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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趕「後現代」流行口號被遺忘的哲學大師（雖然很多人也把他視為社會學家、音樂學家、美學家），在他死後的近四十年後，我又撿起他的著作猛ｋ他的思想。

阿多諾（1903-1969）出生於中產猶太人家庭，自幼就學習哲學和音樂，當初的志願就是當一位作曲家。雖然他也創作了一些作品，可惜並沒獲得認可，（我也一張他作品的ｃｄ，特色不大）但他到老年依然能完美地操琴，名文學家湯馬斯．曼就聽過他演奏貝多芬奏鳴曲，讚不絕口。而我放上的這張照片出現在他《最低限度的道德》一書英譯封底，一雙銳利的、洞察音樂哲學的眼光正凝視著鍵盤，研究他的我，簡直被迷死了！

阿多諾的核心思想就是，人類若要在比他還巨大的自然（包括社會這第二自然）中生存，只有去適應它一途。適應它即是把自己的心智塑造得和它的邏輯一樣。例如，整個西方的理性主義潮流，依韋伯的研究是源自新教卡爾文教派的教義，自律不再由教會所規定，它已內化到行動的人的內心。類比於此，活在這個消費社會中，就是活在一個表面上強調個體，但實質是需要個體消費才能運作的社會，因此，當我們在消費社會中高呼多元主義的來臨時，那只是表象，其本質是這種多元主義背後的客觀事實：唯有社會持續以消貴的形式存在，個體的重要性才有可能。誰主誰從一目瞭然。

然而在進入消費社會前，或說是生產社會，是一個組織性質十分嚴謹的社會：唯有把自己納入生產的組織──無論是被雇用或自行生產──才活得像個人。（消費社會是以此為前提的，請注意，這就是消費社會的客觀事實）這樣說的意思並非指社會強迫我們去接受它所制定的一切，而是經由我們的生活環境、學習、甚至人類理解事物的本能（這裡阿多諾依遁了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請自行參閱，大意是人類天生就有「在思考能上、在邏輯上」組織其周遭事物的能力，只有有形式的事物人類方能理解），我們「潛移默化」地把這套邏輯吸收了，並把它當作理所當然的邏輯。例如，在一個強調統一比個別化重要的時代中，我們很難看到有人會讚同國家分裂是好事。這就是我所謂的瀰漫在整個社會的一種被普遍接受和默許的「組織邏輯」，它是以當時社會所能接受的邏輯為思考或判斷的標準，合我者存，逆我者則死。

音樂和社會的關係，許多人，或說不懂音樂學的人，總是以它的「內容」、「歌詞」「情感」為由，說什麼歌詞表現了現代人的無奈，那些都只是表象。例如大吼大叫的搖滾樂，儘管歌詞極端，但在怒吼後的聽眾會反省什麼？他們只知道政府壓制人，政府不環保，人人要愛，要平等…可是當他們接受這種自以為偏激的「偽價值（pseudo-value）」（請搖滾樂者原諒我的用詞）時，他們只是漸漸受到消費社會的另一種價值的洗禮罷了：人類要形成更大的「整體」，即一個沒有歧視，四海皆兄弟的「整體」。這種「整體」邏輯僅僅是納粹的極端變種之一：納粹以種族優越感為起點，這種訴求則以人類「整體」。為什麼「整體」那麼可怕？因為，它試圖為「凡是是人的」人定下了一套行為，只有合於這套標準的，才是它所界定的「好人」。試想如果你礙於經濟困難，或你不幸地從小就沒機會接受好的教育，你有幸成為這「好人整體」嗎？「你是野蠻人，滾開！」、「你還相信政府的謊言？愚蠢！」就算他們和譪可親地向你說教：「兄弟／姐妹啊，您要悔改，因為您有著可以發揮的最大潛能，只是您不曉得！」首先您比他們矮了一截（這就非「人生而平等」了，至少是默認了「生而不平等」），其次他們試圖把你調整成和他們同一款的人，何來多元？

說太多有關整體性的壞話了，讓我們回到音樂的主題吧！

我們的情感至今仍停留在現代時代（modern era）之中，因為我們無法想像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會是怎樣的世界，我們也想像不出一個沒有源頭、沒有「祖宗」、沒有「整體」的社會是怎樣的社會。在音樂的接受上也是如此。看看音樂會上的曲目，多是接受度高的古典時期至浪漫時期的作品：巴哈、貝多芬、舒伯特，再了不起（也因演奏能力的不足）到個馬勒，德布西，就很嚇人了。蕭士塔高維奇、荀伯克、巴爾托克等的作品就少多了。市場的接受度就是我們時代鑑賞力的接愛度，所以光以市場回答我是沒捉到我的論點。

這些廣被接受的音樂都是所謂的調性音樂，它們有一個特性：結構平衡完整。音樂中的結構即是它的各主題、起始和結束的和聲，這應是主要的要素之二。簡單說來，這些音樂會要求起始於Do音的樂句要結束於Do音或So音，這就限定了主題的旋律走向，因為它不可能走到二度（Re）或四度（Fa）而結束。同時，調性音樂也要求音和音的垂直搭配，比如最流行的三和弦（Do, Mi, So）、五度（Do, So）和弦。這種技術會讓人產生聽覺上的和諧感。也正是這種技術法則，它把許多能產生美的效果的音效納入可使用的技巧，反而這些技巧之外的搭配，例如Do配上Fa或Re，卻是醜的。因此，美和醜的應用就成了作曲技術的根本推動力。如同韋伯在《音樂理性化的社會基礎》一書所提到的，醜正是美的推動力，也就是說，醜的存在僅僅是為了美，為了構成一個美的整體。在這裡我想敏感的讀應該發現了社會和音樂在深深地一致的邏輯了：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有一次阿多諾和他的鋼琴老師討論為何舒伯特的音樂聽起來比貝多芬的更感傷、更可怕？後來他自己的結論是：因為舒伯特的音樂有更多的開放性，而古典主義的貝多芬──以調性為賣點的作曲技法──則無。因此，不是旋律讓人聽了感傷，而是音符如何被組織。就我膚淺的理解，舒伯特並不完全依照調性規定的和弦搭配來結束樂句，這在聽覺上造成不舒適，造成心理上的失落。失落？對！因為我們期待一個「正確的」和弦來結束樂句，結果卻沒有，期望落空，失望油然而生。

總結我對阿多諾的研究心得：應用在社會上：近日在翻譯鮑曼Wasted Lives一書，心中了然，因為他的論點是五十年前阿多諾所闡述過的。現代社會，無論它是生產社會或消費社會，都是一個製造它者並排擠它者的社會。加上我外國人的身份，這份感受更為深刻。應用在音樂上：不要被美妙的旋律所騙，因為它的美只是你所熟悉的美，那只是你所熟悉的社會邏輯所帶給你的安全感的美，你說它歌詞多偏激，但它的組織原則卻是保守得要把裹小腳比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