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窮者越忙、富者越閒」還是「窮忙、富也忙」呢？
那得看你的視域而定，若從《窮得有品味》來看有很閒的窮者；若從《10倍速時代》來看也有很忙的富者。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1756291/20061017062905/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9833015/20070702060923/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9292838/20070625070138/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1755911/20050929094441/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9220307/20070624063619/瞧你評的很犬儒，現實的世界是愈來愈多窮忙族了：＜鱷魚的眼淚？＞＜高學歷新貧階級＞＜地下錢莊＞＜債務解放條例＞＜遊族＞＜啥是飛特族＞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9144504/20070623065717/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8414040/20070613062208/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6029335/20070511063232/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4075930/20070413070045/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96232258/20071006054324/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6576685/20070519064531/越窮越忙、越富越閒 M型趨勢明顯【聯合報07.11.05記者許韶芹
忙忙忙，每天超時工作薪水卻沒有增加，台灣出現「窮忙族」，錢少事多、忙個不停，卻始終是窮光蛋一個；窮忙族無力置產，連退休養老金也無著落！
中央大學人資研究所教授李誠針對一九八○到二○○五年期間，台灣廿五到六十四歲男、女性勞工，每周工時和時薪的變化做的研究報告指出，男性時薪所得前百分之十的「富人組」，近廿五年來每周工時減少了八小時，時薪則增到接近八百廿十元。
但男性時薪所得最後百分之十的「窮人組」，廿五年來每周工時不減反增，時薪換算下來才八十元。女性勞工的「富人組」和「窮人組」也呈同樣趨勢，顯現台灣漸走向「窮者越忙、富者越閒」的社會。
李誠分析富者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窮者卻還留在勞動時代，普遍是處理庶務性工作，對公司產值貢獻度不大，薪資水準無法和付出的勞力成比率。
中華人事主管協會執行長林由敏擔憂，富者因閒，有餘時間吸收新知，懂得多元管道投資，累積財富，閒暇時還能考證照，念EMBA，加強專業能力，升遷更加快速。
窮忙族為了養家活口，甚至要兼好幾分工作，沒有時間投資自己，到最後變成惡性循環，忙個不停，但腦力退化速度越來越快，競爭力越來越弱。
造成窮忙族原因很多，1111人力銀行營運長吳睿穎認為，面對中國大陸強大經濟成長力，台灣普遍被邊緣化，很多工作機會外移，加上兩岸開放政策未明，內需產業不振，產業競爭力滑落，導致不少企業薪酬「M型」化趨勢明顯。
不僅低階員工薪水少，某些產業就連高學歷的社會新鮮人薪資也少得可憐。舉例來說，餐飲服務業的起薪只有兩萬二，百貨零售業、文教出版業起薪有兩萬三就要偷笑。
薪水少，但工作沒有跟著減少。吳睿穎觀察，企業因為景氣差，不少職缺幾乎都出缺不補，一人當二人用，行銷兼庶務，窮忙族的忙碌無法轉化為財富，繁雜的工作也沒法滿足個人成就感，結果越窮越忙，個人價值難以提升。
富忙族 也有危機感【聯合報╱記者許韶芹、
有窮忙族，社會上也有「富忙族」，雖然高人一等的收入令人羨慕，但國內前景混沌不明，兩岸三地人才競爭激烈，這些「富忙族」總覺得自己的位子隨時會被取代，有著莫名的不安全感。
安妮是一家跨國資產管理公司高級主管，月薪四、五十萬元，相當於窮忙族全年收入。安妮在大陸、新加坡、香港的同事都覬覦她的位子，讓安妮很焦慮，每星期港中台三地跑，甚至日夜顛倒，根本沒有生活品質，戶頭裡的錢與日俱增，卻沒機會花。
四十五歲的陳先生在房仲公司當經理。今年房市景氣明顯鈍化，業績更難做，陳太太是家庭主婦，兩個小孩都念私立小學，要學鋼琴、小提琴，要繳房貸，有老父老母要孝敬，陳先生幾乎都沒有休假時間，只能犧牲休閒，當個賺錢機器。
中央大學人資所教授李誠研究報告指出，很多中、高階人才的薪資令人稱羨，但在現實環境的「逼迫」下，每天還是得像陀螺般轉個不停，台灣社會形成「窮忙、富也忙」情況。
好壽族和窮忙族的兩極現象 working poor and the best agers 2006/03/05
最近幾年，有二個流行的專用名詞在歐洲很盛行，這 兩個字也充份說明歐洲社會
的現況。
亞歷山卓淑曼每天早上五點便要起床，先為孩子準備早餐，然後便出門送報紙，這
是她的兼差，八點半送完報紙，她又趕去上正式的班，她在銀行有個打掃的工作，
她忙到下午五點，還要趕回家去會孩子做飯。像淑曼女士這樣的德國人不是少數，
已多至百萬人以上，專家說，這是社會新現象，有個英文專有名詞叫 working
poor窮忙族。
淑曼女士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但還養不起三個孩子，單親媽媽的她已七年沒
渡過假，因﹂負擔不起」，有時連看病都沒時間，週日時只想躺下來休息。而漢斯
林克也一樣，他在柏林建築工地打零工，別人每個月工作一百六十小時，他是二百
六十小時，一小時賺四點六歐元，一個月勉強賺到一千二百歐元，養家糊口非常困
難。這真叫窮忙。
不祗德國，北歐國家和西歐各地，這樣的窮忙族已逐漸增多，只要超時工作但年收
入低過社會平均收入百分之六十，就算窮忙族，奧地利窮忙族每個月只賺七百八十
五歐元。
一九九八年德西的窮忙族大約佔百分之二點七，德國則百分之三點九，但根據統
計，德國的窮忙族增加到百分之七點四，西歐各國的情況差不多，就算富裕國家瑞
士也有近卅萬的窮忙人士。
造成這個族群升起的原因，主要還是為了解決失業問題，政府通過可以低資工作的
法令，以德國為例，企業可以不再遵守在九八年以前明訂的最低工資，而提供失業
人士大量的低資工作，以期解決失業問題，但專家對此政策評價不一，有人認為提
供低資工作造就失業人士是好事，有人認為這種方案無濟於事，只是 working poor。
德國目前的失業率佔百分之十二左右，只比過去下降一個百分點。窮忙族卻直線上
升，以單親家庭和孩子較多的家庭最多。德國工會過去爭取的最低工資底線是每小
時七至八歐元，但德國企業沒能遵守，很多窮忙族接受每小時四至五歐元的工作。
這些令人窮忙的工作包括清潔洗衣快遞電話接線廚房助理甚至於建築工地，也有不
少高教育人士屬於窮忙族，最典型的例子是外文翻譯，不但工作繁重不亞於作家，
但收入遠不能相比，且沒有任何保障，書一旦暢銷也拿不到紅利。
窮忙族每天窮忙，遭到社會的忽略。而另一個族群卻飽受社會歡迎，他是已成為目
前歐洲社會的消費大族，各樣的廣告都要跟著他們跑。這個族群叫好壽族best
ager，他們是五十歲以上的人，尤以五十到六十歲的近退休族為消費主力，不但有
錢，也肯花錢，他們不但沒有後顧之憂，身體狀況還足以讓他們不斷消費，旅遊，
連置產和買保險都不嫌太晚。
歐洲國家人口有嚴重老化的現象，好壽族興起一點都不令人意外。比較令人意外的
是，歐洲各界為了這個族群所花的心思，各種研究這族群的報告一個接一個發表，
各樣廣告也大量討好這個族群，還有報告指出，現代人比上世紀的人更長壽，未
來，好壽族的壽命將更延後，因此好壽族將愈來愈多，豈能不重視?
這兩個名詞出現後便在歐陸大量使用，可見歐洲的社會已漸失去平等，過去歐洲國
家的高福利制度也快無法運行，社會在貧富差距已拉大，未來市場的消費能力只有
更二極化。
http://blog.udn.com/jadechen123/195914
有錢的人較不忙？ 談窮忙族與富忙族的差別2008-02-26
最近有一個新的名詞叫做「窮忙族」，意思是「錢少事多、忙個不停，卻始終是窮光蛋一個；窮忙族無力置産，連退休養老金也無著落！」。這是來自于最近一份調查，針對一九八○到二○○五年期間，臺灣廿五到六十四歲男、女性勞工，每周工時和時薪的變化做的研究報告。在報告中所指出：（注一）
男性時薪所得前百分之十的「富人組」，近廿五年來每周工時減少了八小時，時薪則增到接近八百廿十元，但男性時薪所得最後百分之十的「窮人組」，廿五年來每周工時不減反增，時薪換算下來才八十元。女性勞工的「富人組」和「窮人組」也呈同樣趨勢，顯現臺灣漸走向「窮者越忙、富者越閑」的社會。
解釋其中的原因，有專家指出，富有的人因爲有錢有閑，有能力有時間吸收新知，考取證照，甚至自我進修，如念EMBA，除了強化自我專業外，還可以建構上層人脈，讓自己升遷或轉職更順利。這些能力的培養，也讓富有的人有管道進行多元投資，讓其在金錢與資源上同時獲得提升，形成正向循環，進而深化在上層結構的基礎。
但是，窮忙族卻爲了養家活口，可能身兼數職，累到沒有時間好好規劃自己的人生，也不能投資自己，而且也因爲沒有時時充電，讓自己職場能力與自我腦力退化速度加快，競爭力更爲薄弱，進而陷入惡性循環。
然而根據2007年版E-ICP東方消費者營銷數據庫顯示，我們來分析以上的論點是否存在。在條件設定上，除去29（含）歲以下以及51（含）歲以上者族群，同時屏除掉「沒有收入」以及「個人收入未滿10000元」者，以讓整個數字分析有個比較客觀公正的角度，盡量避免受到不同年齡層、不同發展階段、不同資源能力等因素的影響。將30-50歲的族群依照個人收入別，來比較他們的生活型態，從而找出論證的基礎。
個人收入越高者，在以下層面的比例越高：
n 要做的事情很多，時間總是不夠
n 社交活動時我是比較活躍的份子
n 會積極參加進修或在職訓練，以爭取晉升機會
n 會努力了解新型的投資或理財工具
此外，個人收入越低者，在「總覺得我的能力不如別人」的比例越高。而「周圍輕忽(低估)我的才能，使我有些郁悶」的比例，則沒有受到個人收入高低而明顯的影響。
由以上數據可以發現，不管收入高低，其實每個人都很忙。只是收入較低的人是「窮忙」，而收入越高的人則是忙在「進修本職學能以爭取晉升機會」、「人際關系與社交活動」、「吸收投資理財工具的相關知識」。在時間的運用上，收入越高的人甚至比收入較低的人更感覺到時間不夠用。
在心態與自信心層面，不管是否有錢，每個人都希望得到周遭環境的人的肯定，這也反映出心理學上的「希望得到環境支持的需求」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本性。但有趣的是收入越高的人越有自信，因爲收入越高的人不會擔心別人低估他的才能而郁悶，收入較低者則比較會擔心別人輕忽自己的才能。這或許也是一種社會的價值：認爲「越有才能的人、對企業越有貢獻的人理應得到較高的薪水，所以收入越高就會反映出來似乎是越有才能的人」的這種價值觀。
經過2007年版E-ICP的資料發現，並非僅有「窮忙族」，也有「富忙族」。畢竟在這個時代，競爭激烈，僅有極少數的人可以很悠閑但很有錢的過一生，大多數的人，不管收入高低，都必須要戰戰兢兢，才能在社會上生存。因此，對大多數的人而言，我們都是「忙碌族」，只是我們可以追求的是「忙要忙的有代價」。如何像收入較高的人一樣，忙在「進修本職學能以爭取晉升機會」、「人際關系與社交活動」、「吸收投資理財工具的相關知識」，則是任何想要擺脫「窮忙族」所要努力的方向。
日本窮忙族案例的省思
以下內容摘譯自二○○七年十二月十日播出的「Working PoorⅠ＆Ⅱ」（ワーキングプアⅠ＆Ⅱ），為去年得獎作品的重編版本，日本向來是台灣的一面明鏡，這些令人鼻酸、為之驚悚的真實案例，這些企業、媒體和政客都避而不談的事實，非常值得小老百姓的你我好好省思。特集內容將藉由八個真實案例，從女性、地方、全球化、高齡化、兒童等五個面向深入探討「Working Poor」的問題。
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日本 NHK 特集（NHKスペシャル）播出一小時十四分鐘的紀錄片
「Working Poor──再如何賣力工作都無法享受富裕生活」
（ワーキングプア～働いても働いても豊かになれない～），在正沉浸於景氣復甦氛圍的日本社會投下一枚震撼彈，同年十二月十日，NHK 又播出第二集「Working Poor Ⅱ──努力是否就能脫困？」（ワーキングプアⅡ努力すれば抜け出せますか）。
二○○七年六月，NHK 更將採訪內容集結成兩百三十頁的特刊《Working Poor──侵蝕日本的疾病》（ワーキングプア─日本を蝕む病）。
節目播出後，NHK 共收到三千多封迴響，創下該節目的紀錄，世人終於開始正視「Working Poor」是社會結構問題，不再將之歸咎於個人怠惰。二○○七年九月，「Working Poor 特集」榮獲二○○七年度新聞協會獎，日本放送協會認為：「本特集透過那些再如何賣力工作都『無法享受富裕生活』的人們，揭露日本結構改革的偏差與階級社會的弊病，以細膩的影像傳達現代日本社會的黑暗面，讓『Working Poor』一詞迅速為社會大眾熟知，實為優秀之調查報導。」 「Working Poor」（ワーキングプア）指的是「本身有工作，但收入低於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們」，這群人約占日本家庭的十分之一，至少有四百萬個家庭，實際數目則不得而知。假設每個家庭有三個人，那日本大約就有一千兩百萬名「Working Poor」，想想真是非常驚人。關於「Working Poor」的翻譯，目前最普遍的中譯是「窮忙族」，我個人則比較偏好 NHK 使用的「勤勞貧困階級」（勤労貧困層）或「工作貧困階級」（働く貧困層）。
（NHK 解說委員：鎌田靖〔Kamada Yasushi〕）現在世人都認為日本景氣復甦態勢明顯，但是，我們不可否認許多日本民眾無法感受到這一波的景氣復甦，不但生活拮据，並且對未來充滿不安；話雖如此，社會上確實有一群人從金錢遊戲中獲得鉅額財富，而這種金錢至上的風潮，正在日本社會擴散。戰後日本是只要肯付出、肯努力，便能獲得回報的社會，但如今，許多慘遭競爭淘汰的人們、交不出漂亮成績單的人們，大眾開始認為那是他們本身的責任，是無可奈何的結果。這些真的應該完全歸咎於個人責任嗎？我們的底層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而人民對國家又有何期待？
女性的哀號
日本企業為求縮減人事成本，派遣員工和打工族等非正式員工的數量與日俱增， 目前日本女性勞工有五成是非正式員工。因為薪資水準低、工作不穩定，一旦落入「勤勞貧困階級」，許多女性就永無翻身之日。
Case 01：福島縣
鈴木さと美（Suzuki Satomi）
居住於福島縣的鈴木小姐（三十一歲），晚上在便利商店的便當工廠打工。工作內容是在深夜統計各店的便當訂單，再分配給各工廠，時薪日幣九百一十圓。鈴木小姐回到家時已是半夜兩點，白天還在其他公司兼差，每天睡眠時間僅有四小時，週末也沒有休息。
鈴木小姐是單親媽媽，一家三口住在月租日幣四萬五的公寓。高中畢業的鈴木小姐，原本是飯店的正式員工，十九歲時結婚，為了照顧小孩而離職，但結婚三年後離婚，面臨必須立刻就業的問題。同時養育兩名幼子的鈴木小姐，沒有一家公司願意僱用她當正式員工。過了半年，她終於找到時薪六百五的超市打工，之後陸續從事過包括廢料工廠、大樓管理公司等各類打工，有些工作的月薪只有七萬，鈴木小姐不得不開始身兼數職的忙碌生活。
鈴木小姐目前白天在建設公司打工，負責處理事務性的工作，這是她離婚至今的第八份工作。她甚至曾經因為請假照顧生病的小孩，就慘遭前公司解僱。而每次被解僱，她就必須接受多間公司面試，才能爭取到新的兼職。鈴木小姐說：「許多公司光是聽到我獨立扶養兩名年幼的孩子，就直接拒絕。企業多半認為單親媽媽經常請假、早退，為免麻煩而不願僱用。」
身兼早晚兩份打工的鈴木小姐，每個月的收入是十八萬五千圓。她總是小心翼翼地用信封將薪水分成房租、水電、學費等各種用途，最後剩下的三餐生活費僅有兩萬多圓。
日本政府有意幫助鈴木小姐這類單親媽媽尋求更高薪資的工作，但相對之下，政府希望她們自己也要更努力。鈴木小姐曾經想考取護理師執照，可是就讀專門學校必須犧牲白天的工作，她不得不放棄進修。「想去也不能去、想學也無法學，如果這就說是自我努力不夠……那……我們這些必須拚命工作才有辦法糊口的人，難道還不夠努力嗎？」鈴木小姐嘆道。
晚上九點多，鈴木小姐送孩子們上床之後，還有一份工作正等著她。記者問她身體受不受得了，她苦笑道：「這不是我受不受得了的問題，我只能選擇繼續工作。就算我受不了，還是只能選擇繼續工作。」
日本女子大學教授岩田正美（Iwata Masami）看完鈴木小姐的紀錄片後表示，女性非常容易由於離婚或換工作陷入窘困，她的情況其實並非特例。岩田教授認為：「跟其他國家相比，日本的單親媽媽們都十分賣力工作。誠如鈴木小姐的案例，單親媽媽身兼二到三份工作都不稀奇。她們那麼努力，卻仍面臨貧困的壓力，這或許就代表我們國家出了問題。」
Case 02：北海道小鎮
丘ゆきえ（Oka Yukie）
早上五點半騎腳踏車上班的丘小姐（二十三歲），工作是在鎮立醫院替病患準備餐點。丘小姐以前是小鎮的臨時職員，因為鎮公所將餐點外包給民間，她從前年開始變成打工人員，不但時薪減少三十圓，變成六百七十圓，就連十萬圓的年終也幾乎告吹。丘小姐每天工作八小時，月薪也只有八萬圓。
日幣八萬圓換算成台幣約兩萬三，聽起來好像還可以，但日本高中畢業生的平均起薪是日幣十六萬（正式員工）；換句話說，若以台灣高中畢業起薪台幣兩萬的比例換算，丘小姐等於月領台幣一萬，甚至低於我們台灣的每月最低薪資，以每天工作八小時來說，實在有點誇張。
這個人口約莫兩千的小鎮，主要產業是農業，年輕女性的工作機會逐年減少，丘小姐表示：「我不敢奢望薪水增加，想要更好的薪水，只能找其他工作；可是在這種鄉下地方，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高薪的工作。」
丘小姐從小就非常有繪畫天賦，四年前的她對未來充滿期望。高中畢業之後，丘小姐經由推薦入學考上札幌的專門學校，她的夢想是學習電腦繪圖，有朝一日進入電玩公司；但事與願違，父親離婚後罹患憂鬱症，最後失去工作，因為付不出每年一百二十萬圓的學費，她被迫放棄升學。
目前丘小姐和妹妹一起支撐家裡的經濟，妹妹也在同一間醫院負責餐點準備工作，兩人每個月的薪水共計十六萬圓，少了其中一人，就無法維持目前的生活。丘小姐為了增加收入，花費半年自修，成功考取調理師執照。公司雖然同意替她調薪，時薪卻只增加日幣十圓。
丘小姐望著執照黯然說道：「即使擁有執照，沒有工作機會的話，也無法運用這些能力……如果因為找不到工作機會，就被說是努力不夠（苦笑）……那些拚命努力還是沒有成果的人，如果因為這樣就被說是『失敗者』，我覺得實在是情何以堪……」
對於政府該如何補導女性爭取高薪工作的問題，岩田教授認為應該從「所得保障機制」著手，她解釋道：「如果政府可以保障單親媽媽鈴木小姐在就學期間的收入，就能協助她考取護理師執照。另外像北海道丘小姐的例子，辛苦考取了執照，薪資卻只增加十圓，實在是日本就業補導的悲哀。女性們那麼努力，勞動條件卻沒有相對提升。企業有責任提供穩定的薪資和勞動環境，否則政府的就業補導就形同虛設。」
看過上述兩個案例，你是否依然認為她們不夠努力？是否有權叫她們「失敗者」？女性同胞為了照顧小孩或父母，常常不能依照自己喜好選擇工作。加上日本政府決定減少單親媽媽的兒童扶養津貼，更讓她們的生活雪上加霜。日本政府現在正努力規畫補導女性二度就業的各項政策，這時更應該好好傾聽這些女性同胞心聲。
[b]地方的瓦解
（鎌田）本人目前所在位置是秋田縣內部的農村。自從一九九二年最後一個家庭遷出之後，目前這個村落已經無人居住，遺留下來的殘破建築彷彿在訴說那些被迫離鄉背景的村民的悲哀。秋田縣這種無人居住的村落超過一百個，數量逐年增加。人們為何選擇離開？那裡有著村民必須面對的艱困環境。
Case 03：秋田縣仙北市角館町
裁縫店老闆：鈴木勇治（Suzuki Yuji）
二○○六年三月，秋田縣大仙市當地的農家和店主，因收入減少而付不出稅金的兩百四十人召開集會。「今年冬天沒有錢買石油，只好每天少吃一餐，把餐錢省下來買石油，今年日子特別難熬。」其中一名參加會議的民眾忍不住抱怨道。
這一天，裁縫店老闆鈴木勇治（七十四歲）帶著準備提交給國稅局的文件來開會。文件上寫著鈴木先生的年收，扣除店內經營成本之後，只剩日幣二十四萬八千多圓，換算成台幣僅七萬圓。鈴木先生對記者說：「現在收入比以前減少很多。如果有案子接的話，就不會這麼辛苦，目前只能算是勉強維持生活。」
地方景氣並未隨著大環境改善，位於仙北市角館町中央的「富士通名店街」，以前沿街有四十多家餐飲店，是鎮上最熱鬧的一條街。隨著顧客減少，店家接二連三倒閉，業者紛紛轉戰秋田市或東京等大都市。今年付不出稅金的鈴木先生獨居於此，裁縫店的主要客源是附近所剩無幾的店主和農家。
一九八六年的鼎盛時期，裁縫店每年要製作一百件西裝，店內有兩名專任裁縫師，是鎮上最大的裁縫店。二○○六年的現在，訂單多半是修改長度或尺寸，修改長度每件一百圓，修改尺寸每件一千圓。裁縫店能否經營下去已成問題，四月底為止的營業額還不及一萬圓。「你看帳本也知道，我根本沒賺什麼錢。連一萬圓也賺不到，不是嗎……我也很佩服自己能撐到現在……」鈴木先生神色茫然地望著地面道。
鈴木太太和先生一起在店裡工作四十年，後來罹患老年痴呆症，九年前半身不遂、無法進食，鈴木先生只好讓太太她接受醫院的專業照顧。這一天，鈴木先生接到鎮公所的通知信，表示看護保險費將從三千七百圓增加為七千圓，幾乎是原來的一倍。鈴木太太每個月的住院費大約六萬，鈴木先生的年金都花在支付住院費。走投無路的鈴木先生只好前往鎮公所，申請調降保費，理由是「收入微薄，無法支付」。
鈴木先生如果無法支付醫療費用，最後只能求助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可是，若想接受相關補助，他就必須放棄所有存款。鈴木先生目前有日幣一百萬圓的存款，這是他替妻子準備的喪葬費，早就決定絕不動用。「到頭來，意思就是要窮人早點去死，這種事哪個年代都一樣嘛……」鈴木先生抿嘴陷入沉默。
日本空中大學教授宮本みち子（Miyamoto Michiko）認為：「鈴木先生想要保有喪葬費用，換言之他有不願失去自立的意志。這或許是身為人類的尊嚴；可是，以日本目前的生活保護制度的條件來看，當事人必須捨棄這一切，才有接受救濟的資格。政府或許應該考慮容許這類自立的尊嚴，讓有困難的人可以利用某一部分的生活保護制度，等他們沒有困難時，就可脫離救濟，這種具有柔軟性的生活保護制度，是日本今後的重要課題。」
Case 04：秋田縣仙北市角館町
醬菜販＆農民：谷藤祐二（Tanifuji Yuji）
武家屋敷是角館町著名的觀光勝地，每到櫻花盛開的五月，就有許多觀光客到此賞櫻。武家屋敷的一隅，有一間醬菜店，老闆是專門種植稻米的農民谷藤祐二（六十六歲），他亦是今年繳不出稅金的人之一。販賣醬菜是谷藤夫妻的副業，材料是自家菜園裡種的蔬菜。
晚上九點，結束農耕作業的谷藤夫妻正在製作醬菜。他們每天從清晨五點忙到凌晨十二點，年中無休。販賣醬菜的營業額每年約三百萬圓，扣除成本，實際獲利僅剩三十萬圓。這是由於價格競爭激烈，醬菜定價必須控制在兩百到三百圓所致。谷藤先生說：「因為是手工製作，每天都工作到半夜，昨天咱們夫妻倆也是忙到快十二點……實在很累，真希望能夠早點上床休息。」
隔天一大早，谷藤先生就下田耕作。谷藤先生在這塊一公頃的土地種了四十年的稻米。因為政府開放稻米進口，價格競爭日趨激烈，光是這五年稻米價格就跌了兩成，去年這塊土地的收入幾近於零。根據政府統計，二○○五年秋田縣就有約莫六千戶農家放棄農業。谷藤先生說道：「當時根本沒想過稻米的價格為跌成這樣，因為成本高，我幾乎聽不到有種稻賺大錢的人。」
辛苦工作一整年，結果收入幾近於零，那種打擊我實在無法想像，假設我翻譯一年的稿件，突然因為電腦當機消失，我肯定沒辦法像影片中的谷藤夫妻那麼堅強。這個案例也讓我想起台灣楊儒門的訴求，「Working Poor」的問題或許早已在台灣浮現，那些被中央忽略的地方發展、只被政客視為選舉籌碼的老農年金，如果我們不徹底檢視，城鄉差距只會擴大，「勤勞貧困階級」更會陷入世襲的惡性循環，社會成本增加的結果，受害的不是別人，終究是我們自己。
全球化的反噬
這十年來，岐阜縣紡織業不但面臨外國的價格競爭，如今又慘遭另一波全球化的浪潮侵襲。除了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現在還出現大量的廉價中國勞工。岐阜縣的中國外勞這五年就增加一倍，約有一萬名中國外勞在此從事紡織業。這些來自中國的外勞，以技術研修生或實習生的名義在企業工作。除了每個月五萬圓的實習津貼外，平均時薪約莫六百圓，其中甚至有不肖業者以兩百圓的超低時薪僱用這些中國外勞，讓低成本的競爭更加激烈，使得地方小企業淪為俎上之肉。
Case 05：岐阜縣
燙衣師：増田豊満（Masuda Toyomitsu）
燙衣師増田先生（五十六歲）專門替紡織品進行最後整燙，針對不同材質改變蒸氣、壓力，以細膩手法著稱；然而，因為企業引進中國外勞，以更低廉的單價，快速、大量進行燙衣工作，他的案源大幅減少。増田先生說道：「我一方面覺得自己很沒用，也覺得很空虛。一想到自己的工作連家人都養不活，就感到非常難過……」
増田太太（五十八歲）平時在家協助先生燙衣，過去他們每件衣物收取一百圓的費用，現在多半只剩五十圓的案件，這兩年收入驟減。前年的營業額是五百六十八萬，往後每年減少一百萬，今年甚至可能不及三百萬。扣除成本之後，幾乎無法維生。
清晨五點，増田太太出門打工。以前是由増田先生外出打工，但今年三月他因為腦溢血病倒之後，便改由増田太太負責賺外快。増田太太在老人院替老人準備早餐，另外兩名同事亦是紡織業者，大家現在都無法靠本業維生。
這一天，從事縫製業的服部和博先生（Hattori katsuhiro）前來拜訪増田先生。服部先生本身也是接受企業訂單的下游企業，四年前開始將燙衣工作承包給増田先生。服部先生為了跟僱用中國外勞的企業競爭，不得不將支付増田先生的費用減為每件五十圓。
増田家十七歲女兒彩華（Ayaka）明年將就讀大學，一家經濟也更為拮据。彩華小姐的目標是考取執照，成為營養師。為了減少家裡的負擔，她不但申請獎學金，同時也開始打工。
同時身兼兩份工作的増田太太，為了女兒的升學，傍晚又增加另一份打工。第三份工作是在專門收容中國研修生的機構準備餐點，増田太太和另外兩名員工必須準備兩百人份的晚餐。本業收入因全球化而大幅減少的増田家，現在反而必須靠服務外勞來支撐家計，想想實在頗為諷刺。
即使身兼三份工作，依然不夠支付女兒的入學金和學費，増田家於是向金融金機構貸款兩百萬。為了減少支出，増田家的晚餐菜色是中國研修生吃剩的菜餚。到女兒唸完大學為止，増田太太打算繼續身兼三份工作。「雖然接下來還有退休生活的問題，不過這四年暫時不考慮這些，總之……總之先讓女兒畢業，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目標……」對未來充滿不安的増田太太安慰自己似的說道。
經濟評論家内橋克人（Uchihashi Katsuto）認為，景氣復甦並無法改善「勤勞貧困階級」的困境。岐阜縣紡織業的外勞競爭問題，只要政府開放外勞，一樣會在其他產業出現。内橋先生說：「一旦使用以研修生名義引進的低廉勞工，將迫使日本勞力廉價化，形成底層競爭的社會結構。而這種削價競爭的手法，我個人認為不是真正的國際競爭力，絕對無法提升日本的競爭力。」
内橋先生並認為，如果不改變現在這種大企業獨享利益的結構，非正式員工和地方居民再如何賣命都無法獲應有的回報。内橋先生憂心道：「假如努力無法獲得相對報酬，人們將失去勤奮工作的動力，昔日視勤勞為美德的日本文化亦將消失。勤勞貧困階級一旦變成多數派，國家又如何能富強呢？」
勞動人口高齡化
Case 06：京都市
資源回收：北山徳治（Kitayama Tokuji）
早上七點，北山徳治先生（八十歲）正在京都市內的街道撿拾飲料罐。北山先生從三年前起就靠資源回收的微薄收入為生，北山太太（七十五歲）平時也一起幫忙撿拾。每公斤的飲料罐可換取日幣一百三十圓，平均每個只值兩圓，夫妻倆每個月的回收所得約莫五萬。
北山先生之所以必須撿拾飲料罐，是因為他沒有領取國民年金。身為家中長子的北山先生年輕時是木匠，為了供養父母及四名兄弟姊妹，有一段時期無力繳納保費，距年金領取資格還差五年。北山太太回首前塵道：「當時滿腦子都在煩惱怎麼熬過眼前的生活，總認為養老這種事與咱們無關，根本就沒想過要長命百歲，更別說是領取年金了。」
北山夫妻本身有七十萬的急用存款，因為這筆錢，他們無法獲得政府救濟，每個月都為籌措餐費和水電費傷透腦筋。他們有兩位兒子，孫子正值高中生和大學生的年紀，兒子們亦被學費和房屋貸款壓得喘不過氣來，北山夫妻不想麻煩他們。北山太太神色堅毅地說：「做父母的都不想伸手向子女要錢，大人要自己照顧自己，靠自己的力量生活、迎接死亡，咱們從以前就一直這麼想。」
像北山先生這種沒有年金的老人，全日本可能超過四十萬。北山先生年過八十，還得天天出門撿拾飲料罐。其實他三年前曾經擔任清潔公園的工作，但因為僧多粥少，年齡較大的北山先生被迫離職。好不容易找到這份資源回收的工作，由於越來越多老人無法單靠年金為生，最近競爭者亦開始增加，如今甚至難以維持每個月五萬圓的收入水準。截至十一月中旬，本月回收所得只有一萬八。
突然感到胸口疼痛的北山先生鑽進被窩休息，北山太太擔心地看著老伴說道：「如果哪天沒辦法思考、身體走不動的話，咱們大概就沒辦法撿罐頭了。」究竟能夠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到何時？北山夫妻的老年生活總是揮不去這種不安。
失去未來的兒童
我們目前最擔心的是「Working Poor」可能代代相傳。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如果他們因為自己的成長環境而對未來失去希望的話，那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絕不希望低所得家庭的孩子，因為缺乏教育經費，喪失升學或就業的機會。
Case 07：東京都
單親爸爸：山田鉄男（Yamada Tetsuo）
山田鉄男先生（五十歲）五年前因為公司經營不善被解僱，目前分別在三間加油站打工，山田太太七年前病殁，他獨力扶養就讀國一和小六的兒子。本身是東京私立大學畢業的山田先生，希望至少讓自己的孩子讀到大學畢業。
山田先生上班族時期的年收超過日幣六百萬，如今只剩兩百萬。即使在三間加油站打工，月薪總額也只有二十二萬。山田先生說道：「孩子們接下來要讀高中，必須準備入學金和學費，這部分或許還能應付；可是高中讀完還有大學，唉～～真的很懷疑自己撐不撐得住。萬一籌不出錢，他們的未來就很辛苦。一想到這裡，我就非常恐懼。」
山田先生每週有四天在時薪較高的深夜打工，這個時段來加油的計程車司機特別多，工作非常忙碌。每到黎明，他就開始擔心獨自看家的兩個兒子，深怕他們沒有好好吃早餐。為了兩個兒子，山田先生想找穩定的白天工作，可是五十歲的男人很難找到正式員工的職缺。
大兒子最近表示想跟同學一起上補習班，但山田先生的薪水無法支付。以前想讀大學當律師的大兒子，最近也開始認為這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爸爸一個人工作很辛苦，如果爸爸說我可以讀大學，如果爸爸答應讓我讀，我就去讀。如果可以讀的話，我也很想讀。」善解人意的大兒子輕聲告訴記者。
山田先生的六百萬存款業已耗盡，最近甚至不得不動用兒子們的大學教育基金。「我必須替他們準備大學學費，我認為這是父親的責任，就算犧牲自己，我也必須讓他們升學。不管我是否有這個能力，我都得讓他們讀書……這是我的錯……不是孩子們的錯……」山田先生說著不禁哽咽。為了兩個兒子的未來，山田先生表示他考慮再找一份打工。
Case 08：東京都
遊民青年：岩井拓也（Iwai Takuya）
三年前成為遊民的岩井拓也先生（三十五歲），每天四處搜集垃圾桶裡的雜誌，再以每本五十圓的價格賣給舊書店。岩井先生喜孜孜地對記者說：「今天一共找到八本，有四百圓進帳，可以好好吃一頓了。」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岩井先生是對未來充滿憧憬的少年，夢想是成為運動選手。國一時，雙親因為父親的債務問題離婚，他和母親搬到公寓居住。母親開始在餐廳工作，每天只給他五百圓當生活費。岩井先生邊想邊說：「我原本的成績大概是中上程度，可是因為經濟問題，最後變成全班倒數第一，常常被同學取笑。只要是要花錢的，我都沒辦法參加，因為付不出錢……嗯……當時就知道自己跟別人不太一樣。」
升上高中之後，由於母親離家，岩井先生只得開始打工掙生活費。就連同學們找工作的時候，他也因為沒有錢買面試服裝，只好繼續打工。年過三十之後的現在，岩井先生再也找不到兼差，只能撿拾雜誌，賺取當天的飯錢。岩井先生吃著八本雜誌換來的泡麵苦笑道：「走了四個小時，結果兩分鐘就吃完了。」
岩井先生兒時常常幻想自己可以重新投胎，擁有不同的人生，當記者問他現在有什麼夢想，他淡淡答道：「就算有夢想，也不可能實現。淨想那些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只會讓自己更空虛。所以過了一定年齡之後，我就不再幻想，要自己專注於現實。」
關於勤勞貧困階級的兒童教養問題，宮本教授認為：「如果全國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處於無法脫離貧困的狀態，就成為一種沉澱社會。沉澱的恐怖之處在於，它將代代相傳。正如紀錄片所示，他們因為家庭因素，在求學階段就處於不利的地位，我們必須加以防範這種由父母世襲給子女的貧困。」
岩田教授則表示：「工作卻貧困的問題，從日本的生產水準來看，是非常不合理的情況。政府應該明確訂出一個最低標準，無論如何不能讓人民的生活低於該標準，即便是要跟國外競爭，薪資也不該低於某個極限。倘若社會缺乏這種正義的力量，就無法解決『Working Poor』的問題。最低薪資標準是多少？社會該補助單親家庭到何種程度？我們是否能容許七、八十歲的老人撿拾罐頭為生？這些道德抉擇，都是我們今後必須面對的問題。」
NHK 特集所要宣揚的，並非共產國家的齊頭式平等，而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某種程度後，應該邁向「福利國家」，保障人民的「基本工作權」與「最低所得水準」。
一個上流或中產階級的父母，因為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孩子可以選擇自己的未來，只要他們努力「充實自己」，獲得回報的機會就很大。
相較之下，底層社會的父母，可能因為企業引進外勞或工廠外移而失業，或者只能轉任不安定、薪資低的契約人員，父母不但沒時間「充實自己」，也沒有多餘金錢讓他們的孩子「充實自己」，這種猶如死水般的沉澱社會，底層的人們永遠沒有翻身的機會，造成孩子對未來失去希望。
如果國家能夠適時介入，幫助那些有心求學的孩子、有心上進的父母，不但可以免去日後救濟和防治犯罪的成本，亦有助樹立「勤勞美德」、「努力圓夢」的良好社會風氣。
The Working Poor: Invisible in America (Hardcover)
by David K. Shipler (Author)
感想:
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我想這也是每個人所不得不面對的衝擊吧，在全球化下的財富及勞務所得重新分配的情況中...我們的政府能夠為我們做些什麼？看看現在的菲律賓及文中提及的日本...都是台灣的前車之鑑。菲律賓也曾經是亞洲地區所得極高的國家..但現在呢？日本更是帶動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現在也不得不面對新興國家的興起，所造成的結構性經濟失衡的問題...產業出走、勞務所得降低、物價通澎、實質儲蓄利率所得負成長.. 這些個問題相信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面對對岸中國強大的磁吸效應，台灣也正面對著和日本同樣的問題...，中高齡失業人口不斷攀升（支撐社會安定最重要的一股力量）、結構性經濟的失衡（產業嚴重出走，轉型過程中出現產業斷層）薪資下降、物價上漲...，這些問題相信不是只有檯面上政治人物隨便喊喊政策、端個牛肉就可以解決的，總統大選快到了...希望這次真的有人可以帶領台灣走出即將面對最嚴峻的景氣寒冬了， 60年代石油危機時的台灣還是撐過來了，相信勤奮的台灣人應該這次還是可以的...加油！
http://www.atlaspost.com/landmark-163967.htm
日本每四人就有一人屬於窮忙族 .星島環球網 2009-06-25
《窮忙族》（〔日〕門倉貴史著袁森譯中信出版社出版）是震撼日本社會的作品，關於“窮忙族”的權威著作之一。該書試圖幫助我們更清楚地反思各自的生活和境遇——反思我們為何忙碌而不快樂，窮忙族究竟“窮”在哪，也反思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
曾經有個青年詩人名叫石川啄木，在他的詩歌集《一捧沙》中有這樣的句子：“工作啊工作，生活依舊無樂，兩手常見空空。”這首詩發表于1910年，明治時代行將終結。>>“窮忙族”檔案
當時23歲的啄木已經成家，在東京朝日新聞社擔任校對，每天從早到晚辛苦工作，但每月到手的工資馬上就花光了。他還撰寫一些小說和評論，收入卻依然無法補足虧空，債務纍纍，朋友也因此離他而去。在貧病交加之中，啄木26歲就走完了自己短暫的一生。據說他臨死前最大的願望竟然只是希望吃到一顆草莓。
明治時代的日本，已經廢除了士農工商身份等級制，但國民的貧富差距依然很大。
隨著時代的變更，日本經濟進入高度成長期（20世紀50－70年代），人們的收入所得急速上升。低收入人群中有一部分成為具有購買能力的中產階級。
但是，到了21世紀的今天，石川啄木的這首詩，又成為反映現實的鏡子，重新受到了社會的關注。隨著貧富差距一點一點拉開，在低收入人群中形成了叫做“窮忙族”的嶄新社會階層——“每天依然過著如此窮困的生活，哪有什麼景氣恢復之說啊！”
現在，日本社會終於走出了泡沫經濟破裂後漫長的黑暗隧道，邁上了經濟復蘇、通貨緊縮逐步緩和的發展之路，但依然有很多人沒有社會經濟正在好轉的真實感受。這些人，往往是低收入人群。
“窮忙族”是揮灑汗水拼命工作，然而生活卻始終維持在最低生活標準線上的一群人。
“窮忙族”這個詞最早出現在1990年的美國。日語直譯為“工作著的貧困戶”。在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病之一——貧富差距也出現並擴大開來，“窮忙族”開始急劇增長。在日本，小泉內閣極力追隨美國，在民營化的過程中，隨著收入差距的逐漸拉開，“窮忙族”也越來越多。
最初階段日本究竟有多少“窮忙族”，讓我們來看一下統計數字。這裡並沒有嚴格的定義來界定年收入多少才被歸為“窮忙族”，而只是以在東京23區生活的最低生活保障（2004年度年消費194.7萬日元）為基準，如果在工作狀態下年收入不滿200萬日元者即被歸入“窮忙族”。
根據厚生勞動省“工資構造基本統計調查”的數據顯示，基準工資年收入未達到200萬日元的人數（包含加班費和獎金），在2005年男女合計達到了546860人。這個數字佔到全體勞動者的25%。也就是說在日本，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屬於“窮忙族”。
剛剛就職的大學畢業生和退休以後再次加入社會就職的高齡就職者，這兩類人群年收入未滿200萬日元的比例是很高的，這不足為奇。
可是在年富力強，處於一生中收入最多階段的三四十歲的人中，卻有不少屬於不折不扣的“窮忙族”。
“窮忙族”檔案——看不見十年後的未來
年齡：32歲（男性）
家族構成：單身最終學歷：專門學校（情報處理專業）畢業
居住地：大阪府
“我沒有慾望”
“我希望這個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因為我已經不可能再進步了，這樣如果有更多的人跟我處於同一社會階層就太好了。我真希望社會能變成這樣。雖然有點殘忍。我一直都處於社會的最底層，如果社會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那麼將有更多的人加入我這個陣營，這樣像我這種失敗的人也就沒那麼顯眼了。”
大阪府的梅田，繁華的街市。吃完關東燒，S先生對我說。我的問題是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你對“窮忙族”怎麼看。
“我沒有慾望，所以也沒有動力，因此是個失敗的人。我自己很清楚這些，但像我這樣工作很辛苦依然沒有滿意的收入，生活還是這麼清苦的也大有人在啊。如果這樣就是‘窮忙族’的話，那麼我也是吧……我不喜歡工作，給我最基本的生活費我就滿足了。我現在拼命節約的話，每個月8萬日元也能生活，如果有12萬日元那就更好了。如果有能力可以要求得更高，但是我沒有能力，也就不指望有更好的報酬了。”
二十幾歲的時候第一次有了挫敗感
S先生32歲。從專門學校畢業以後，成為一名程式員，因為公司人際關係處不好就辭職了。
“我一共在3家公司做過正社員，全都是跟電腦相關的工作。後來打了一段小時工，然後是工廠的短期合同工，接著就是現在的工作。差不多都幹了一年。其間有時候是按部就班地每天上班，而有時候完全不工作。”
現在的工作是從2006年5月開始的，在餐飲連鎖店的廚房裏做事，每個月到手的工資有16萬日元。
“工作時間嘛，我上午上班一直幹到晚上，一般一天12個小時。以前我上學的時候就在居酒屋裏打工了。老實說這份工作是很辛苦的。”
S先生一邊說，一邊自嘲地笑笑。我覺得他的經歷很平常，不知道為什麼他總是說自己是個失敗的人，他接著說：
“做得最久的是第二家公司，那是一家製造業的系統公司，我負責軟體設計，那家公司的氣氛是我到目前為止遇到最好的。但是，受日本電報電話公司（NTT）體制改革的影響，我們公司的業務量驟減，於是開始人事調整。留下的都是有能力的人，而剛剛進入公司一年的我被解雇了。那時起我心裏對自己就有了一個評價：原來我什麼也不是，非常失敗。”
“啊？我自閉？”
受到事業的打擊，S先生從那以後大約一年，過著閉門不出的日子。
“為了增加自己的技能，我參加了一個有關筆記本電腦的講座，半年時間內，連屋也不出，整天泡在互聯網上。家裏人要問就跟他們說是在網上找工作。那時剛有“自閉”這個詞，我完全沒想到自己那時候就是一個自閉的狀態。8個月後我忽然意識到自己好像很自閉，覺得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於是在網上搜索到一個為自閉者開辦的網站。”www.stnn.cc
然後S先生就跟在網上認識的朋友跑到泰國玩了一個月。
“不管怎麼樣總是要走向社會的，不工作是不行的。最後還跟父母吵了一架，隨後不得不中止了自閉生涯。第三家公司，是家只有社長一個人的小公司。”
“好像被工廠飼養的動物”
“結果，就開始的一個月還挺高興，後來總被社長罵，罵了整整一年。後來意識到自己能力有限就辭職了。後經人介紹在一家調查公司打小時工，每月收入12萬日元，不過那裏也全是失敗的人，所以沒什麼壓力。但是那個時候被家裏人趕了出來，就這樣開始了單身生活。”
那時S先生已經30歲了。有一天取錢的時候看到存款只剩下16萬日元，於是開始意識到必須找份正規的工作了。
“我馬上開始收集招聘資訊，希望能在家附近找到工廠的工作。有一家罐頭工廠，騎自行車可以到達，那裏正在招質檢工。於是我就去應聘了，當場就被錄用了，是兩個月的短期合同工。”
質檢工作在生產線的最後，檢查生產出來的罐頭有沒有凹凸，顏色是否均勻。
“質檢工作都是機器操作的，如果檢到有不良品，就自動將其彈出，再由我們對這些不良品進行確認。這份工作讓人精神緊張，必須緊盯著，所以覺得時間過得特別慢，無論身體還是精神都很疲勞。如果你的耐力夠好，這份工作沒什麼技術含量誰都可以做。”
工廠24小時三班倒。跟大工廠不同，地方工廠是很悠閒的。
“我上的是夜班。相同崗位上跟我一樣是短期合同工的有三個人。”
S先生將那裏的工作分為第一次和第二次……這樣表述。兩個月的合同期滿以後，工廠規定不能馬上續約而要隔一個月，再次續約還是兩個月。
“我連續跟他們續了七次。要是別人，肯定在空余時間找份別的活幹起來了，但是我實在沒有那個精力。這份工作也攢不下什麼錢，錢沒了，就得回工廠幹活。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就像被工廠飼養的動物一樣。”
你的興趣呢？“跑步。這個時候我可以思考一些事情，能幫助我舒緩壓力。這也是我一天當中最有意義的一段時光。”
“有時候看雜誌上寫上班族一生的平均收入是2億日元，‘FREE族’是6000萬日元，我就開始算自己的，我從20歲開始工作，已經工作了12年，但是最近7年，都沒有年收入超過200萬日元的時候。”
那對未來有什麼設想呢？S先生淡淡地笑著：“未來？不知道呢。現在我已經32歲，5年後的生活我還可以預見，10年就不好說了，但我總會想方設法生活下去。雖然自己有時也覺得很有壓力，但還是不想思考太多，再想下去人就容易得抑鬱症了。從這一點上看我還是很樂觀的。”（來源：文匯讀書週報）
http://www.stnn.cc:82/fin/200906/t20090625_1052989_2.html
韓窮忙族暴增 「勤勉」變神話 ‧朝鮮日報中文網 2009/07/21
今年46歲的李光日(音)高中畢業後在一家服裝公司就職，1995年在首爾東大門區開了紡織廠。他把布料供給服裝廠，每月銷售額達2億韓元。他用該筆錢還經營了當時還是領先的網路購物商場。但因亞洲金融危機，李光日走上了下坡路，當時他的關係銀行——同和銀行倒閉後，他經營的工廠也跟著倒閉了。
李光日說：「從2000年春天起，每天晚4點出車一直開到清晨4點，一次也沒下車，憋尿就尿在塑膠瓶裏。當時只有一個心思就是要東山再起。這樣一個月可以掙180萬韓元，可是過了半年身體吃不消，就拉倒了。」
本月10日下午，在京畿道富川的一公寓區，李光日把剛炸好的雞肉串摞起來。他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工廠倒閉後，10年開出租和在夜市賣服裝，從去年7月起改做流動雞肉串生意。朝鮮日報記者攝影
李光日在輾轉住宅小區的夜市，擺攤賣服裝和首飾，從去年和妻子一起開著卡車，跑首都地區各住宅小區，賣炸雞。他們每天上午10時出去第二天淩晨2時回家。他們住的是月租20萬韓元的韓屋。
「10年來一天從未睡過6個小時以上。當然一天也沒有正經休息過。儘管如此，這日子還是老樣子。父母和我們兩口子，還有三個孩子，連吃飯帶供孩子上學沒有可剩下的。勉強維持生活，但一步也邁不出去。」
借個小屋開小店的個體戶、因低工資和隨時被辭退困擾的非正式職工、每天夜裏為明天的工作擔心而不能入睡的臨時工……儘管夜以繼日地工作也難以保障基本生活費的窮忙一族(Working Poor)在迅速增加。他們忘寢廢食拼命掙錢，但扣去孩子們的補習費、各種收費和伙食費，存摺上就所剩無幾，他們過的是不折不扣的貧困生活。
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的美國記者大衛-希普勒(音)曾經說：「窮忙族是介於貧困和安樂之境界的人群。」他們有自己的工作崗位，每月都有工資發，乍看很像堅實的中產階層，其實工作不穩定，也沒有積蓄，只要失去職業或生病立即會淪落為貧民。
這種窮忙族的增加，在韓國也十分嚴重。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估計，努力工作而收入不到最低生活費(以四人家庭為准，每月132.6609萬韓元)的人，到年底最多將達到211萬名至227萬名。比起2007年的156萬名，兩年來增加了55萬至71萬名。
保健社會研究院的研究員盧大明(音)在2007年發表的論文中分析說：「韓國還沒有有關窮忙族的具體標準和統計，但如果採用廣為使用的歐洲標準，可以推算達到271萬至301萬名。」考慮到窮忙族逐年增加的情況，韓國的窮忙一族可估計為至少300萬名。
眼下還是中產階層，但情況稍微惡化就會淪為窮忙族，這樣的「準窮忙一族」也為數不少。只靠丈夫的工資則難以為繼，於是夫妻一起去工作，或做兩份、三份工作，從而月收入勉強達到200萬至250萬韓元，這樣的家庭若夫妻兩人中一人失去工作或生病，就會隨時就會淪為貧民。
窮忙族和準窮忙族，他們有勞動能力和意志，而且正在拼命努力，這一點上他們與殘疾人、孤寡老人、隔代撫養家庭等傳統貧困階層不一樣。他們怕淪為貧困階層不惜幹兩份、三份工作。不僅如此，他們拼命掙錢以擺脫目前的困境。
發生亞洲金龍危機之前，今年49歲的金玉彩（音）在首爾鍾路區的中餐館當經理，月薪250萬韓元。他租住在15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一共積攢了5000萬韓元。每月還給老家的父母寄20萬韓元的零用錢。他的目標是再積攢些錢，租個交抵押金的大房子。
但經濟危機讓飯店關門了，金玉彩的生活也走下坡路。兩三年沒找到工作，積蓄也花光了。他不但沒有住上大房子，反倒搬到了自2004起居住至今的南山貧民區。
現在，金玉彩每月的收入是90萬至100萬韓元。從早上6點半到9點半，清掃首爾會賢洞居民中心，月收入是40萬韓元。上午10點到下午2點清掃南大門市場附近大廈的樓梯和衛生間，月收入是40萬韓元。下午偶爾會有搬家公司的零活，一周能有1、2次，每次3萬韓元。金玉彩的支出有房費20萬韓元、伙食費30萬韓元以及手機費、煙錢、電費、交通費等。
金玉彩說：「打3份工作，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每月也只能攢下20萬韓元。雖說沒有欠錢就很幸運了，可一想到每年最多能攢240萬韓元，就覺得前途黯淡。」
金玉彩做2份清掃活和1份搬家公司的零活，但其收入合起來只不過110萬韓元。圖為，9日金玉彩在首爾會賢洞居民中心打掃衛生。/朝鮮日報記者 李泰敬攝影
今年51歲的一家計程車公司的白領職員林某一天上兩次班。上午6時到晚6時去首爾永登浦區的辦公室上班，下班後回家趕緊吃晚飯，然後7時去附近的加油站幹到深夜12時，5個小時掙1.75萬韓元(每小時3500韓元)。
「轎車收的錢多，而且大多用信用卡結算，所以錢數差不了。可是摩托車就不同了，一次加幾千韓元的油，有時不小心會少收。如此，當天的工資就算飛了，因為我得補上少數的油錢。進口小摩托車，有的用柴油，有一次困了就稀裏湖塗加了汽油，結果被年輕的車主挨了一頓說。」
他還說：「我的工資不到200萬韓元，靠這點工資無法置備服兵役的兒子回來上大學的學費。所以哪怕一萬韓元得多掙一些才是。正巧家附近有個這樣的地方打工，真是萬幸啊。」林某的兒子明年這個時候退伍，為兒子一年存300萬韓元左右，就是他時下的目標。
專家們認為，勞動貧民問題的出現始於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當時不分白領、藍領出現了大量失業。這些人勉強重整旗鼓的2004年，又因信用卡風波國家經濟再次受挫，從而下海之後試圖獨自創業的人們就難免接連倒閉。
正式工作不斷減少，非正式崗位反而在增加。去年年末來自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更是讓這種情況雪上加霜。
韓國貧困問題研究所所長柳貞順(音)說：「非正式員工深受失業的憂慮和低薪的困擾，小規模個體戶則每當經濟衰退引起消費疲軟時，都最先遭受打擊。他們即使努力工作，也無法擺脫貧困狀態，每當經濟動搖時，都會淪為『最先受害的犧牲者』。」工資上漲率追不上居住費、教育費和物價上漲率的步伐，這也助長了韓國窮忙一族的增加。即，越來越多的人收入增長的速度遠遠趕不上基本生活費增長的速度，即使努力工作也難以改生活質量下降狀態。
首爾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具仁會說：「就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只要拼命工作，節儉生活，就算不能大富大貴，也能生活的不錯。這種健康的勞動理念和希望深深植根于韓國平民心中。然而在過去的10年裏，即使付出了努力，也看不見生活好轉的希望。人們不再信奉『只要努力就行』這一信念，社會底層開始彌漫著挫敗和不安的情緒。」
◎關鍵字：窮忙族(Working Poor)
窮忙族是指即使努力工作，卻依然很窮的人群。該辭彙出現於美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進入21世紀初期後，開始全球流行。一般的定義是指，就業工作卻無力積蓄，一旦患病或失業，就會陷入極度貧困的階層。據估計，韓國的窮忙族約有300萬人左右。
窮忙族，儼然成全球性問題 ‧朝鮮日報中文網 2009/07/21
窮忙族（Working Poor）的擴散並不只是韓國的問題。儘管對窮忙族概念的定義各國有所不同，但這些群體正在迅速增加卻是全世界的共同點。
美國國內21個市民團體聯合成立的團體「Working Poor Families Project」(WPFP)對美國人口調查局2002年至2006年的資料進行分析後編寫的報告書顯示，2006年美國低收入工人家庭為957萬戶，比2002年增加了37萬戶。以此標準來看，密西西比州、新墨西哥州的窮忙族家庭占全體工人家庭的40%，儘管大多數是移民家庭，但其中43%是白人家庭。
日本也不例外。在日本年收入不到200萬日元（2700萬韓元）的工人被定為窮忙族。據專家統計，日本的窮忙族在2006年已經超過1000萬人。另外，淪落為極度貧困階層的人也繼續增加，截至2009年3月，日本的扶貧對象達到165.46萬多人。比1992年的88萬人增加近1倍。據此，日本專家們指出：「過去日本引以為傲的『1億中產階層國家』已成為老話。」
如果看看各國表示窮忙族的多種多樣的新詞，就會明白這種現象多麼普遍和嚴重。2006年在歐洲盛行流行語「1000歐元一代」。意思是指每月領取1000歐元，換算成韓幣為178萬韓元的臨時工青年。而在此後不到3年的去年底，歐洲又出現了叫作「700歐元一代」的新詞。這是別說1000歐元，連700歐元（124萬韓元）都難以掙到的自嘲。在日本，因為承受不起月租而在所謂的「網路社區」（網吧）解決食宿的日用工和低收入階層失業者被稱作「網路難民」。在中國則把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大批低收入工人稱作「窮忙族」（忙碌勞作卻依舊貧困的人）。
去年末源自美國的全球經濟危機可能會造就更多陰鬱的新詞。國際勞工組織（ILO）預測，2007年全球失業人數達到1.9億人，而到今年年底可能會增至2.1億人。
有跡象表明，貧困和不透明的未來可能會改變人們的政治態度。美國外交專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曾在今年4月報導說，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在德國、中國等地的銷量最近增加了3至4倍。有分析指出，這是對因經濟蕭條而受到打擊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抗議。
窮忙族：新貧階級時代的來臨
作者：門倉貴史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8年09月11日
物價上漲、通貨膨脹、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日本社會有一群被稱為「窮忙族」（Working Poor）的新階層正在逐漸形成。他們努力工作，收入卻達不到最低生活費用的標準；這些人當中，有初入社會的新鮮人，有為貼補家計而工作的就業婦女，甚至有應該處於事業顛峰的中年上班族。是什麼原因造成他們淪為「窮忙族」？又有什麼方法可以幫他們擺脫窮忙的悲慘命運？
本書作者門倉貴史為日本知名經濟學家，同時也是經濟話題相關的暢通書作家，他透過豐富的調查報告和數據分析，以及與窮忙族訪談的蒐集資料，針對窮忙族的現象做了最深入、客觀的分析與探討。本書在日本一出版立即引起讀者的廣泛討論，有人甚至開始審思自己的狀況是否符合「窮忙族」的要素，這本書也被譽為探討「窮忙族」現象最精闢、完整的專書。
本書從家庭、企業、社會、經濟等各個層面來分析窮忙族現象的影響，窮忙族的產生絕不是個人的事，它所引起的連鎖反應更是波及到子女教育、金融體系、社會問題等。更令人擔憂的是，一旦成為「窮忙族」，就會像掉進蟻螄陷阱的螞蟻一樣，很難靠自己的力量再爬出來。
身處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當中，「窮忙族」是你無法置之度外的社會現象。本書內容絕對值得讓你做為警惕，早一步洞悉窮忙族現象的真相，當個拒絕窮忙的人！
本書特色
本書依據大量的調查報告及數據資料，徹底分析窮忙族的形成原因和所帶來的後果與影響；以社會、家庭、企業制度、就業環境等各個層面來討論窮忙族的現象，全面性的分析使內容十分具有可看性，讀者可借鏡日本的現況來反觀台灣社會。
作者簡介
門倉貴史（AKASHI KADOKURA）
經濟學家。1971年出生於神奈川縣，慶應義塾大學經濟系畢業，主修總體經濟學。畢業後進入橫濱銀行智囊團綜合研究所擔任研究員，之後受命服務於財團法人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東南亞經濟研究所。2002年轉任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擔任經濟調查部主任一職；2005年7月開始，轉任BRICs（金磚四國）研究所的代表。專長領域為日美經濟、亞洲經濟、BRICs經濟、地下經濟。著有許多經濟相關著作。
作者個人網站：www004.upp.so-net.ne.jp/kadokura/
目錄
推薦序 誰搬走我的乳酪？窮忙族的興起 國立中央大學溫世仁講座教授 李誠
推薦序 從窮忙到富閒 1111人力銀行營運長兼發言人 吳睿穎
前言
第１章 日本勞工每4人就有1人過著符合社會救助標準的生活
悲慘的現況：日本勞工中每4人就有1人是「窮忙族」
為什麼「窮忙族」持續增加？
接受社會救助的家庭越來越多
預期將會持續擴大的日本所得差距
美國持續增加的「窮忙族」
由「窮忙族」淪為遊民
窮忙族實例 1
窮忙族實例 2
第2章 正值壯年的中年家庭淪為「窮忙族」的恐怖
如果「美國心玫瑰情」的男主角沒死……
超過40萬人的中高年男性「窮忙族」
因公司倒閉或裁員而成為「窮忙族」的中高年男性
無法壓低的各項生活開銷
為「窮忙族」所苦而自殺的中高年齡層
中高年齡層「窮忙族」的增加也影響了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業績
將中高年上班族壓得喘不過氣的子女教育費
窮忙族實例 3
窮忙族實例 4
第3章 日漸瓦解的日本僱用體制
一路走來相輔相成的終身僱用制和年功序列薪資制
為什麼終身僱用制和年功序列薪資制會瓦解？
何謂派遣員工？
1990年代後人數驟增的派遣員工
派遣勞工處於弱勢的代表性事件
過勞的正式員工是心理層面的「窮忙族」
窮忙族實例 5
窮忙族實例 6
第4章 非正式員工的年輕族群
日益惡化的青年僱用問題
無法成為正式員工的年輕人淪為「窮忙族」的危機
成為「單身寄生族」的年輕非正式員工
人數日增的飛特族和尼特族
尼特族和非尼特族的所得差異擴大
年輕人成為尼特族的主要原因在於僱用環境的惡化
可望改善的僱用大環境
年輕人正面臨日益嚴重的勞僱供需失衡問題
窮忙族實例 7
窮忙族實例 8
第5章 「結構改革」後自由主義經濟和民營化的結果
結構改革的得與失
必須大量釋出非正式員工轉為正式員工的機會
工作分攤制度能解決「窮忙族」問題嗎？
提高消費稅使「窮忙族」的負擔越來越重
提高最低薪資以作為安全防護網
外籍勞工的加入將使非正式員工的生活更為辛苦
窮忙族實例 9
窮忙族實例 10
後記
參考文獻
推薦序：全球化與窮忙族的興起 國立中央大學溫世仁講座教授 李誠
富裕國家中窮忙族的興起
近日在國際上常被討論的一個現象是先進與富裕國家中窮忙族的興起。窮忙族一詞是來自英文的Working Poor（工作貧窮），原意是指一些每週工作40小時或以上，而所得的薪資尚不及最低薪資或貧窮線的員工。對這些員工一個更準確的名詞應該是「勤貧族」，亦即很勤奮但很貧窮的員工。
為什麼各國政府近日來對窮忙族特別關心？其原因是二次大戰以後各國政府都在努力發展經濟，其目的便是想利用經濟發展的手段，提升人民的所得，消除國內貧窮的現象。此種政策亦相當有效，使很多國家產生了大量的中產階級，過著安穩、富裕的生活。國內雖然有少數因為身體殘障或其他理由無法工作而陷於貧困的人士，但政府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社會救濟方案，使他們有一個安穩的生活。然而，最近很多富裕的國家出現了一群為數不少努力工作，但所得卻無法維持生活的窮忙族，窮忙族與富人兩極的對比已是富裕國家中一個矛盾的現象。更可怕的是，窮忙族在各富裕國家中快速的發展，比如在2000年美國勞工部公布當年美國境內有640萬人是窮忙族，2004年美國商業週刊估計美國在2003年可能有24%的勞動人口是窮忙族。德國在1998年有3.9%的勞動人口是窮忙族，到2007年上升到7.4%，《窮忙族：新貧階級時代的來臨》作者門倉貴史也估計日本的窮忙族是勞動人口的25%。雖然大多數學者認為25歲以下，65歲以上與部分工時人口不該列為窮忙族，但是窮忙族占勞動人口一個相當大的比例，則是不爭的事實。這些窮忙族既非失業人口，亦非無工作能力而需要社會救助的人士，政府無從由現有的失業救助方案或社會福利救助方案去幫他們脫離貧窮。他們成為社會福利制度中被遺漏的一群，如果社會任由他們繼續增長，必然會釀成富裕國家中一項嚴重的社會問題，造成社會的不安，因此各國政府對窮忙族的問題開始加以密切地注意。
窮忙族形成的原因
為什麼窮忙族會在一個富裕的國家中產生，並且快速地成長？其主要原因是在20世紀末期以來，全球開始進入貿易自由化、國際化、經濟全球化的階段，各國的企業為了因應全球化所帶來的激烈競爭環境，無不要求各種法令的鬆綁，產品與勞動市場的彈性化，以便僱主可以更自由地僱用不同僱用類型的員工、自由遣散員工、重組新公司，使企業更具競爭力。其他國營事業為了提升競爭力，也開始民營化，遣散部分員工，其他大型公司也不斷地進行併購、重組、組織扁平化以節省成本，提升競爭力。在此一波勞動市場彈性化的過程中，不但高薪的藍領員工失去工作，不少管理階層、專業人士、白領職員也因產業外移、併購、外包等政策而失去他們高薪、穩定的工作，他們所能找到的新工作都是一些低薪又不穩定的派遣業與臨時性、部分工時等非典型的工作。雖然這些喪失工作的人士教育程度或技術程度都不差，但是他們所能找到的新工作都只是既不穩定又低薪的窮忙族工作。
如何協助窮忙族脫離貧困？
政府可以藉由哪些政策來協助窮忙族脫離貧困？在數年前有一本全球非常暢銷的書，書名是《誰搬走了我的乳酪？》其內容是敘述二隻小老鼠與二個小小人，他們共同依靠乳酪過活。但是有一天他們的乳酪被人搬走了，二隻小老鼠很快地便到其他地方去找新乳酪，而二個小小人則在原地等人把乳酪還給他們，但怎麼等都沒有人歸還他們的乳酪，二人餓得半死。後來，他們從老鼠的身上得到了學習，開始到其他地方去找新乳酪，他們不但找到了新乳酪，而且是更好的乳酪。全書要傳達的訊息是：全球化的時代，我們的工作一定會被人取代，這時，千萬不可停留在原地，等著原來的工作回來，應該要趕快到其他地方，學習新技術，尋找新工作。這是經濟全球化、勞動彈性化時代人民生存的唯一方法。
很多國家的政府都接受了此種理念，於是大量推行職業訓練制度，改善就業輔導機構的服務，希望透過這些服務，儘快協助遣散員工找到新的且更佳的乳酪。然而窮忙族的迅速興起，說明了此種政策的有限性。換言之，政府不但要協助被遣散的員工去尋找新乳酪，政府也應該有些方案去創造一些新乳酪（穩定的、高薪的工作環境、良好的新工作）。所謂優質的工作（decent work）也就是說，當新政府在高唱拚經濟的時候，千萬不可以只把降低失業率作為他們的終極目標，而是要以創造足夠的優質工作機會，防止窮忙族的產生，為他們拚經濟作為最終的目標。
在我們討論如何防止窮忙族在台灣產生與迅速發展時，門倉貴史的新書《窮忙族：新貧階級時代的來臨》是我國政府官員、學者、企業主與關心社會問題人士的一本最佳參考書。書中所介紹日本的企業是如何因應經濟全球化、國際化，政府是如何對勞動市場鬆綁、因應企業的要求、如何因此帶來二次大戰後日本所建立的終身僱用與年功序列薪資制的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大批低薪又不穩定的派遣與非典型工作。這些發展不但產生了大批的窮忙族，這些惡劣的工作環境也使年輕人寧淪為尼特族，靠家庭、父母維生，也不願意接受這些工作。政府如不趕快擬訂解決窮忙族的辦法，下一波這些年輕人很快也會變成新貧階級。日本窮忙族的發展，日本政府因應勞動市場彈性化所帶來的不良後果，日本政府處理窮忙族的失敗經驗，都是我國在擬訂防止窮忙族發生時一個很好的借鏡，因此特撰寫此文推薦本書給國內的讀書。
內容連載
超過40萬人的中高年男性「窮忙族」
年輕的單身男子即使成為「窮忙族」，或是陷入幾近「窮忙族」的窘境，只要埋頭努力一陣子，想要脫離這樣的狀況並非不可能，因為他們還握有一絲「希望」的光芒。
比較悲慘的是正值壯年、家有妻小的中高年齡層（一般指45～59歲）男性因為長期服務的公司倒閉或裁員而突然失去了工作，即使找到新的工作卻仍然成為「窮忙族」的案例。這麼一來，就會成為風中的蠟燭，「希望」的光芒隨時可能消失殆盡。
或許有讀者會認為「現在這個時代不可能有那麼多中高年齡層的窮忙族！」但事實上中高年齡層的「窮忙族」人數卻不在少數。他們為了不讓心愛的家人生活頓失所依，因此總是加倍拼命工作，但是年收入還是一樣低迷，根本不足以供養家人。
根據厚生勞動省「新資結構基本統計調查」的統計資料，若依年齡別來看年度本薪總合低於200萬日圓的男性勞工人數，2005年45～49歲的年齡層內有8萬9970人（占該年齡層勞動者的5.5%），50～54歲的年齡層有12萬3250人（同年齡層的7.3%），55～59歲的年齡層則有18萬6840人（同年齡層的10.5%）。
由以上數據可以得知，45～59歲的中高年男性窮忙族人數總和高達40萬人（占該年齡層勞動者的7.8%）。
這個數據在2001年時只有30萬8930人，短短四年之間，中高年齡層的「窮忙族」就增加了9萬1080人，其中又以55～59歲的年齡層增加人數最多。
另外，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45～59歲的年齡層內，甚至有男性勞工的年度本薪總合是低於100萬日圓的，其人數在2001年為6990人，2005年為1萬1700人，約成長了1.7倍之多。
日益惡化的青年僱用問題
近年來，青年的僱用問題日漸惡化。
雖然日本景氣逐漸好轉，從宏觀面可以看出僱用環境的惡化已經獲得改善，但是青年僱用環境的改善卻相對較為緩慢。例如，15～24歲的完全失業率在2005年時為8.5%，比平均值（4.4%）高出許多，且呈現高原期狀態，顯示目前日本約10個年輕人之中，就有1人失業。
相較於其他年齡層，青年僱用環境日益嚴苛的主要原因在於日本國內企業面臨激烈的競爭，因此不願意僱用經驗較少的應屆畢業生，寧可優先錄取具備豐富專業知識和即戰力、有經驗的員工。
而來自供給方的原因，則是因為青年的就業意識產生變化，開始有了「不希望被公司束縛，要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想法。由於這種需求˙供給兩方所產生的新動向是結構上的問題，因此即使景氣變好，年輕人的失業問題恐怕也很難在初期獲得解決。
成為「單身寄生族」的年輕非正式員工
和前述中高年齡層「窮忙族」不同的是，年輕「窮忙族」都有緩衝的方法，就算收入較少，他們還是有其它辦法可以生活下去。這個緩衝方法之一就是被稱為「單身寄生族」（Parasite Singles）的生活方式。
所謂的「單身寄生族」指的是即使成為社會人，仍然未成家而繼續寄住在父母家裡，食衣住等生活基本需求都仰賴父母提供的單身年輕人（特別指20～39歲）。這個名詞是由社會學家山田昌弘在其著作《單身寄生時代》（筑摩書房、1999年）中所提出來的。
由於單身寄生族省下了離開父母獨立生活所需花費的各項基本支出，也不需要儲蓄來因應所得減少後的開銷，因此即使身為所得不多的非正式員工，也能過著不虞匱乏的生活。
對年輕人來說，即使工作的收入降至「窮忙族」的水準，不過只要選擇「單身寄生」的生活形態，就可以避免陷入困苦生活的風險。
但是，當父母到了只能靠老人年金度日的時候，這些人便無法繼續維持寄生的生活形態了。也就是說，「單身寄生族」這層安全防護網一旦破損，突如其來的「窮忙族」問題便很有可能浮出檯面。
http://www.books.com.tw/books/series/series9789570833188-2.php
另參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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