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記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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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化民回憶錄p.31-32
我的感情豐富，真摯，坦誠，直率，慷慨而見義勇為；但表現不夠細膩，大而化之，忽視小節。故雖喜歡讀書，卻不喜歡詩、詞、歌、賦、言情小說一類文藝作品。故所讀書籍，以基本學術及分析現實政治、社會及人生為主。我的最大缺點，也許是認為「人皆好人」，以及「三人行，必有我師」的「泛好人觀」...（略）...這，可能就是我此生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蓋凡能在政治上取得一點成就的人，總不免有幾分下賤、狡詐、表裡不一、損人利己的心態和作為


陳源奇


陳耀昌

「我讀過李敖所有的著作。」陳耀昌驕傲地說，正是對李敖的崇拜，將他引人了政壇。「他『對政府權威叛逆、對平民百姓關懷』的情懷，對台灣影響至深。很多人說，李敖是『統一派』，其實並不是如此單純，李敖在文化上是中國派、政治上是民主派、經濟上是獨立派。他是台灣精神的啟蒙者。我這一輩子，從脫離國民黨、加入民進黨，到反貪、建紅黨，都是沿著他的精神在走。」



江先生的治療過程亦是不叫痛、不抱怨，與醫護人員完全配合，說化學治療就化學治療、說放射就放射、說切骨頭就切骨頭、說做自體造血幹細胞移植就移植，這也是要有很大的「positive thinking」的信力才做得到的。而「positive thinking」說來應有兩種，一是對自己能掌握的，比較簡單；對必須和他人互動的，就複雜了，往往還要靠幾分運氣。特別是在癌症的治療上，往往幾乎同樣的病，同樣的治療，同樣地配合醫療人員，偏偏就是有些病人倖存下來，得享高壽；而有些人仍然藥石罔效，仍然魂歸離恨天。徼天之倖，江先生屬於前者那幸運的20-30%(以他的病情及現代醫療的成績而言)，不但遠離了疾病(雖然付出了「長短腳」的代價)，得到了博士學位，還出了傳記，也成為一個典範。

想當年我高中畢業，在填寫保送志願時，曾經心動想去唸台大歷史系，雖壯志未酬，或臨陣退出，但後來卻與台大歷史系頗有奇緣。除了有不少好朋友出身於此外，與我亦師亦友的李敖先生，我負責在他死後把他的骨頭做成標本；兩年半前，為了高雄市議員林滴娟，單騎深入遼東(海城)，完成了我就任法醫學科主任之後的「第一件差事」，而滴娟也是台大歷史系的。如今生平第一次為人寫序，江先生也是台大歷史系的，人生真是奇妙啊。





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

五

　　我生得太早一點，連康有為們“公車上書”的時候，已經頗有些年紀了。政變之后，有族中的所謂長輩也者教誨我，說：康有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為；有者，“富有天下”，為者，“貴為天子”也。非圖謀不軌而何？我想：誠然。
　　可惡得很！
　　長輩的訓誨于我是這樣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從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為极應該的，但有時心里也發生一點反抗。心的反抗，那時還不算什么犯罪，似乎誅心之律，倒不及現在之嚴。
　　但這心的反抗，也還是大人們引坏的，因為他們自己就常常隨便大說大笑，而單是禁止孩子。黔首們看見秦始皇那么闊气，搗亂的項羽道： “彼可取而代也！”沒出息的劉邦卻說：“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我是沒出息的一流，因為羡慕他們的隨意說笑，就很希望赶忙變成大人，——雖然此外也還有別种的原因。
　　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在我，無非只想不再裝死而已，欲望也并不甚奢。
　　現在，可喜我已經大了，這大概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罷，無論用了怎樣古怪的“邏輯”。
　　我于是就拋了死相，放心說笑起來，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經人的釘子：說是使他們“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們的世界，現在是少年們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們雖异，而其禁止說笑也則同。那么，我的死相也還得裝下去，裝下去，“死而后已”，豈不痛哉！
　　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遲一點。何不早二十年，赶上那大人還准說笑的時候？真是“我生不辰”，正當可詛咒的時候，活在可詛咒的地方了。
　　約翰彌耳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我們卻天下太平，連冷嘲也沒有。我想：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為衛道有效，這才漸近于正經的活人。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四月十四日。



六

　　外國的考古學者們聯翩而至了。
　　久矣夫，中國的學者們也早已口口聲聲的叫著“保古！保古！保古！……”
　　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所以，外國的考古學者們便聯翩而至了。
　　長城久成廢物，弱水也似乎不過是理想上的東西。老大的國民盡鑽在僵硬的傳統里，不肯變革，衰朽到毫無精力了，還要自相殘殺。于是外面的生力軍很容易地進來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至于他們的歷史，那自然都沒我們的那么古。
　　可是我們的古也就難保，因為土地先已危險而不安全。土地給了別人，則“國寶”雖多，我覺得實在也無處陳列。
　　但保古家還在痛罵革新，力保舊物地干：用玻璃板印些宋版書，每部定价几十几百元；“涅槃！涅槃！涅槃！”佛自漢時已入中國，其古色古香為何如哉！買集些舊書和金石，是劬古愛國之士，略作考證，赶印目錄，就升為學者或高人。而外國人所得的古董，卻每從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風一同流出。即不然，歸安陸氏的百百宋，濰縣陳氏的十鐘，其子孫尚能世守否？
　　現在，外國的考古學者們便聯翩而至了。
　　他們活有余力，則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幫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國永是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這雖然可惡，卻還不奇，因為他們究竟是外人。而中國竟也有自己還不夠，并且要率領了少年，赤子，共成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者，則真不知是生著怎樣的心肝。
　　中國廢止讀經了，教會學校不是還請腐儒做先生，教學生讀“四書”么？民國廢去跪拜了，猶太學校不是偏請遺老做先生，要學生磕頭拜壽么？外國人辦給中國人看的報紙，不是最反對五四以來的小改革么？而外國總主筆治下的中國小主筆，則倒是崇拜道學，保存國粹的！
　　但是，無論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為難的，而況保古。
　　現狀就是鐵證，比保古家的万言書有力得多。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保古家大概總讀過古書，“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該不能說是禽獸行為罷。那么，棄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么？
　　四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