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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危機
張錫模‧中山大學中山所副教授

中國政府兩年多來的「宏觀調控」並未發生實效，中國經濟繼續加速。根據官方統計，今年五月中國的工業生產增長率較過去兩年為高，較去年同期增長十七．九％，出口較去年同期增長廿五．一％，而中國貨幣供給的寬鬆測量值（M2）年增長率則達十九．一％，遠超過中國政府設定的目標值。再者，從今年一月迄今，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實際放貸的款項，超過官定年度總額上限的三分之二以上，且放貸率持續攀升中。所有的統計數據都顯示，中國經濟正在失控。

中國政府老早就知道中國經濟的災難，而現在，連國際社會也明顯注意到中國的麻煩：恩揚（Ernst & Young）、PWC、麥肯錫全球機構（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菲奇（Fitch）等知名的國際評估公司，以及經濟學人（Economist）、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日本時報（Japan Times）、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等國際媒體，最近都注意到中國經濟的災難。

非理性的中國

很多因素使中國經濟陷入危機，而金融部門的胡亂放貸，是最明顯的要因之一。不過，金融問題只是徵候，根本的問題是中國經濟內在的非理性（irrationality）。

本質上，中國經濟是債務驅動型經濟（debt-driven economy），而非股權驅動型經濟（equity-driven economy）。在中國，企業所獲融資的主要來源，並不是來自企業股票的出售，而是來自國有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直接貸款，而企業取得貸款的要件，並不是經營表現，而是政治．社會關係。

在此一經濟體系中，通過現金的挹注，赤字經年的企業可以獲得融資而繼續生存，而融資有些來自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一些則來自低利潤甚至無利潤的出口所得。結果是經濟資源的掠奪與濫用，以及政府財政．銀行壞帳．企業赤字等三位一體的債務危機。

問題是，如果中國政府大幅提昇利率並強迫銀行放貸必須根據經濟理性來進行，那麼很多企業將會倒閉，並因此導致許多後果。

首先，失業率大幅增加。中國經濟的非理性，迄今已運作經年，且經濟的非理性並不限於國有企業。許多較新的企業，包括外國資本（含臺資）投入的企業，在經營上都不成功或很糟。由於銀行體系的壞帳已相當於中國國內生產的五成以上，這表示經濟非理性的蔓延程度與累積程度很嚴重，同時也表示金融失敗和隱藏的失業率相當高。但是，失業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社會與政治問題。因此，問題是中國能否在政治上擔負得起經濟問題的解決。

其次，在中國，銀行的放貸不僅是經濟行為，更是一個維持中國黨政精英之政治團結的特殊機制。銀行的放貸不僅被當作避免失業惡化的工具，而且充當著避免黨政精英間資源競爭和衝突的政治安排。只要資源的大餅夠大且持續擴大，每個人多少都能分到一份。但是，如果餅開始變小，那麼，在分配的過程中，贏家與輸家就無可避免地會出現。在中國，讓誰的企業破產和誰的企業不用破產，將是一個相當關鍵且足以誘發政治危機的問題。

很明顯地，中國擁有大量資金與存款。這些資金並未多到足以處理整個金融危機，但卻足以讓中國政府將問題拖延下去一陣子。再者，由於共黨黨國體制的特性，中國政府也可以恣意地宣布一些新的遊戲規則與管制措施，以便讓實質破產的企業或銀行繼續運作。

然而，如果中國政府企圖使借方免於經濟災難而不願意處理壞帳，那麼痛苦將會轉嫁至放貸者身上。由於放貸者通常是經濟上較為健康的實體，因而拖延宣布壞帳部門（經濟上的虛弱部門）的死亡，代價將是連帶地把放貸部門（經濟上較強的部門）拖垮。壞帳危機越拖延，整個惡性循環就會越嚴重，最終的結果也將越糟。因此，無論中國政府是否動用政府資源與管制權來延緩企業與銀行的倒產危機，最終的結果只是用更多的未來痛苦來換取現在的喘息時間。

中國的未來劇本

比較而言，當代中國經濟的危機，和先前發生在亞洲的幾場經濟危機，有相當高的同質性。一九九○年的日本危機，以及一九九七、九八年的東南亞危機，是最值得注意的參考指標。以這些危機的發展模式作為參考指標，可以歸納出經濟危機及其後續發展的三種模式。

日本模式：政府運用大量的資源與正式．非正式的措施來緩和危機的衝擊程度，避免採取足以誘發大規模倒產與失業的行動（儘管站在純粹經濟合理性的角度來看，這些行動對經濟體系的健康有其必要）。據此，政治危機與社會危機雖被避免，但代價是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停滯。

南韓模式：政府運用經濟與政治手段，快速地採取行動來重組經濟體系，並以安全措施（包括暴力鎮壓）來處理大規模倒產所誘發的社會動亂。其結果，經濟問題在幾年間被處理，而代價是同一時期的政治緊張（乃至政權輪替）與鎮壓。

印尼模式：政府欠缺管理危機的資源，因而同時遭受金融體系的癱瘓與政治動亂，結果是政治危機（蘇哈托長期政權的崩潰）、經濟衰退與社會動亂。

歸納起來，走向哪一種模式，主要取決於資源多寡與政府的策略選擇。在上述三種案例中，日本與南韓是擁有較多資源的國家，而印尼則屬於資源較少的國家。資源的多寡決定遭遇危機國家之政府的策略選項空間：資源較為豐富國的政府，擁有較大的策略選擇空間。在這種狀況下，該國政府處理危機的策略選項，主要分歧在市場第一原理（以經濟合理性作為決策的首要考量）或政治第一原理（以政治與社會安定作為首要考量並在必要時犧牲經濟合理性）。在上述三個案例中，南韓擁抱市場第一原理，而日本則偏好政治第一原理。

資源的多寡，取決於該經濟體系在過去相當時間內之經濟表現的總合結果，而政府的策略選項，則取決於該政府在危機情境中的偏好，且此一偏好通常由社會．政治文化所制約。在日韓的案例中，兩國政府都擁有較多的資源來因應危機，但因應策略明顯有異。東京當局選擇政治社會的安定（代價是長期經濟停滯），原因是日本的社會特質：一個高度紀律且在文化上頗為一致的社會，且大多數精英與人民偏好共同承擔經濟上的痛苦而非社會動亂。相對地，首爾當局選擇推進強勢的倒產與經濟結構重組，原因在於南韓經濟危機的程度較日本為輕，且南韓的政治文化有較長的鎮壓傳統，因而國家機器擁有鎮壓經濟重構所誘發之社會不滿的較大空間。至於印尼，則因為欠缺處理經濟危機所需的資源與政治權力，致使在危機中陷入經濟．社會．政治體系連鎖崩潰的災難。

以上三種模式，構成一個光譜。遭遇經濟危機的國家，各自處於光譜的不同位置之上。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會在光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應該指出，中國的社會結構與政治體系和南韓與日本不同。經濟危機及其苦痛，並未摧毀南韓與日本的政治體系，因為民主主義所支撐的政體正當性，耐得住經濟危機的考驗。但中國不是民主國家，中國是一個黨國體制支配下的專制國家。並且，就像印尼一樣，中國是一個高度分歧與分裂的國家，且就像崩潰前的蘇哈托政權一樣，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主要仰賴經濟繁榮。當經濟繁榮不再，中國黨國體制的正當性將難以為繼。再者，中國廣袤的國土、異質而分歧的區域，使中國政府也很難像南韓那樣，可以採取單一的、統合型的解決方案。因此，今後中國最可能出現的前景，是大規模的社會與政治不安。

不過，中國共產黨政權雖欠缺統治正當性，卻擁有相當的資源與政治權力。人民解放軍和其他安全部門的力量，在中國無所不在，且隨時會在必要時發揮著鎮壓社會動亂及保護政權的功能。的確，中國政府正橫暴地運用這些暴力機器，鎮壓社會動亂、異議分子，以及一些企業領袖，這表示外界絕對不能輕視中國政府鎮壓社會動亂的能力。因此，中國最可能的道路是增強鎮壓並再度導入系統性的獨裁體制。

在中國共產黨內部，不少人批評中國共產黨放棄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及其社會基礎。這些勢力要求政府將重點轉向照顧內陸地帶的貧困農民，並運用農民的力量，推進再國有化政策，或至少導入嚴重限制自由市場及進行某種程度的財富重分配政策。

在經濟上，這種目標並不具有多少意義。再者，中國迫切需要的經濟合理性，在政治與社會上卻無法獲得足夠的支持。在五或十年間推行嚴格遵守經濟合理性的相關措施，將可以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但在這個過程中，共黨政權卻未必保得住。確實，如果北京當局決定選擇這種策略，那麼，北京當局也將會同時採取強力的政治鎮壓。

北京的策略選項

因此，今後中國可能走的道路，是導入獨裁統治（更為細緻的獨裁統治，就像俄羅斯的普丁政權那樣），接著採行領導層想要的經濟解決方案，無論該方案是什麼。然而，中國存在著一個問題：中央政府（含人民解放軍）的利益，並不等於地方政府．精英的利益。通過吸引外資與市場以外的管道取得融資等方式，地方黨政商精英已深深捲入中國的金融過程。中國的地方黨政商精英，本身已是中國經濟體系之結構性非理性的重要環節，甚至可說是主要旗手。這些地方精英沒有理由停止前進。事實上，他們的最高偏好是目前的經濟非理性運作模式持續下去，而且是盡可能永久地持續下去。

當然，各地方的精英之間，並非鐵板一塊。事實上，中國的政治分裂是多重的，既存在於中央與地方精英之間，且存在於不同地區的地方精英之間。中國沿海各省地方精英和東京、紐約、倫敦等地商業精英的利益一致性，遠高於他們和北京當局之間的利益一致性。沿海各省精英已讓自己整合到國際經濟體系之中，他們的核心關切是維持他們在地方的利益，即令中國經濟整體陷入危機時，他們的核心關切還是如此。與此同時，內陸省份的黨政精英要求沿海各省既有的操作模式應該停止（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放緩），且投資資金的流向應轉到他們統治的內陸省份。沿海精英與內陸精英追求的方向南轅北轍，而北京當局剛好站在這輛雙頭馬車之間。

如果處理不當，北京當局很可能會從雙頭馬車上摔下來。因此，當代中國經濟危機的結果，將是一個深刻的政治危機。只有持續增長的資金能夠讓中國維持現在的政治運作。欠缺這個條件，中國只能有兩種策略選項：集權或分權。

第一種選項是集權型態的路線，即重返某種程度的中央獨裁體制，並在此一體制下處理經濟問題，儘管處理的效能不會太好，但至少，處理決心的訊息非常明確。第二種選項是分權路線，即接受沿海與內陸的分裂、北京當局權威的弱化，以及一段時期的不安定和日漸升高的地方主義。

在主觀意圖上，胡錦濤當局或許有相當的興趣來採取第一種選項；但是，當代中國的客觀現實是，金融危機的規模之大，已超出北京當局的處理能力之外，加上各地方的利益極為分歧，致使集權的選項很難被落實。

邁向政治危機

在最終分析上，北京當局現在採擇的決定，是中國政府允許經濟非理性的後果完全暴露出來的時程究竟會多快。這個問題的經濟答案是讓那些搖搖欲墜的企業倒閉，但這樣做的政治代價過於高昂，致使應有的解決方案一直被延宕而無法果行。事實上，中國政府延宕解決的時間已經夠久了，而延宕得越久，問題就越難被解決，屆時北京當局動用政治與安全手段作為因應的可能性就越高。

當代中國經濟，事實上已經越過問題能夠被妥善解決的時間點。解決經濟危機的黃金時間已經來了又去了，而在這個錯失黃金拯救期的過程中，經濟危機則已經上升為政治社會危機。今後，中國所必須面對的，將是如假包換的政治危機。
（2006/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