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記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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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述師生之誼
黃錦樹


　　突然收到電郵一封，向我邀稿。原來是一群龔鵬程教授的學生「想辦活動為他暖壽」，四月底截稿，六月在北京召開研討會。附言，「師生重聚一堂，論學磋藝，以慰吾師懷抱。除請您賜稿論文一篇外，亦懇請惠寄散文一篇，記述師生之誼。」論文不想寫，研討會不會去，散文倒可以寫一寫－－「聊述師生之誼」－－但我想他們不一定會要。

　　幸虧當年碩士班唸的是淡江。那一度是中文系最有活力的少壯派－－以龔鵬程教授為核心－－盤踞的山頭，保守的中文學界反叛者聚義的梁山泊。但我到淡江時大部份青年材俊都招安走了，只剩下日趨頹廢、好杯中物的李正治，仍在兼課但勞騷頗多的顏崑陽教授，陷入中年危機上課常沒準備的周志文教授、聲量很大的李瑞騰教授。幸運的是，其時施淑女教授大概剛升等，在研究所開課。我陸續修了幾門課，頗花了些時間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尤著迷於現在已很流行的德國猶太人本雅明及阿多諾謎樣的洞察力與思辯力；較全面的閱讀台灣及大陸當代的中文小說，認真的寫期末報告，多篇據老師的批評意見略做修改後陸續都發表了。皮笑肉不笑，酷酷從不應酬的施老師，講話有許多逗號，但有一種冷峻的深刻與精準，伴以冷嘲。因長期被淡江學店剝削消磨，論文寫得不多，但其台灣文學研究，理論貧乏的台灣同行無人能及。她給了我許多鼓勵，但似也不宜引述，畢竟那是屬於那個階段的。

　　施老師後來不知從哪聽說我有寫小說，像我要去看了,抿嘴說了些話，我只記得一句:「是新型態的馬華文學。」「有一些特殊的感受」等等。但沒有給甚麼建議。後來也聽說西研所有人「小說寫得很好」,但沒有那個好奇心去打聽。大概是第二年，在水晶（楊沂）的課上（紅樓夢，中文現代小說?）見到了去年自縊身亡的小說家袁哲生，很殷勤的侍候老師。其時也不知道那個傳聞中寫小說的人是他。後來在文壇上重逢時感覺上像是另一人，淡江時期的他似乎形體比較大。有一回課堂報告他套用德勒茲的理論談吳組湘，被我們私下嗤笑。

　　而共同領略新批評文本細讀的，還有一位長我們一兩屆的陳建志，多年以後發現他的小說連續得大獎。

　　那些年，我們最受文壇關愛的同齡人駱以軍，早已過了文學獎參賽的階段；1993年出版了前兩本短篇小說集，且密集的發表後來收在《妻夢狗》上的小說。同年底，我始以〈落雨的小鎮〉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推薦獎；95年，袁哲生方以深為其時如日中天的張大春激賞的〈送行〉獲中國時報短篇首獎。

　　另一位讓人懷念的老師是治目錄版本學的周彥文老師，和氣愛笑的小帥哥，努力為我們建構一個從目錄學看學術史的寬宏視野。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我們不用心時，他轉述他的老師當年對他們的詛咒:「以後如果你們當老師，就知道會有甚麼報應。」

　　甚麼報應?

　　笨和懶的學生，或學生的懶與笨或木然如死狗，職業生涯無休止的懲罰。這些年當然都領略到了。
　　淡江和台大，私立和國立，學生給人的感覺差別蠻大的。台大的同學，普遍自負而冷漠，也許中學時都是班上拔尖的，甚至唸的是名校如北一女建中師大附中，台灣的準菁英儲備，誰也沒把別人放在眼裡。而淡江，班上的同學，或稍大一兩屆的學長姐，程度和資質普遍不佳（當然不排除有少數例外），或資質不壞但很散漫，知識儲備驚人的貧乏。但熱情，愛玩，也能玩。不同屆之間好以學長學姐學弟學妹互稱。一個大概是事實的傳聞是，有一回正當學生們學長學姐的叫得正親熱，突然我們的龔教授出聲了:「甚麼學長學妹，都是一群笨蛋!」

　　大夥頂多是敢怒不敢言，有的我想甚至連怒都不敢。

　　龔鵬程教授本身是淡江中文系的一個傳奇，甚至可以說是台灣中文學界的一個傳奇。未滿三十取得博士學位，未滿三十五升正教授、最年輕的文學院長、最多產而廣博之類的。但龔的資質和努力，確實居同儕之冠；所以四十歲以前寫下的著述總量，大概遠超過許多老學者一生之總和。這點，恰和年齒相若的張大春類似。巧的是，這兩位外省第二代都有文化遺老的情懷，都自矜舊學根柢，目無餘子，資質絕佳且多緋聞；也不知怎麼的，著作離真正的大師的深刻總是差了那麼一點。是因為沒有夠強勁的對手或敵手，以致過早的停止思想或心靈的成長，自得自滿，無法更上層樓；或者低估了當代西方大師的水平，沒有選對真正的高峰好登頂，就因為「好山多半被雲遮」?

　　剛到淡江，曾有學姐帶著驚嚇的語氣向我們宣導，說修龔教授的課有多困難多吃力，涉及的知識領域有多難以應付云云。這和我的感受差很多。大概因為上課之前我就把龔教授的多部著作細讀過了，熟悉他的思考方式及詮釋進路。他開的課並沒有超出他著述的範圍。而且常理上，一個學者的見解短期上不太可能超出他的著述。

　　那時他在陸委會當官，忙碌而疲憊，可能因此而更不耐煩，常問我們哪些書讀過沒。給分數非常苛刻，大多是七十多分頂多八十多一點。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學生毫不保留的蔑視，與及難以跨越的生疏和冷漠。這些年來，我不知道我的朽木學生們對我的感覺是否也是如此。有時會遇到資質不錯的學生，大概和我一樣屬於漂流木吧。

　　在剛入學後不久的一場「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我毛遂自薦發表了一篇論文〈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初稿)，忘了是發表前還是發表後，曾見到龔教授逕直到人堆裡來問「黃錦樹是哪一位?」然後點點頭歪歪嘴怪笑數聲離去。算是致意吧，我想。

　　學分修完後，在所內的一場學生研討會上，我發表了一篇論文批判他的文化觀及文化史觀－－〈隱沒於「寓開新於復古」之中的－－一個起點的討論〉－－龔也在場，會後他的反應是，「全錯了。」大概和多年以後我那篇批判張大春的論文發表後當事人的反應類似。我到現在還堅持自己的看法，我覺得我看到這一流亡遺老世代的認識論盲點。康有為梁啟超提出的中國文化史「以復古為解放」的變遷規律，侷限了他們對西方的理解與想像；甚至心態上不免總是陷於文化民族主義的排外。對西方現當代豐厚的文化產業，輕視甚至蔑視，甚至不免是忽視。如此是否構成了視域封閉的詮釋循環，視域難以真正向西方敞開，以革除封閉自足的漢文化中總是被自我視域修護、合理化的民族文化盲點。

　　其時施老師看了後說，「你可以看出龔老師的盲點，可見你的程度比其他同學好很多。」

　　後來他到中正大學歷史系去了，有一回在那兒辦場甚麼「台灣經驗」的研討會，要我寫篇論文。我寫了那篇後來頗受同行賞識的〈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閱讀/書寫朱天心〉(初稿)，負責辦會的「菜籃公主」還故意不幫我安排住宿，因為我還只是碩士生，而且是「龔老師的學生」。多年以後，已成一方角頭的「菜籃公主」卻不免是前倨而後恭了。

　　那會上最後一次見到林燿德，減肥成功了，指著我說「不要都不聯絡」。沒多久就聽到他猝逝的消息。

　　碩士論文決定以章太炎為研究對象，也只好找龔老師掛名指導。因他發表過這方面的論文，對晚清學術也熟。但他實在太忙，我猜我的論文他一直到口試那當下才開始翻閱。那場口試是一場災難，口試委員之一的新儒家第三代之前即放話要修理我，因為我「很囂張」。具體細節我都忘了，總之很不愉快，此後對新儒家的道德實踐有了更深切的體會。最後龔老師說了頗長的、不乏感性的一段話，內容我也忘了，但有一位旁聽的學弟(記得是資質不壞的第五代新儒家)私下做了個總結，用的是我覺得會起雞皮疙瘩的三個字:「他懂你。」

　　據說因為另兩位口試委員的積極勸說，我才沒有被氣到冒煙的新儒家當掉。現在回想，其時鬥雞似的態度確實很不好，如果換做是今日之我會如何?會不會勃然大怒?也許會，但不致如此。因為不會沒眼力到看不出一部論文的核心論題，而改作文似的逐字逐句挑毛病窮挑釁。我到今天還認為該論文觸及了一個難以處理的大論題，只可惜其時在學術上孤立無援，只能憑自己硬幹，以致雙方都沒法被對方說服。也許需要更多年、更遠的迂迴，方能真正的抵達事物的核心。

　　口試後和龔老師通過頗長的一通電話，細節我又忘了，大概都是些勸導之詞，也算是難得的苦口婆心了。我想他不只深知新儒家道德高超，考據派更是博大精深，殺人不眨眼。只記得一句話:「哪個人的學問是靠老師（學來）的?」及納悶說我為甚麼那麼反傳統；以「讓你有充份的自由」解釋他之所以以「放牛吃草」的方式「指導」我的碩論。但至少可以介紹一些很有幫助的書或論文吧?或討論某種論述的盲視與洞見?

　　朋友們都知道他極度節儉以至吝嗇，沒有人喝過他一杯咖啡。學問上也是如此?

　　其後被學長姐押去報考台大博士班，讓龔老師寫了個推薦函，我只記得其中有幾個字，「擅於隅反」。翻成大白話是「很會舉一反三」。

　　幾年後我在清華寫了篇急就章博士論文，畢業口試時發現他赫然在列。一如往昔，論文大概就是現場翻翻，問的問題也了無新意。還好其他口試委員都是客客氣氣的，也就順利通過了。口試後照例要請考試委員吃飯，龔老師很內行的點了牛尾湯，喝得非常愉快。

　　後來我在為博論寫了篇序，略略批評了頗令人不滿的中文博士班的狀況－－譬如過度保護自己的學生，程度不好也能直昇博碩士；不同領域的老師之間勾心鬥角，心結嚴重，其實都是學界的青年材俊；沒人願意為博士班開課，致博士生只能修碩士班千篇一律的課，或者到外所去。領了畢業證書後引起喧然大波，據說開了兩次系務會議要討伐我。我那位掛名的年輕的指導老師，一時成了眾矢之的，被迫寫了長函自白並批判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說我沒經她同意就引述她對我論文的意見（以便反駁），如果是在國外等於違反著作權云云。

　　事後，有朋友笑說，比起來龔老師有氣量多了。

　　這事件讓我深深了解學院政治的可怕，青年材俊們小鼻子小眼睛的互相瞧不起，各自盡力保護寵愛的學生。那時由於我是第一個提出要畢業的，故而緊急訂定了種種法規。譬如半年前先交三章預審，過了方能提申請。後來才知道，那嚴苛的法規只對我適用，同屆而後來畢業的，都依據新的較寬鬆的法規。而根據行政法，同屆應依據同樣的法規，新修的法，只適用於新進學生。最離譜的是，與我同屆的一位他們最寵愛的學生，迄今還沒畢業。兩年前滿八年的時限，以憂鬱症為由向教育部申請再延半年。半年後論文還是寫不出來，據說他們決定讓她先畢業了再補交論文。不久前聽說有人向教育部檢舉，終於被迫退學。

　　如往常，我和師友一向少聯繫。地震後高牆倒下，英明的校長孟母三遷把學校遷到台北，我的〈哀暨南〉甫刊出。在台北見到龔老師，他已發胖，應是在南華校長任內，大概說了句「當家方知柴米貴」之類的。我想是站在孟母的立場吧。數年後，他託朋友傳話，「在暨南如果待得不愉快，可以到佛光來。」不久即聽到他因烤全羊事件被和尚尼姑群毆鬥了下來，出家人還向狗仔刊物揭發他當年在嘉義喝花酒等等陳年往事。對我們來說，這都不是新聞了；更糟的都聽過，但只合用做小說材料。

　　我也從沒考慮過到佛光。感覺上他蠻「衰尾」的，去哪裡都待不久。每次他的朋友或學生被帶去，他走了他們留下來「鞠躬盡瘁」，不知如何善了。我也不知道到底該相信他的哪一副面孔－－士大夫情懷，以重建或開創一套新的中國文化史解釋為己任；還是－－學術商業之拓展，開店或建廟似的，但每每虎頭蛇尾，始亂終棄，類乎到處留情。

　　但我已多年不讀他的論著了。在書店看到時也會翻翻，所見多係舊文的重新編次。在我看來，他最好的論著都是四十歲以前寫的，關於古典詩文、文學理論與思想；雖然有人看過他在國科會「專長領域」內填入「全部」，論述範圍也幾乎遍涉整個古典領域。文化遺老的知識型態都是百科全書，不論是晚明-清初三大家，還是晚清-民國諸大家。龔老師注定和自稱是中華民國遺民的章太炎是意識型態上的同時代人，也分享了斯輩的思想侷限。他素來瞧不起錢鍾書陳寅恪這兩位號稱全中國最博學的，但我以為陳的思辨能力不容小覷；而中國的老派學人的學問，也往往口說勝於筆書，慎於著述之故。譬如王國維對之執禮甚恭的沈曾植，時人共譽為博學通人者，也沒留下甚麼了不起的學術著作。

　　但錢鍾書最令人納悶。留洋，黯熟多種外語，博極中外群籍，採擷了珠玉無數，卻只是裝在透明的瓶裡。並沒有設法貫串為觀念的聖殿，為之造形，賦予偉大的形式。有限的說解，好影響追蹤，最終留下的不過是碎片，材料。這不是典型的哲學的貧困嗎?為甚麼他會與胡適、傅斯年共享這種侷限呢?

　　最令人遺憾的是，他也沒有充份發揮小說家的才能－－不是指傳說中的《百合心》遺失－－為甚麼不把《管錐編》創造成詞典體的偽知識偽百科全書呢?

　　行內人都知道，陳寅恪最有名的論斷是關於中國文化史的規律的。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裡，他預言到西學在中國的命運，必將依循道教與新儒家的老路。「對輸入之思想」「無不盡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來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說之後，則堅持夷夏之論，以排斥外來之教義。」這不是「寓開新於復古」的另一種版本嗎?

　　但陳寅恪龍困淺灘時的晚年著述確實以語詞構造了一座迷宮森林，值得玩味。

　　但龔老師真能超越錢陳那一代人的思想侷限嗎?其實我很懷疑。

　　但我們這一代又能走多遠呢?即使是漂流木－－朽木卻不妨「立地成佛」－－當下磨為虀粉。
(2005/2/18初稿,24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