」等修辭，將這政策討論的可能，限縮在極小的範圍內，也失去了藉由這一議題，深入省思台灣電視產業畸形發展的深刻成因與現狀之機會。這其中，與其將限播一事寄望為抵抗外來文化、或提昇本土文化的良方妙藥（或毒藥），不如務實地藉此審視如何保障本地演藝勞動者的工作權益。
歷史上，許多論者已然指出，過去限制日劇、港劇的播放，與現在限播韓劇，不可等而視之。日劇與港劇的禁播，有意識型態的背景，卻也有著壟斷電視結構的支撐。當時一樣美言要藉此抵禦文化侵略，但卻在錄放影機與第四台普及的發展下，無法防堵。那現在呢？姚局長說要抵抗好萊塢，可單希冀透過限播，是否就能抵抗呢？近來經常被提及的南韓模式，事實上提供了一個反諷的對比。姚局長的出發點絕對是好的，只是衰弱已久的媒體產業得要全盤構思才能挽救。
限制外片，從來就只是南韓政府「消極」抵抗好萊塢的政策手段，真正使得南韓電影從九零年開始起飛的，是更為「積極」的擴大產業資本等作為。這也是近日許多批評所指出的，缺乏配套的限播，是沒有意義的。連戰與蕭萬長任職行政院長時期提出的亞太媒體中心，也曾試圖將餅作大，在政黨輪替後，卻也無疾而終。對比之下，單單限制電視不得於黃金時段播送外劇，同時放任好萊塢電影的進口，這樣究竟能產生怎樣的抵抗效果，實在讓人難以想像。
此外，這個政策要面對的，事實上也並非好萊塢，而是在商言商的商業電視環境。商業媒體營運的模式，本來就有極大化利潤的傾向，在這原則下，跟著市場的喜好趨吉避凶，便在自然也不過。更何況，在過去五年內，媒體市場中整體廣告預算的腰折，更使得電視業者一方面必須精算本益，一方面不敢創新、而只能沿襲成功模式。這也是為何即便韓劇購入成本已從早期的一集兩三萬，到現在的九十九萬天價，業者仍寧願購入的緣故。同樣地，所謂的「本土劇」，不論是台語劇、或偶像劇，也因此是在這樣的保守心態下出現的，而非出自振興文化的誇大之詞。
然而，這項政策仍有值得我們重視，但可惜沒能務實地被提出討論的地方。就在姚局長釋出禁播的政策芻議後，演藝圈對此政策的反應不一，然仔細觀察，整體的意見氣氛，似乎仍對限播一事寄予期待。他們盼望的，不僅僅是本土文化或本土劇的提昇，更關鍵的，應是因此而帶來更多工作機會的政策效應。可惜的是，這般基本的期待，卻總是得遮遮掩掩，並包裝著「本土」、「抵抗」等合法化的說詞。
為何勞動權益的保障，總是只能成為這類議題的花絮呢？事實上，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單靠消極的禁止，是無法放大到積極抵抗好萊塢或提昇本土文化的目的。因此，當新聞局指出要檢討目前電視台自製比率，以及自製節目播放的時段分配，這些議題直接關連到的，更多的是對演藝工作者的權益保障。可當自製率變成重播（新）影片或以老舊影片墊檔的算數與比例問題，或被包裝成以上的神聖使命時，也難怪我們只能務虛的消耗著。由於演藝勞動是創意勞動，個別的明星魅力或光暈，往往遮蓋了創意勞動一如其他勞動的本質，使得勞動的保障孤懸在個別而非集體之上。缺乏勞動意識，也使得演藝人員透過自主的公民團體，積蓄議題能量的力道大減。這些都在在使得這個議題被邊緣化，或去正當化。
禁播、限播與自製比率的討論，當然也無法簡單地解決演藝勞動的問題，然而，與其務虛地爭執是否能保護本土影視產業、或者對抗好萊塢等外來文化，不如將焦點指向對演藝工作者的切身保障。我們不是說要放棄提昇、抵抗等議題的討論，而是寄望更縝密的政策規劃，同時，也希望諸如自製率的嚴格把關，與自製節目的比例調整，與基本合約的設置等與演藝勞動有關的討論，能夠更為清晰的呈現。
姚局長的出發點是對的，企圖提振本土影視產業更是新聞局政策重點，我們也期待政府的善意可以喚起更多的力量加入，讓台灣的文化媒體產業可以在一片「韓流」中突圍。
作者：阮昭雄
世新大學兼任講師
摘至「南主角」雜誌2006.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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