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
譯者：孫智綺
出版社：台灣麥田出版
「自由」是一個容易令人產生無限美麗聯想的概念，既是如此地模糊不清、難以捉摸，卻又好像是迷幻藥那般吸引著眾多的「癮君子」。當「自由」的概念被一種學說利用、定義，並且以鋪天蓋地的力量，將之轉化為具有終極權威的意識形態時，這個世界將變成什麼模樣？不用猜測了，每天早上（或者任何時間），當我們從愈來愈不夠的睡眠中醒來，睜開眼睛，對了，就是這個模樣！
當全世界都莫名其妙地在一片歡騰的煙花和末世的預言中，送走了基督的第二個千禧年，同時被送走的，還有馬克思那套似乎已經不合時宜的社會設想。取而代之的是愈來愈被吹捧為終極真理的「自由主義」，或者正確些說：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主義。這個自由主義的神話，並沒有因世界經濟的日漸蕭條，而遭到廣泛的質疑。相反在沒有對手的挑戰下，被一些經濟學家和政治力量，通過影響無遠弗界的傳媒，向社會大眾灌輸，並將之轉化成為終極的意識形態。這是法國學者布赫迪厄所關切的問題，他擔心的是：藉「自由」市場的名義，那種透過政治力量對世界的改造和破壞，達到一個自由主義烏托邦的企圖。他批評那些主張「自由主義」的人，不過是在藉學術的理性之名，行政治的濫權之實。
八十年代，英國在戴卓爾夫人對工會的鐵腕打擊下，經濟漸呈復甦之貌。這令不少歐洲國家的政客，如法國的朱沛開始相信，只有走「自由」經濟的道路，方能振興國家，並為人民帶來「幸福」。然而在這個「良好」的願望下，人民所真正「享受」到的卻是被削減的國家福利，愈來愈嚴重的失業率，以及無工作保障的不安。布赫迪厄認為在傳媒的推波助瀾下，這種「自由主義」更是每時每刻地被傳播，被灌輸，並將這種意識形態轉化成「不可避免的事實」。在被定義的「自由」中，一切的問題，都被簡化為經濟的生產力和競爭力。他以法國的傳媒為例子，批評那種以修辭手法來掩飾事實的手段。好像「資方」被說成是「國家生命力」，「解僱」被說成是「企業瘦身」。把簡化了的，甚至是扭曲了的健康概念，當成經濟和政治手段的原則。一些殘酷的經濟和政治手段，常常被冠以「彈性」、「靈活性」、「自由化」等等冠冕堂皇的字眼。
布赫迪厄認為在這種「自由主義」的影響下，愈來愈多的國家和社會責任，被轉化成個人的問題。在經濟全球化的迷思中，個人在市場中的議價能力，面對全世界，尤其是「落後」國家廉價勞動力的挑戰。人民必須為國家的成敗（經濟上，繼而是政治上）負責，成為「自由」的犧牲品。在那些經濟學家和政客開出的，兌現無期的空頭支票上，只可以預見惶惶不可終日的未來。最後只有少數的資本家和政客從中獲取好處，似乎在事實之中，自由主義的烏托邦並不比社會主義的光明多少。難道資本主義真的有自我毀滅的趨勢？
所謂的防火牆，就是為了抵擋經濟自由主義對人性、對社會，以及對全世界的破壞。布赫迪厄並沒有提出一套取締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他亦不希望以粗糙的民粹主義來抵抗經濟全球化的迷思。面對自由主義的強大力量，他無疑渺小得連擊到巨人的大衛都不如，但我敬佩他那敢於異議的勇氣。畢竟沒有任何一套理論、學說，或者意識形態，可以方便地套用在全世界，有這樣臆想的人，最終會落入精神分裂的境地，如斯大林，如毛澤東。盲目地相信理性的權威同樣可以是危險的，就好像曾經獲得諾貝爾獎的數學家John Nash，他是天才，然而當他患上嚴重的精神病時，他卻利用他那天才的理性思維，神經質地尋找不存在的事物。他瘋狂地在報紙和雜誌上尋找相「關連」的事物，破解其中的種種「陰謀」。無意對精神病患者冒犯，然而我相信那些自大的，主張經濟自由主義者的人，在盲目地崇拜理性之餘，應該放眼看看真實的世界，一個包含有每一個生命的多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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