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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管理》自序

龔鵬程

　　我是在台灣成長而對中國文化抱持高度熱情的人，在大學中受的主要也是文史哲的訓練，抗志希古。但畢業後追隨淡江大學張建邦校長，處理其文稿，卻對我起了極大的轉變。

　　張先生於七○年代初期即提倡未來學，討論後工業社會的趨勢，推動資訊教育，並創辦《明日世界雜誌》。乃是華人社會涉入此一領域之先驅。他本人又長年研究教育行政，博士論文即以探討大學的管理模式為題，對世界高教發展，不只從理論層面去了解，更能分析其管理癥結。後來他又從政，擔任過市議會議長、交通部長等職。我因工作之需，自然也就在其指導下努力鑽研市政問題、資訊社會學說、未來趨勢分析、後工業後現代理論、教育行政管理學說等等，並嘗試將這些跟我原先學習過的人文學知識統合起來。這也使得我的文史研究在學界別樹一格，具有超越現代性的視野，且能與社會科學統合起來。

　　這是七○、八○年代的事。那些年，我還創立了淡江中文研究所、國際佛學研究中心、中華道教學院，並辦《國文天地》雜誌，負責《中國晨報》的社論事務等，累積了許多實務經驗。一九九一年，我又由學界出來從事公職，負責推動海峽兩岸文教交流事務。舉凡學術、教育、文化、科技、體育、藝術、大眾傳播之交流互動，所有法規、政策、規劃與執行，幾乎一手包辦。在那個兩岸初啟交流契機的年代，起了點推波助瀾的功能，私心甚以為慰。過去只從理論上探討的各種行政與管理問題，也因有這些難得的機緣，得以印證於實務中，更是深感慶幸。

　　不過，兩岸事務受限於國際情勢及政治環境，畢竟開展有限，政府行政管理上許多積弊，亦非我個人之力所能改善。故於一九九三年即辭職，返回學界，籌備佛光大學。

　　聽到佛光這個名稱，很多人都以為是佛學院，以為我看破紅塵，準備出家了。哈哈，其實不是！這只是佛教界帶頭捐募成立的一所綜合大學罷了。在世界上，教會創辦世俗性的大學，早已蔚為傳統，基督教天主教辦的學校，不計其數。台灣也在九十年代開始有佛教團體出來捐募資金興學，迄今已有了四所大學，而我經辦的就有兩所。這兩所本來只是一個。原先叫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於一九九六年開校啟教。一九九九年因辦學績優，為新設院校第一名，教育部認為早已符合大學之標準，建議改制為大學，故獨立成為南華大學，由我再另外籌建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後來這個學校，也同樣因是新設院校第一名而改制為大學了。

　　在辦南華管理學院時，我的主要思考，除了想辦成一所好學校之外，更想辦成一所不一樣的好學校；且希望藉著辦學，替整個社會打開一些新思路，創立一些新格局。因此幾乎當時所有管理學院都還只在大談企業管理之際，我卻著力於發展人文管理，創立了華人世界第一所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文化行政與藝術管理研究所、旅遊事務管理研究所、環境管理研究所、生死學研究所、出版學研究所等等。後來在佛光，也創辦了未來學研究所、生命所等新學科。

　　這些新學科，由於是新創的，故在創立之際都經歷許多爭辯。我一方面要向社會宣揚相關理念，一方面要面對學界的質疑，一方面還得通過行政協調，爭取教育主管機關的認可，實在是倍極艱辛。幸而如今看來功不唐捐，這些人文管理的新學科，已成為新世界的寵兒，越來越重要。

　　但對管理學的改革，並不只能顯示在企業管理之外另闢人文管理之領域而已，更重要的，乃是要在整個管理學中貫注人文精神。例如傳統管理學兩大範疇：政府行政管理與企業管理，均應朝向人文學轉型，這才是廿一世紀新管理學的趨勢所在。可惜現在充斥於兩岸管理學界的，仍是五○年代建立的機構及學科建置、七○年代的研究方法、八十年代養成的人員及觀念、九十年代的世俗應用風潮，對此新趨勢頗為陌生，故須由我來大聲疾呼。我比一般談管理學的學者幸運，有大多數人所無的人文學背景，又有三十年的管理實務經驗。我的經驗又兼跨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故參互比較，或有一得之愚，亦未可知。

　　一九九六年我曾出版《人文與管理》一書，粗陳梗概，略論此人文管理之義，並對管理學界之浮淺不振作頗有微辭。十載以還，再來看看管理學界之表現，實在也沒什麼太大的進步，且似乎越來越媚俗、越實用、越工具化、越非人文化。在這種情況下，我這本舊作，好像也還有重印出來，做為反思材料的必要。

　　這即是本書再版之緣起。再版補了五篇新論文，合為十一章，因此看來彷彿新作。第一部分，綜論新管理學的發展；第二部分，論經典管理；第三部分，以宗教團體的管理問題為例，看人文管理；第四部分從人文管理角度看政府行政管理及文化產業的規劃。論域自開，論旨獨闢，對於關心管理學發展的朋友，或許可以有些幫助。是為序。

　　　　　　　　　　　　　　　二○○七年，丁亥夏日揮汗寫於雲起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