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 vs. 統一，政治萬萬歲！ 中共迷信無神論、唯物主義，對所有人民都這樣洗腦：「科學至上，沒有科學證明的東西都是迷信」，最終就是要洗掉人對“大自然”與“賞善罰惡律”的敬畏。洗掉人民心中的神，才能讓中共的神－毛澤東－塞進腦海中取而代之。 唯物論認為人只是物質，等於機器，因此十多億人民都變成了沒有靈魂的機器人。 中共要他往東就往東，要他往西就往西，很好操弄。這一群機器人大軍，用來搞中美爭霸不正是很好運用的資源？美國人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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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文)


贰 台湾光复后坎坷的「回归」路

对当前的台湾而言，二二八的历史意义比较不在于国民党军队的屠杀，而在于二二八事件所反应出来台湾的中国属性的神话。诸多对《悲情城市》的评论中，焦雄屏对于《悲》片在这一方面的看法，十分值得参考。她说：「《悲情城市》全片的的重点即在述说台湾自日本政治 / 文化统治下，如何全面转为中国国民党的天下，而这个结构又和台湾历史上一直频换统治者（葡萄牙、西班牙、满清）的复杂传承隐隐呼应。换句话说，二二八事件只是本片的背景，真正的议题应该是台湾的『身份认同』这个问题」（４９）《悲情城市》这部影片，确实是在处理台湾的「身份认同」问题。更明确的说它是在处理台湾的国家属性问题：台湾是如何成为中华民国的。它刻划出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个统治权力的过渡期间，台湾的国家认同所面临曲折的历史转变。它也提醒观众台湾与中国之间的作为两个不同群体的差异与冲突－－例如语言的隔阂、文化与历史经验的差异、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以及血腥的暴力。依何米．巴巴（Homi Bhabha）所言：「国家历史传统的根源．．．既是合纵连横、立基扎根的建设的行为也是充满否定、变动、排挤、以及文化冲突的时刻（”Introduction”５）。台湾的情形亦
不例外。

然而这些冲突，在二二八起义爆发之前，均在中国国家民族主义的「回归祖国」大说辞（grand narrative）下被当时的台湾人容忍接纳下来。这一点在《悲》片中一开始时，欢欣鼓舞的气氛表现得很清楚。由电灯乍亮、林家新生儿（取名「光明」）、新店开张（取名「小上海」）、以及宽美愉悦的叙述口吻，在在象征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的喜悦与对未来所抱持的希望。然而，《悲》片很快地即让观众看见，即使台湾绝大多数的百姓也是一、二百多年前由所谓的「祖国」移民而来的汉人，「回归」实际所牵涉的各个生活层面，绝不是如一句口号那样简单。台湾回归「祖国」的路，如巴巴所说的充满「否定、变动、排挤、与文化冲突。」

《悲情城市》中几段关于日本的情节，首先呈现出即使在意识形态上，台湾人虽视日本为「外族」与「他国」而认同自己为中国人，在生活上与文化上经过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台湾与日本远较台湾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牵连。片中对于日本以极其明亮的灯光、唯美的镜头来呈现宽容对于日本友人的回忆，以及日本少女为青春的美而自杀的故事等对日本的刻划，连日本影评人田村志津枝都直呼「电影中所描写的日本是太美了，过分美化了」（金恒炜１２２）。然而这样刻意美化的描写日本文化以及与台湾人的情谊，无疑是强烈暗示台湾人民脱离日本所不可避免的失落与割舍。例如，日常生活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日本语言与名字（如Hinoe 与 Hinomie）。另外，日本籍校长小川先生以及他的子女在片中乃是宽美与宽荣亲密的朋友，而不是一般刻板印象中凶残的日本殖民者。小川校长的拒绝遣返日本，以及小川静子在致送宽美离别礼物时所表达的依依不舍之真情，皆表达了台湾回归「祖国」时，所必须被强迫放弃的五十年来多少已经融入台湾人民的生活中的日本文化影响，以及彼此人民间私下建立的复杂关系。

另一方面，台湾与常年饱经战乱，又深具仇日的大中国意识的「祖国」之间在接触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的格格不入与不适应，在《悲情城市》中有详细的描写。影片中关于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语言的隔阂。尤其在林文雄与片中上海佬交涉，请求协助释放其三弟一景，林文雄的台语须经过翻译成广东话再翻译成上海话方能沟通，直接地描绘出台湾与「祖国」间的文化鸿沟。然而，为了回归「祖国」统一的「国语」有其绝对的必要。可是，就在这样的强制学习「祖国」的语言的过程中，所谓的「回归」所意表的台湾的中国属性，就如片中教导台湾民众国语的老夫子，那一口带有浓重乡音的「国语」一样的「不自然」。

台湾这个不自然而坎坷的「回归祖国」，在片中一则关于国旗的笑话中显露无疑。为了庆祝台湾光复，所有的台湾家庭依规定都得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因此原本的日本国旗在物尽其用的观念下，全数被台湾百姓改成小孩的内衣裤。然而，新的国旗并不像日本的太阳旗那样容易悬挂，上下左右都一样没有挂反之虞。由于他们完全没有被教导过中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象征意义（例如红色在下方象征诸革命烈士为建国牺牲所流的鲜血），因此有一里长只得依他所熟悉的自然解读法－－「日头出来满天红」－－而将中国国旗反着挂。当他被告知他所犯的错误，而且可能因此被枪毙时，已经过了降旗时间，要补救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国旗的笑话对于国家的本质饶富启示。国旗与国歌等国家的象征物可说是将「国家」这个永远不可及的符旨（signified），取得一种本质与本源假象的重要替代品（supplement of essence and origin）。在国旗的象征下，一个原本抽象的、靠着各种国家符号建构起来的观念，变得状似有形有体的主体，在国家民族主义者的行礼、注目中承接所有的爱国心与激情。而《悲情城市》中的这则笑话，正是截捕到中华民国的国旗尚未在台湾，由随意的符征变成罗兰．巴特所说的「纯粹而单一的指涉功能」（”pure signification function”)，也就是国家「神话」（１１４）。台湾百姓对于「祖国」国家象征的误读，以及误读将招致的死罪，显示台湾与中国所谓「血浓于水」的国家关系不过是语言所建构的神话，由法律的暴力来加以维持的。「祖国」中国并非是台湾要「回归」的国家，而是一套全新而陌生的符号系统，需要从头学习接受的。

尽管回归的过程充满这些波折，然而当时的台湾人要到国民政府以及在台的中国人政治与经济上的迫害，与文化上的歧视几近无法忍受，台湾与中国想象中的自然国家关系才开始受到质疑。《悲》片中的知识分子在一次聚餐会中指出台湾当时的政经问题，包括米、糖等民生用品走私到中国大陆、通货膨胀，失业、以及法律的不公平。然而最重要的是内地中国人对于台湾人的不信任与歧视，以致于台湾人无法担任重要的公职。台湾人因为经过日本殖民统治，因此被看作是被「奴化」了。整个讨论就在之中的林老师反政府的呼吁中结束，要所有受苦的老百姓勇敢的站起来为自己而反抗。

这个反抗的呼吁在片中很快就在林文雄的生活遭遇中找到共鸣。林文雄的故事直到此时一直是仅止于关于地方帮派与生意往来，并不牵涉政治问题。他的政治意识，或者更明确地说，他的台湾国家意识，却在他的三第，因为依「汉奸检肃条例」被指为汉奸被捕之后而警觉。其实由影片中可明白的看出，此一法律不过是被中国商人拿来作为确保走私生意不受台湾人横阻的手段之一罢了。因此，当林文雄在本身也被当作汉奸通缉而躲藏，然后得知此一检肃条例将废止后，忿忿地咒骂道：「法律他们在设的，随在他们翻起翻落。咱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甚么日本人，一下甚么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就没人疼。」在此之前，他对内地的中国人一直是以地域或省籍族群为称呼，例如「阿山仔」（内地人）、「福州仔」（上海人）或「外省人」。在经历了不合理的族群迫害后，他将台湾人与日本人和中国人并置，而将所谓的本岛人由族群认同提升至国家认同。在此同时，中国由血亲相连的「祖国」转成与日本同等的殖民者，只是来欺负与压迫台湾而根本没有善意。同样的，影片中当二二八事件发生初期，台湾民众开始追打外省人时，可听见「你以为你是来这里作王的吗？」因此台湾人民的二二八起义，在《悲情城市》中清楚地指出乃是这样一种愤怒地反中国殖民的心态而起。尽管陈仪再广播中一再以「台湾同胞」相称，中国无论如何已经不是原先的「祖国」而是一个新的殖民者了。

在二二八的军事镇压与屠杀之后，同年五月十六日，台湾省政府正式成立，台湾终究是「回归」到祖国的怀中。前述各种差异与冲突，就在武力的行动中完成了台湾与中国的统一。就如《悲》片结尾宽尾默默承受命运的语调，与银幕上被长镜头圈梏在门缝中默默进食林家存活的老弱，台湾终究成为中华民国的一省，尽管回归的过程充满血腥暴力与悲情。这样的统一，在国民政府四十余年来的戒严统治下，有可能就被遗忘。即使记起恐怕也只是其中的悲情，而不至于成为目前台湾国家认同危机的主因之一。何况以台湾与中国在种族与文化上高度的同构型，假若中国的政治情况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台湾的国家属性极有可能就在二二八后即告确定。然而，《悲情城市》所欲呈现的历史并非止于此，它在末尾将台湾的这一段历史延伸到原先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内战失败后迁台，中国一分为二。历史的转轮使得台湾并未真正回归祖国，反而在一九四九年，「祖国」奔逃至台湾寻求庇护。这样的一个将二二八与中国分裂视为同一段历史的观点，说明了台湾目前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源。而「中国」这个想象的国家统一体在这段历史中的变化，正可提供我们对国家属性的本质一个深刻的了解。

(未完，請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