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新：上海“四個中心”建設的時代局限性
本文摘要
台中太陽能熱水器清洗價格 上海的“四個中心”建設僅僅是在補工業社會的課；上海應該面向後工業社會明確提出建設“建立國際知識創新中心”的戰略定位。
文 | 王新新教授
在1990年代初，上海確立瞭建設國際經濟、金融和貿易中心的發展戰略目標；後來在十一五規劃中，又增加瞭“國際航運中心”，把這一目標修正為“四個中心”建設（“科創中心”是在20多年後的2015年才提
台中櫻花太陽能熱水器維修出）。在這一目標的指導下，上海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取得瞭很大進步。
但是，發展瞭20多年之後，卻出現瞭意想不到的、令上海多少有些尷尬的事情：一是坊間出現瞭上海和杭州“誰是誰的後花園”話題，甚至由於現在很多上海人成為往返滬杭之間的“候鳥”（居住在上海工作在杭州），有人認為“上海正在淪為杭州的外環城市”；二是深圳和上海都在建立全球科創中心，但是在人們的心目中似乎深圳更有可能。因為這些年來產生的在全國叫得響的創新企業如華為、騰訊和大疆科技等都在深圳，而上海卻沒有產生叫得很響的創新型企業。
這使人們不禁要問，上海究竟怎麼瞭？當然，坊間的議論有些誇張，甚至帶有某種調侃的味道，並不說明上海真正到瞭“怎麼瞭”的地步。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上海這些年的發展似乎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沒有一些城市發展得快，特別是在創新領域。尤其是，若考慮到上海發展的起點比全國其他城市都高——從上海在全國的地位（除瞭北京就是上海）、發展的基礎條件（相比國內其他地區具有更好的工業基礎和大量的科研院所、大學）和國傢給予的政策優惠來看（開發開放浦東新區）——現在上海的發展狀況確實有點讓人茫然。所以問一下“上海怎麼瞭？”也不奇怪。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瞭這種情況？當然，原因是等多方面的，但我認為，其中原因之一是“四個中心”建設的戰略定位與時代發展的要求有點錯位，或者說當年確定的四個中心建設具有時代局限性。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美國和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傢為先導，人類社會開始進入後工業社會（丹尼爾?貝爾，1997）。後工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的不同主要體現為“知識或信息改變瞭地位”（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1997）。這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信息和知識取代瞭資本和勞動成為最重要的資源和經濟發展的核心力量。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說，“如果工業社會以機器技術為基礎，後工業社會是由知識技術形成的。如果資本和勞動是工業社會的主要結構特征，那麼信息和知識則是後工業社會的主要結構特征” （丹尼爾?貝爾，1997）。第二，信息和知識在工業經濟中主要是生產和交易的條件，但在後工業社會中變成瞭生產和交易的對象，即“原材料本身是信息，其成果也是信息”（斯科特拉什，約翰厄裡，2006）。
到瞭九十年代，後工業社會作為一種趨勢出現於世界各主要經濟體。所以，1990年聯合國研究機構提出瞭“知識經濟”的說法，明確瞭後工業社會經濟形態的性質；1996年經合組織明確定義瞭“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第一次提出瞭這種新型經濟的的指標體系和測度。同年12月美國《商業周刊》發表一組文章提出“新經濟”，指出一種新型經濟已經形成（吳季松，1998）。而2000年以來互聯網的發展又強化和擴展瞭信息和知識在後工業社會中的作用。
在後工業社會的知識經濟形態中，很多條件已經發生變化。因此，人們思考經濟的方式和經濟活動的行為方式也都應該隨之改變，尤其是在決策有關一個經濟體發展戰略這類重大問題時，必須站在知識經濟的層面來思考，才能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並占據一國乃至世界經濟發展格局的戰略制高點。而上海的“四個中心”的定位恰恰缺少對這個大時代背景的參照，沒有突出甚至沒有賦予知識經濟和知識產業在上海應有的地位。
上海在90年代初提出的“國際經濟、金融和貿易中心建設（2005年又加上航運中心）”其實還是在完成工業化的時代任務，因為除瞭“經濟中心”是一個總的戰略層面的定位，作
三久太陽能熱水器台中為功能性定位的其他三個中心都是工業社會的現象。拿金融中心來說，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倫敦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紐約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東京成為金融中心。
當然中國作為後發展國傢，上海的“四個中心”建設也是必要的，因為一方面，工業社會的課我們要補；另一方面，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說，後工業社會並不取代工業社會，就像工業社會並不消除經濟中的農業部門一樣，後工業社會中也存在工業部門。但是，作為支撐“經濟中心”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畢竟是補課性質，不能代表社會的發展趨勢，上海的城市發展戰略定位缺少瞭後工業社會的內容，與時代的發展趨勢脫節瞭。直到二十多年後的2015年，上海才提出“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目標，過於滯後瞭。
這期間，深圳已經在科技創新方面走在瞭前面，產生瞭一系列科技創新型企業；杭州已經是互聯網產業中心，而互聯網的實質是知識的連接以及以這種連接為基礎的城市對資源的聚合和控制；即使是偏居一隅的貴州也先行一步，於2014年正式吹響瞭發展大數據產業、構建大數據產業中心的進軍號。上海在面向後工業社會的發展中已經落後於他人。所以上海在面向未來發展的戰略定位方面，要努力發展與信息和知識相關的產業，爭取成為“國際知識創新中心”（信息和知識是一事物的兩面，信息是發出者的知識；知識是接收者理解的信息。所以下文統一用“知識”指代兩者）。否則，上海將在後工業社會中落伍。
那麼上海應如何構建國際知識創新中心？由於科技知識對於人類發展的重要性已經成為常識，沒有人會忽略其重要性，而且上海也於2015年確立瞭建設國際科創中心的目標。所以我們不再討論這個問題，集中篇幅討論知識的另一重要部分。知識不僅包括自然科學知識，還包括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所以，除瞭構建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科技創新中心之外，上海構建知識創新中心還要註重發展以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知識為內容的產業，主要包括文化創意產業和品牌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主要是“版權產業”，即將版權作為主要產品的產業，包括有音樂、戲劇、影視和其他表演藝術、體育賽事、出版、廣播電視、遊戲軟件、廣告、旅遊、工業設計和時尚設計等。網上在討論上海與深圳誰更有可能成為科技創新中心時，有些人認為城市分工不同，上海沒有必要和深圳一比高下，即使深圳是科創中心，它也不如上海。他們喜歡把上海比作紐約，認為紐約也不是科創中心，美國的科創中心在矽谷，但矽谷與紐約不能比。
這種觀點貌似有理，但問題是紐約的科技創新雖然不如矽谷，但紐約卻是美國（乃至世界）的文化產業的中心——即人文和社會科學知識創新中心：它是世界最大的時裝產業中心之一，紐約時裝周是世界四大時裝周之一；它是出版業中心，《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博客,微博)》、《時代周刊》都在這裡；它是媒體產業中心，美國三大廣播電視網總部都在這裡；它是娛樂產業中心，百老匯、卡內基音樂廳、林肯中心、大都會博物館等在這裡。以上海目前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水平，還不能與紐約相提並論。不過，紐約的例子也說明，一方面，文化創意之類的軟產業也可以支撐起一個全球化大城市的地位；另一方面，上海的文化創意產業還有很大發展空間。因此上海應該明確提出“創建國際文化創意中心”的戰略目標。而且，上海的城市特質也非常適合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除瞭文化創意產業，品牌管理也是與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知識直接相關的生產活動。在後工業社會，品牌管理實質上是培育目標顧客頭腦中有關本企業品牌的知識。顧客品牌知識的培育與人文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密不可分。首先，從品牌本身的內容來看，後工業社會的品牌已經不單純是產品實用功能的標識，品牌必須具有自己的內容即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文化涵義，所以品牌本身包含瞭大量人文知識。其次，從品牌傳播策略來看，後工業社會已經不是“好產品自己會說話”（有趣的是，經常說這句話的喬佈斯卻發明瞭“喬佈斯式產品發佈會”）、“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時代瞭。
由於註意力是一種稀缺資源，即使是科技含量很高的品牌，也必須運用合理的敘事方法與顧客溝通，把科技術語轉化為充滿人文知識的、故事化的市場語言，以此吸引消費者的註意力並使其理解和認同自己的品牌。另外，不僅做品牌本身的內容和品牌傳播要使用人文社會科學知識，而且由於品牌管理是一項需要專門知識的運營活動，因此它還會衍生出幫助企業做品牌管理的諸多如設計、廣告、媒介、展覽、會議、咨詢和管理培訓等一系列行業，因此會相應產生一個龐大的運用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品牌產業。因此上海應該把“建設國際品牌創新中心”作為建設國際知識創新中心的重要內容之一。
總之，我國已經進入後工業社會，經濟和社會發展既要補工業社會的課，又要具有前瞻性。因此，上海在建設國際經濟中心的大框架下，既要繼續建設國際金融、商貿和航運中心，也要面向後工業社會建設“國際知識創新中心”，包括科技創新中心、文化創意中心和品牌創新中心。
參考文獻
丹尼爾·貝爾，《後工業社會的來臨》，新華出版社，1997.
馬克斯·H.博伊索特，《知識資產》，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三聯書店，1997.
斯科特·拉什，約翰·厄裡，《符號經濟與空間經濟》，商務印書館，2006.
吳季松，《知識經濟》，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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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洋 HN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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