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越王句踐的形象比較
《史記》與《左傳》《國語》三書不只在內容上因其採用的記事方式而不同，對於一些歷史上不可遺漏的重大的事件，也各有其描寫方式及其特有的思想與見解。在此，即以越王句踐為例，對此三書中所描寫的人物性格作一粗略比較探討。
《國語》乃是記言為主，但《吳語》和《越語》在全書中風格較為特殊。它以吳越爭霸和句踐報仇雪恥之事為中心，寫得波瀾起伏，很有氣勢。其中關於句踐滅吳一事，有這樣一段不同於《國語》一貫記言為主的寫作風格之描述：
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臺。
此段寫越軍用計突襲吳君，情境生動如在眼前，頗有《左傳》敘事之風，但文采不若其華美工細。雖然如此，但在我看來，《國語》對於吳越爭霸之事的描述，由於有了比其他篇章更多的敘事，再加上它特有的在言語對話方面的生動細膩，所以其呈現出的面貌，是比以記事為主的《左傳》更為豐麗的，而《左傳》對於句踐復國這件史事的描述，則多過於零散，內容也不若以國家為寫作主軸的《國語》豐富。如《國語》中尚詳細記載了句踐當時的一些明政：
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 生丈夫，二壼酒、一犬；生女子，二壼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勾踐載稻 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者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
這些政策的記載在文學上來說雖然略顯枯燥，但它們的歷史價值卻是極為重大的，而這些都是《史記》和《左傳》所沒有記載的。因為《左傳》內容選材的標準，記敍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時，不完全從史學價值考慮，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動有趣。
而在人物形象方面，《左傳》乃是以時記事，關於同一人的諸多事蹟往往分散在不同年間，若非對之極為熟悉，常會造成人物和事蹟的混淆，不似已記人為中心的《史記》有清晰的人物形象，我們只能從一些片段的事蹟來窺探《左傳》中對於越王句踐的性格。如定公十四年，關於句踐復國有這樣一段敘述：
吳伐越。越子句踐御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就我個人看來，此段最動人的地方便在於文末所述，無時無刻不在勾踐內心重複出現的兩句獨白。這也清晰的顯示出勾踐的堅定意志，與他強烈的復仇性格，這兩者無疑是他後來能成功復仇的主要原因。
但《左傳》不似《國語》中多有以越國為主之描寫，我們要了解勾踐其人，常常必須從他對於吳國的記敘中求得。如哀公元年，《左傳》中對於吳敗越一事，有以下的描寫：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後相。後婚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仇，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仇，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至於《史記》，由於本來就是以記人為中心的紀傳體，所以便不用像《左傳》《國語》一般，還要慢慢的去找分散在不同地方的蛛絲馬跡，顯然方便得多。但這樣一來卻也有一個缺點，那就是若單從《史記》著手，我們便難以得到一些不同角度，比較客觀敘述的史實。雖說太史公作《史記》之時，乃是收集了多方資料統整而成，但其中難免有所個人好惡而成的偏頗，且又因《史記》著重的乃是人物形象的刻話，其中有些事蹟未見於其他史料，恐有攀附之疑。如句踐嘗膽一事，在《左傳》和《國語》等史書中都沒有提到，而是在《史記》中首見：
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
至於現今我們所知臥薪嚐膽中的「臥薪」，在《史記》中亦未見，恐為後人為了更加生動的描述句踐復國之強烈決心而加以誇張附會之說。《史記》一書，在文學上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啟發了後世小說的寫作，但也因如此，當我們在閱讀《史記》的時候，很容易會分不清楚，究竟哪些是基本史實，哪些是為了增強歷史本質所用的誇張手法。我認為在這方面，《史記》反倒是不如其他兩本史書的。
以我個人之見，若要求得客觀的歷史史實，光憑《史記》一書是不足的，但他卻可以以小說的角度，提起閱讀者的興趣，並使人對其中的歷史事件有一初步認識，進而去更深一步的接觸相關的資訊。
除了敘事角度和方法之外，我們還可以發現一點，就是《國語》 提到句踐，乃稱之為「越王」，如：「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史記》中亦稱句踐為「越王」，且將之列入世家，他們都認為句踐無疑乃是帝王之一，所以在提到他時，多在前加上「越王」的稱謂。而《左傳》中則常稱句踐為「越子」，如：「吳伐越。越子句踐御之，陳於檇李。」「六月丙子，越子伐吳…」「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或直稱句踐而無稱號，如：「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在我看來，在《左傳》的作者心目中，句踐雖然有擁強大堅定的意志力，並且終於成功復仇，但他卻始終缺乏一種為民的精神，而只不過是為了一己的恩怨而戰而已。
作為一部歷史著作，《左傳》有鮮明的政治與道德傾向。其觀念較接近於儒家，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雖然句踐提出許多利民的規範，但說到底，這還是從統治者的利益來考慮的。總體上說，作者要求擔負有領導國家責任的統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從整個統治集團和他們所擁有的國家的長遠利益考慮問題。
這樣的褒貶情形在《史記》中更為明顯。《史記》乃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頌性的著作，其中處處表現出司馬遷對人類歷史與社會的多方面的獨特理解。司馬遷是作為一個忠於生活的觀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對於歷史，他始終保持冷峻的眼光，《史記》中這些揭露與批判，並不帶有醜化的傾向，也不是單純的否定，而是具體呈現人物的真實性格的史實記錄，從中體現出一種深刻的懷疑和思考。歷史上獲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權勢的人物，並不像他們宣稱的那樣，是因為擁有高貴品質和道德正義，才得到他們的地位，有時恰恰相反，品質高貴和信守道義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敗的。
在《史記》中，是存在一定的倫理評價標準和褒貶意識的，但它的標準並不完全符合統治階層的利益原則或世俗的道德意識，也不是狹隘單一的。他對各種人物的生存活動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來的儒家統治思想的束縛，敢於蔑視世俗道德教條，也不從某種單一的學說出發來理解人和描寫人。這些並不是因為司馬遷觀念混亂，而是他看到社會本身的複雜性，需要廣泛而多視角地理解各種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盡可能如實地描寫，不簡單地一筆抹殺之。雖然司馬遷不曾從理論上揭示這些現象背後的規律是什麼，但足以啟發人們作一種深入的反省。
以句踐為例，雖然《史記》中稱句踐為越王，並將其寫在世家，但對於他的所作所為，卻有更強烈的批判：
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此段藉范蠡之信言明越王之不可共享樂，對比越王賜劍之所言，不但寫出句踐此人的心狠手辣和易信讒言等毛病，也襯出范蠡的善於相人及其明哲保身先見之明，大夫種就是不曉此道，最後才會落入被逼自殺的下場。在《史記》越王世家中，此段也可說是一轉折點，接下來太史公則轉言范蠡，可說是合傳的另一種形式。文末更有這樣的評論：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其雖未明言對句踐所為之批判，但其褒貶之意不言而明。雖然如此，司馬遷並未因此而否定句踐的才能。除了先前所言句踐苦身焦思，與民同勞以求復仇，在越王句踐世家中，亦不乏對於句踐善納賢臣之言的描述：
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 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
此與下段吳王不聽伍子胥之諫甚至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終致滅國，恰成一鮮明對比：
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茲鳥)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 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
總的來說，對於句踐其人，《國語》較無褒貶，多乃記述其人其事史實，對句踐的復國及其治國明政有一定的認同；《左傳》則是寓貶意於稱謂之中，相關記敘也較少；《史記》則是一方面肯定句踐具有治國之才，也具有堅定的意志，但卻也對他人格上的缺失隱有最為強烈的批判。
透過對句踐其人的褒貶不同，我們可以看出此三書中作者各人不同的思想反映及批判意識。而其中，又以《國語》最弱，《史記》最明。《左傳》繼承孔子所作的《春秋》，闡釋發揚《春秋》採用隱晦婉轉的方式來表達的微言褒貶、端正名分等大義，彰顯它深刻幽微的旨意。
五、結語
有異於我們現在一般人從「臥薪嚐膽」一成語中得到的正面印象，在此三書中，對於越王句踐一人的人格形象以隱含的貶意為多，這顯示出古代史學家對於帝王品格的批判態度，反映出當時的史學家的進步思想。他們認為，句踐作為一個能夠成功復國的君王，縱然有其才能，但卻是一「可共苦不可共甘之人」。他受到批判的是他在對待良臣時的忘恩負義、過河拆橋，是他為人品格方面的缺失，但無論是《國語》、《左傳》或《史記》，都並未因此而抹煞句踐與民同勞終於復興越國之功，正為不隱惡亦不揚善。且在某方面而言，句踐這樣的「善」更可和他的「惡」成鮮明對比而更加深其所隱含的褒貶之意。
在專制時代，作一史書，免不了受到當政者所干，如何避其禍而又傳己身褒貶之意於後世，實乃史學家之所費心耗神之題也。《春秋》無疑為其中之佼佼者，而《左傳》承其下，《史記》又效《左傳》，皆有所成。但卻也因此而造成後世的既定印象，此其不可免之弊也。
以我所見，不免覺得《史記》等書在文學上的價值遠大於史學價值，與其以其為信史不如將之視為以歷史為基礎的敘事散文甚或是小說，若要研究史學，還是應多方涉獵各家史料以免偏頗。《國語》與《左傳》尚有史書之大體，雖在用文遣字中隱含褒貶之意，尚不若《史記》具有強烈的個人主觀意識。我想這亦為某些歷史學系並未開設《史記》課程的原因之一。之前當我閱讀《史記》《左傳》等書之時，往往將之作為故事或人物事蹟、傳記來看待，並無刻意注意作者對其人隱含之褒貶，但卻不自覺地受其影響，對一個歷史人物的善惡有所既定。我想與其說這是史學價值，不如說這樣的影響和文學藝術方面的功力更有關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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