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8-05 20:54:58 来自: 公子小白 (上海)
因为这本书被“和谐”掉了。只能把读后感放到这里来。写得比较草率,希望看过的朋友提出批评!谢谢!
Part I
把《毛泽东专政始末》看完了。总体来说,比较失望。也直接影响了我独《晚清七十年》的兴趣。在读《毛泽东专政始末》的同时我也在看他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两部书放在一起,别如霄壤。
当然,有的读者还是很喜欢唐德刚的这部书的。但是我为什么说《毛泽东专政始末》写得不好呢?这要看我们如何定位这部书了。如果把这部书作为历史通俗读物,把它和《品三国》之类的放在一起卖,我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失望。但是这部书是作为唐德刚压箱底的《民国通史》系列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多少有些不负责任。
首先,唐德刚在写这部书的时候,历史观多有臆断之处,同时缺乏科学的方法。他在写这部书的时候先有一个所谓“历史三峡”的概念套在上面,认为从清末开始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是中国从帝治转向民治的时期。在这期间会出现不少动荡,就像从长江上游过三峡一样。如果过了三峡,眼前就是一马平川了。而什么时候过三峡呢?唐德刚在《毛》中模糊的表示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叶初期。依据这样一个未加辨析的历史概念来观察中共建国以后的历史,认为毛泽东专政时期是 “帝制的回光返照”。有了大胆的假设,求证却不那么小心。因为唐德刚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特别是讲毛泽东和中央其它领导的矛盾的时候总逃不出“宫闱争斗”“权力倾轧” 的老套路。这并不是说这种分析方法不能用,而是你先要证明,中共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政治结构是另一种形式的帝制。但是唐德刚在这里没加丝毫证明就以想当然的态度一笔带过了。这是一种不科学的方法。而不科学的方法必然导致不科学的结论。比如他在文章中对林彪表示了一定的同情。认为他不过是毛泽东在斗完彭德怀、刘少奇之后既想拉拢,又想打击的对象,目的是最后完成他的绝对集权,“千秋万代,一统江湖”。所以,林彪叛逃,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你唐德刚目前掌握了多少一手资料,就敢如此信口开河?还有,在写文革后期提拔邓小平的时候,说之所以提拔他,是认为毛亲手起邓小平于死囚,厥必感恩戴德,死心塌地。这位周恩来手下第一大将未必会在他百年之后反对他,如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当然事实是如此。《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维系我国当今意识形态的底线。但是,以上种种结论的得出,我们只能说唐德刚“大胆地假设”了,却没有“小心的求证”。
其次,唐德刚喜欢生造名词,行文流畅有余,却不那么干净。比如他将林彪和四人帮并称为“林四”。而且在文中多次出现“林四”,这样的说法比较奇怪。当然,整体上,唐德刚的文笔还是非常流畅,但是,流畅过头就成了油滑了。这点是《毛》一书的最大问题。
如果我们反过头来看他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他对于胡适大赞美国是很不以为然的,在注中加了很多有些“欺师灭祖,离经叛道”的话语。但是你不得不说,当时的唐德刚还是“有七分证据,决不说八分话”的。只是唐德刚到了晚年写文章却有些洪老叫花子加周伯通的意思。这样他的文章的深度就有影响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不是每个读者都追求图书的深度的。甚至在今天,一般的读者是拒绝深度的。或许这就是造就唐德刚写出如此作品的社会原因吧。总之,以唐德刚的史料功夫和治学精神是不至于写出像《毛泽东专政始末》这样多少让人有些失望的作品的。但木已成舟,上帝保佑我读他的《晚清七十年》的时候不至于有如此想法。
Part II
前一次的文章中,我对于唐德刚的《毛泽东专政始末》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但是在批评唐德刚撰史粗糙的同时,自己的这个结论似乎也过于粗糙。毕竟,唐德刚的史学功底是放在那里的。写出这样一本欠水平的作品,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把前一篇文章里面一个没有交待清楚的问题在这里谈一下。即:这是不是一部历史著作?
我的结论是:不是。
依我个人的浅见,历史著作是对于一个时期的社会的某个方面的事态发展进行叙述并分析其内在发展逻辑的作品。它一般承载着三个任务:描述事实、给出评价、揭示规律。无论是进行宏观叙述的钱穆的《国史大纲》,或是进行中观论述的吕思勉的《秦汉史》,还是进行微观分析的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都毫无例外地承载了这三个任务。
但是《毛泽东专政始末》则将此三项任务付诸阙如,或者说,若有若无。除去唐德刚恣肆汪洋的文风和戏谑调侃的笔触,剩下的“干货”没多少。论描述事实,文中多见诸如“这个问题若百万言尚不能言清”的话语,或是道听途说未竟任何考辨的小道消息。论给出评价,则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几乎就是简单的“独夫、暴君,精神病患者”。论揭示规律,则模糊地给出了“地球人都知道”的“中国由帝治向民治转变”。所以说,《毛泽东专政始末》不是一部历史著作,至少,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来读。
但是,把历史当作茶余饭后的闲聊,我还要你唐德刚干吗?唐德刚的优势就在于“跳出中国看中国”。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唐德刚能够在美国生活大半个世纪,并史从胡适,并且毫不迷信胡适的“实验主义”,有自己的思考,这就是他的价值。深处世外的历史学者,更能够客观地看待中国历史,你可以把49年以后大陆的历史捧上天,也可以把那段历史骂得一文不值。但是,结论是不重要的,关节的是证明。靠什么来证明?史实、逻辑、眼光。从这个意义上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还有他的恩师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也可以说近代史研究的跳出窠臼的经典作品。还有98年就出版,最近才刚刚摆上货架的《邓小平时代》,虽然出自记者之手,但是完全可以当作历史书来读,而且有“以资于治道”的分量。相比之下,唐德刚把自己早年发表在台北《传记文学》上的几篇胡乱书写毛泽东的文字拿来拼成一本书,并窜列于其“民国通史”系列,多少有些滥竽充数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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