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四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向全民喊話：「沒有改革，就沒有經濟增長！」
接著，日本大藏省於二○○三年十二月指出，十一月的外匯存底，達到六千四百四十五億七千萬美元，比前一個月增加了一百八十三億美元，這是日本外匯存底連續第三個月創新紀錄，且連續四十六個月蟬連外匯存底世界第一。儘管出口貿易熱絡，日本仍處在國民生產所值（GNP）高，國內生產總值（GDP）卻低於世界同期經濟增長。
日本產業總合研究院理事長（前東京大學校長）吉川弘之教授（Hiroyuki Yoshikawa）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日本正在經歷一場「工業轉型」（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這跟兩百多年前的「工業革命」的差別，在於工業革命是單純地將原料變為商品，而當下的日本則是將「產品創新」和「製程創新」兩相結合，創造更為複雜的產業新方向。
這並非是日本第一次轉型，當然，也不是最痛苦的一次。
一八五三年，由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所率領的四艘「黑船」（軍艦），強行進入江戶灣（Edo Bay），將美國總統的書信交給日本，要求日本必須開放港口。眼見日本的弱勢，歐洲各國紛紛跟進，要求日本也同等給予最惠國待遇，因此，長達兩百五十年的「鎖國時期」宣告結束。
對外門戶被強行打開，日本的內部也一樣不得安寧。由於門戶外開的民心紊亂，以及幕府與諸藩的對立，自明治天皇繼位後，就下令討伐幕府，幕府察覺後爲求自保，遂提出「奉還大政」的聲明，政權完全回到朝廷的手上，因此，從德川家康以來的江戶幕府告亡，也結束了鎌倉幕府長達七世紀的武人政治。
明治天皇重攬大權後，施行全盤西化，在政權上，伊藤博文經過歐美專家的指點，研擬出憲法條文，於一八八九年公布，翌年實施。在生活上，於一八七一年頒布《散髮脫刀令》規定服飾、一八七二年規定使用太陽曆，並採星期日休息制，將生活模式趨向西洋化，這是日本第一次的轉型。
全盤西化下的日本，不僅軍事主義抬頭，也同時確定了資本主義的走向，明治天皇全力擴充軍事，尤其是在海軍的部分。當時，向中國朝貢的朝鮮，一直是日本眼中的一塊肥肉，日本不僅曾以改革朝鮮為由干預其內政，更要求朝鮮打開門戶，因此而引起中國清朝的不滿，兩方的積怨在甲午戰爭時爆發。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爆發，奠定了日本在全世界海軍實力的威望。一八九○年後，日本以國家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來發展海陸軍，而一八九三年起，明治天皇又決定每年從自己的宮廷經費中撥出卅萬元，再從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補充造船費用。
因此，當時的日本，海軍實力排名全世界第十一名，中國則是第七，而在甲午一役，日本聯合艦隊卻將中國的北洋艦隊打得落花流水，之後更簽定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十年後的日俄戰爭，日本又痛宰海軍排名前五名的帝俄海軍，舉世譁然之餘，也不得不重新看待這個進步神速的國家，這是日本第二次的轉型。
日俄戰爭後，日本躋身於世界一流強國之列，被譽為「東方的不列顛」。食髓知味的日本，憑恃軍力上的優勢，再加上日本的工業，也因為「馬關條約」的賠款而一躍千里，在日俄戰爭前，戰鬥艦、裝甲巡洋艦等高檔的大型艦種只能向外國採購，但是到了日俄戰爭結束後的隔年，他們竟完成了第一艘日本國產的裝甲巡洋艦－筑波級的首艦。
挾帶著龐大的軍事武力，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的軍艦，而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四年後，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才讓吃緊的戰事畫下句點。日本在二次大戰後，從軍事強國淪為戰敗國，國內經濟一落千丈，民生蕭條，許多人都認為，日本就此將一蹶不振。
但事實上，在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後，日本及台灣，卻成為韓戰最大的兩個受益國，前者在政治上獲得重生，在美國第七艦隊的協防下，台灣免於彼岸帶來的武力威脅；後者則拜韓戰之賜，日本工業生產結構轉為美國製造對付韓國的軍備所需，因而得到的戰爭利益甚多，人民生活水準轉好。在美國金融的大力協助下，加上日本人民的奮鬥精神，經濟狀況不僅扶搖直上，更重新躍為世界經濟強權國之一。
從一九五四年開始，到一九五七年為止，日本的經濟突飛猛進，美國協助日本的基本建設和在日生產抗韓的軍備品，除此之外，日本還變賣軍事物資，這段期間的收入，價值超過六十二億美元，空前的盛況讓後來的日本經濟學家，稱這段時期為『神武景氣』，是戰後的第一次回溫景氣。一九五九年後，還有持續三年的「岩戶景氣」，更帶動了民間的投資風潮。
美國的經營學家阿貝格連（Jamse C. Abegglen），是最早注意到日本戰後經濟快速復甦的外國人士。他在《日本式的經營》一書中提到，日本工業管理的獨特之處，在於員工對公司的忠誠度，遠高於雙方面的經濟利益關係，因此，這一種集團性的知識追求，造就了日本的成功。
掌握這長達廿年的經濟奇蹟，日本開始第三次轉型，除了大量在國內投資之外，在美國也紛紛置產，但是，由於「泡沫經濟」過熱造成金融危機，風風光光的日本卻在八○年代後期，進入了「經濟迷失期」，經濟漸走下坡。
造成日本經濟衰頹的原因，雖然眾說紛紜，但大致上可歸納為政府管制不當、泡沫經濟引發銀行信用危機，以及人口老化的負擔。由於日本政府不信任自由競爭，因此插手干預，反而讓國家的生產力受到阻礙，許多企業紛紛外移中國，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O）理事長山襄曾表示：「要解決外移問題，政府不是採用保護的方式，而是加速日本企業轉向高附加價值的新進工業。」
其次，銀行非理性的借貸行為，也讓企業主的資本無限膨脹，損失龐大卻無法償還，造成資金凍結無法流通。後來，前央行行長速水優曾以收購銀行股票的決定，降低銀行持股；日本金融大臣竹中，也曾以「沒有一家日本大銀行大到不能倒」的經濟法則，鞭促銀行加速清理呆帳，曾讓經濟問題有了新的突破。而日本年齡的分布，比美國年老十歲，較歐洲年老十五歲，讓生產能力顯得欲振乏力。
日本的高儲蓄率
二次大戰前，日本的儲蓄率是全球最低的國家，甚至在戰後，一度出現負儲蓄率。在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的《杜拉克談未來管理》一書中提及，大戰後的日本，無法向外國借貸，亦沒有馬歇爾計畫可以紓困，這時，美國請來一位底特律銀行家道奇（Joseph Dodge），擔任日本的經濟顧問。
道奇建議大幅提高所得稅率，並對高達三百萬日圓的郵政儲金所生的利息，免除所有課稅，這讓通貨膨脹的問題迅速消失，儲蓄率回升，稅收也立即增加。
因此，這個全世界最勤儉的民族，躍升為全球已開發國家儲蓄率最高之國，甚至是美國的兩倍，日本也因此有低廉的成本資金。但是，凱因斯學派卻認為，「過度儲蓄」是一種危險的行為，將會導致消費不足而導致景氣蕭條。
廣場協議
一九八五年，美國經濟疲軟，而日本經濟一片繁榮，為解決巨額貿易逆差的問題，美國聯合西德、英及法國這些工業發達的國家，逼迫日本政府簽署「廣場協議」。協議內容有：採取協調行動、促使美元貶值、反對政府干預匯市的行為，也就是放棄有限浮動匯率，實行自由兌換制之後，日元在短期內暴漲了三倍，進而引發了日本前所未有的經濟泡沫。
而在簽署《廣場協議》時，日本政府本身也是錯估了情勢，過於樂觀卻未料到日圓身價的大漲，反而讓日本部分經濟領域過熱。因此，日本為了力挽狂瀾，趕緊調低利率，放寬貸款限制，引起一陣借貸風潮，這些借貸款項大多數都被拿去投資房地產，而當房地產的泡沫破滅，銀行的呆帳就成為日本長期以來無法負荷的經濟壓力。
美日關係 唇齒相依
世紀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經在其著作中談到：「在經濟史上，一個國家對某個市場的依賴達百分之廿五左右時，在政治和經濟上就有危險，而美國已購買超過百分之四十的日本商品，日本也同樣超過這個危險點。」而杜拉克也點出，美日互依的程度之深，他們自己都未察覺。
在外交上，從美國決定攻打伊拉克之際，日本就一直採取高分貝的支持，除了石油的經濟利益外，也隱含著主導國際的野心，因此被國際被輿論揶揄為「亞洲的英國」。除了派出一千位自衛隊至伊拉克之外，小泉內閣還決定向伊拉克提供十五億美元的無償援助，近年再提供卅五億美元的貸款，這筆援助金額僅次於美國，是英國的五點三五倍，是歐盟十五國的廿一點一五倍，這也是日本自衛隊自九十年代初，頭一次赴戰爭地區，也是自二次大戰以來，日本向海外派遣的重型武器，規模最大的一支部隊。
日本近三年財政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收入 83.7兆 79.6兆 64.1兆
支出 89.3兆 86.4兆 80.3兆
註：收入含稅收及發行公債 （單位／日元）
‧資料來源／日本財務省網站
(本文轉載自獨家報導周刊8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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