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這個概念出現在人類文明的時間並不長久，甚至大多數的時間傳播的範圍亦僅限於歐洲文明活動的區域。可是相較之下，探索「科學」本質的探討（即所謂的科學哲學或科學史）卻要在科學發展進入相當熱絡時才出現。早期的科學思維主要是辨證科學理論實在與否的問題，尤其當物理研究進入量子力學或相對論等常人生理感官無法捉模的層次後，這些問題被人們一再翻新，且討論的次數逐漸頻繁。另外，科學方法與運作方式逐漸成為眾多科學哲學家探討的重點：先是對歸納法的質疑，進而發展出不明推論式（abduction一種透過觀察確立大前提【背景】與結果，可保留小前提【過程】的修正歸納法）可是仍無法確保其恆真，因此焦點轉到演譯法，然後演變出「證偽」（falsification 透過不斷試圖否定現有理論的企圖確保理論本身的真實性的檢驗法）。這種種討論基本上仍以「科學是進步與追求真理的事業，是最有效率且至高無上的人類成就。」為主要信念，無論是那些以科學為工具或視科學為上帝者，基本上都限於這個框架之中。
可是在孔恩（T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卻在相當程度上破壞了上述的科學討論框架。從檢驗科學史的過程中，孔恩發展出「典範」（paradigm）的概念：科學家在科學事業裡的成果並不是靠一般宣稱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或是經年累月的觀察後取得。相反的，卻是在對與典範的對話裡找尋自己的方向，然後以填滿「典範」中某個預設的謎題為終身志業。如果填滿謎題的過程出現某些「意外」（或說是「異常現象」），那典範本身亦受到某些考驗。可是並非如「證偽」概念中，異想零星的「意外」便足以推翻整個「典範」的設想。相反的，這些「意外」只會讓科學家致力於精練「典範」本身的內容。因此唯有廣泛且難以捉模的「異常現象」才會引起科學家之間的恐慌與典範的動搖，進而產生「無科學」的過渡時期。直到新「典範」出現並逐步取代舊「典範」的影響，整個過渡時期才算結束。這段後者取代前者的過程，孔恩稱之為「科學革命」。
可是「典範」究竟為何？它又是透過何種方式建立起自身的威信成為科學中工作者的信念？為何只有「科學革命」而沒有傳統科學著作宣稱的「科學進化」呢？孔恩在書中基本上解決了這些問題；在孔恩眼中，「典範」是某種科學標竿：他可能是一個或一系列成功的科學實驗，或是某套新出爐的想法或理論系統。可是因為其能解決某部分的科學危機，因此這個「典範」的接受者日漸增加。然後透過持續不斷的精練過程（包括增加「典範」的有效例證、提升「典範」的解釋現象能力以及強化觀察數據的可靠性等…）。發展到最後，新「典範」竟能包含舊「典範」大多數的研究成果，並施予研究者一個相當範圍的研究框架，讓研究者以為到最後可以把所有的宇宙現象全塞入這個框架（換句話說，只要填滿整個框架，就能窮盡整個宇宙）。有趣的是科學家對於「典範」的信念不下於宗教崇拜者：除非在危機時期，一般他們相信唯有對「典範」的執著，方能在科學上有所進展。因此典範無法串聯的問題在科學中無法作用（如有無外星人、神靈鬼怪存在與否等），而目前出現的所有「異常現象」亦無法打倒「典範」；科學家不是試圖證實「異常現象」本身的謬誤，就是想辦法讓「典範」對「異常現象」提出合理解釋。總而言之，「典範」本身就是科學本質。不接受「典範」代表不接受「科學」，即使是在革命完成後遵從舊「典範」否決新「典範」者亦然。
但「科學進化」為何不成立？庫恩的答案讓人十分驚訝：因為「典範」與「典範」間存有某種「不可共量性」。也就是說，由於典範間所用詞彙差異頗大，且交集甚小，所以別說是包涵融合，甚至連溝通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以今天的科學理論看過往的諸多「典範」，我們會覺得錯誤百出，可是如果擺脫這些後見之明，用完全無預設框架的眼光閱讀這些「典範」讀物，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被今人拋棄的「典範」其實可以解釋眾多物質。甚至到今天許多解釋仍是根據這些「典範」的殘留解釋應用。這表明了我們透過教科書認知的舊「典範」其實和事實所差甚遠，以今日「典範」運作的科學教科書無法解讀其他「典範」的世界觀。從這樣的觀點，我們看到「典範」間的鴻溝之大、之深超乎我們想像。因此要徹底解決科學危機的辦法只有革命一途，別無他法。
最後，孔恩解釋科學本身的獨特性與其「自視甚高」的原因：由於科學本身乃以某種「封閉社群」的型態存在；整體運作方式既不受外在社會影響，對於「典範」的遵從又使其不需同人文學科般要大量原典的累積。再加上「典範」本身已給予一套指導方針，研究者不需花費過時間即能進行「解謎活動」，因此整體效率之高遠非他門學術所能相比，研究成果自然為之盎然。可是這樣高效率的背後卻是研究者本身視野的僵化，因此科學活動往往限於某種思維層次，一但破壞了層次的運作，那整個架構便隨著新起的革命而被迫重新建構。
雖然我對科學本身認知不多，無法以自身的知識一一檢驗書中的種種例證。不過「科學革命的結構」卻帶給我不少啟發。即使在21世紀的台灣，我們的科學教科書（甚至於多數科普讀物）仍給予我們這些外行人一種「科學是累進式的自然知識研究」。其對於歷史上諸位科學先輩往往是以簡單的科學貢獻和其科學誤謬帶過其生平，於是讓我們以為這些人的成就累積就是我們今日所見之科學。另外在多數產業界人士與理工科學者（或理工科學生）的種種言論中，往往給予我們「科學萬能」的錯覺，以為只要科學不能解釋的事物便非存在，或者說是某種誤謬，可事實真是如此嗎？
「科學革命的結構」在歷史上最大的作用並非撼動整個科學界的說辭。反之，其「典範」的論點給予了社會學人類學等急欲創造本身科學特質卻屢屢未果的人文學科新的契機，讓他們相信只要塑造自身的「典範」便能達創造「科學」的目的。透過這樣的情形，我有了某種想法：其實「科學」本身的獨特性僅在於對於「典範」心無雜念的遵守，如果我們把這樣的經驗複製到非西方的技術體系（如中醫等），那每個文化是否能創造出自身的「科學」呢？同樣的道理，當我們把同樣的架構丟到各種學科（文學、藝術除外）身上，那我們是否能複製出大量的「科學」呢？甚至說誇張點，自然「科學」強調的獨特性其實並不獨特呢？
不過此時我們應該回過頭來思考些幾個問題：難道只有「科學」才具有研究效力嗎?當我們發現科學亦不過是透過某種宗教狂熱下解謎遊戲時，我們是否還要以科學為真理的唯一依歸呢？甚至於我們應該回復過往對所有文化體系下技術體系的信念，不再視其為真理與進步的死敵呢？或是說其實今天科學的成就並不全然是科學界自己的努力，其中亦包含整個西方文化在近600年間的擴張與成功呢？
我以為現實生活中，我們已不知不覺已受到科學文宣的影響，以為科學是高尚且趨近萬能的志業。從文化與歷史的脈络來看，當我們大唱科學勝利的主調時，其真的為人類帶來注定的勝利嗎？除了大規模「科學化」種植與開發造成生態與環境的嚴重失衡外，講求科學方式的共產政體在上世紀造成嚴重的浩劫，透過科學發展出來的殺人武器亦導致上千萬人的死亡，這些事例似乎透露著某種警訊：人類在透過「典範」創造科學時是否掌握住科學的控制權呢？或是說當我們注意到科學帶給我們的便利與美好時，已不知不覺以製造出大量的傷害與破壞呢？
不過在最後，我想提出一些對庫恩看法的疑問。首先，庫恩說的「不可共量性」是否存在或是說其影響力是否真如此強烈且深遠？我們知道不同體系的文化亦能交流與溝通，可「典範」間真存有如此牢不可破的溝通藩籬嗎？再來，如果科學只著重在科學間的信念，那其實許多學科的學術參與者亦有如此特徵，卻不見他們有類似的科學形貌呢？另外，如果科學家對「典範」的執著如此強烈，那為何我們從歷史上亦能發現眾多「離經叛道」的學者呢？或是說，如果只有如此強烈的信念作用其中，那為何還會有新「典範」的誕生呢？庫恩在書中表示新「典範」多由未受該領域舊有「典範」影響者創見，因為「典範」已壓制研究者本身的思維想法。可假如事實真如此，為何我們看到不少對「典範」稍許修正而獲致成果者多為中壯年之學者？莫非這兩者有本質上的不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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