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說明：廣州黃花崗72烈士墓後「表功坊」上的自由女神像。全中國大概也只此一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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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民主 心中有愛
中國時報2005.04.21第A15版。
包淳亮（作者為中國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在過去兩天，張登及與王興中兩位學者都論及連戰訪中所應該談論的一大主題，應當是中國的「政治文明」，或者民主化的推展。從多個角度來說，連戰確實應該談論大陸的民主化。
首先，國民黨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雖然並非沒有貢獻，但並非其中的積極角色，這已經是國民黨在歷史定位上的一大挫敗，並且是國民黨在當今台灣政治形勢上處於下風的主要原因。國民黨若能痛定思痛，重拾「興中會」建立共和的真精神，以在整個中國推廣民主為己任，至少能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其次，台灣的前途，只有從割地自保的「獨立」，與改革中國的「民主」兩條路線中做出選擇。前者已經被陳總統宣布「做不到」了，倘若後者也未能開展，台灣前途豈非僅能處於動彈不得、進退失據的處境當中？台灣於今之計，只有先改變中國，促進大陸的民主化，才能在新的形勢中尋求寬廣的未來。因此連戰推動大陸民主，也是為台灣開創明天。
其三，台灣若不能干涉中國內政，則只有獨立才是正途。而要合法干涉中國內政，只有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大陸果真能實現民主，台灣屆時可以藉由在大陸捐輸「政治獻金」，部分地替代向美國購買軍火，以從中「買」得安心，因此中共要避免「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需要民主；大陸希望台灣人民甩掉對大陸「苛政猛於虎」的印象以及「義不侍帝秦」的態度，也需要民主。因此連戰應要求大陸放棄「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維，藉由民主，促使大陸內部、也促使兩岸「水乳交融」。
其四，民主雖是一種普世價值，但在熊彼得的民主意涵中並非高不可攀的神秘字眼，而僅是一種選擇政治領導人的程序而已。因此連戰可以建言中共操作民主的方式，甚至可以提出與大陸的花瓶政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合作的計畫，藉由輔導、推動花瓶政黨的競選，促使大陸按部就班的民主化。於是國民黨在大陸當前政治運作中仍然存在的特殊聯繫，可以成為孵化中國民主的特殊工具。
最後必須強調，推廣民主，需心中有愛。台灣許多侈言民主者似乎用「東方主義」的形式把「不民主」的中國大陸給刻板化、乃至於妖魔化，於是「民主」二字成了區隔兩岸藉口。這種推廣民主的態度，不是「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民胞物與情懷，而是冷戰的藉口，因此只能加深對抗猜忌，無助於中國的民主、更無益於兩岸的和平。連戰既然是胸懷中國的台灣世家子弟，當能避免冷戰思維，以兩岸民眾福祉為念，以正當的心境期許中共推動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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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黨登陸 五大可以談
張登及
中國時報2005年4月19日A15版
自一九九五年「江八點」提出，到今年胡錦濤的「四點意見」都曾聲言，兩岸在「體現」一中的九二共識基礎上，「什麼都可以談」。在野黨與執政黨的現任閣揆都同意，台澎金馬目前的憲政秩序仍是「憲法一中」狀態。或許基於此一認識，江丙坤等的謁陵之旅受到了中共的高規格接待。現在兩大在野黨都有可能打鐵乘熱，由黨魁親征彼岸，爭取為期三十年到五十年的和平協議，而國民黨還可能先簽署「國共終戰」的文件。但五十年和平或「終戰」的目標不僅無法律拘束，而且格局不足，有乞和而損國格之嫌。其實在野黨應放寬歷史的視界，自許為兩岸、東亞與世界和平作出嶄新貢獻，最少也不至於落人親共求和的口實。由此觀之，九二共識的平台，至少可以得出五大議題可談：
第一可談的當然是兩岸敵對狀態的結束。但二戰後的中國內戰兩方雖以國共兩黨為主，但法理上並不是兩個政黨作戰。中華民國政府不是，中共也不是，所以沒有兩黨關門搞停戰的道理。兩黨可以結束彼此敵視的政策，甚至有常態性交流的協議，但沒有資格代替兩地區其他人決定停戰。而爭取三十年、五十年之類的「中程協議」，除非有某種雙重承認保證，否則台澎金馬實在不需要香港「五十年不變」的「優遇」。在野黨尚未執政，可以與對岸的執政黨—中共達成的共識應該是，在野黨堅持台澎金馬現行憲政秩序不變的政綱，而中共不以非和平手段改變台澎金馬現行憲政秩序的「停止敵對狀態共識」。不設時限看似「無限期拖延統一」，其實也可以解讀為讓大陸釋放更多善意促進整合，進度還可能比數十年更快，完全取決於雙方交流的互信與誠意，台灣不需乞求不可靠的「幾十年」。
第二可談的是兩岸功能性交流的深化、擴大。這雖是耳熟能詳的泛泛之論，包括民間的經貿、科技等交流早已在進行，但卻是促進雙方人民了解，厚實停止敵對的基礎。在此特別應該提出較少人重視的文化交流。中華文化是兩岸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岸期許「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近年來官方也開始參與祭孔等具有重大意義的活動。這應該是海內外華人共同樂見的。然而兩岸對現代化與全球化的衝擊，應對途徑其實大異其趣。台澎金馬居民反而保留許多這些傳統文化實踐。而中共建政，特別是文革，使得大陸對中華文化的認識與實踐產生重大變化，至今其「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與中華文化究竟是什麼關係，還有待釐清。這種文化與生活態度的落差是兩岸誤解、挫折感乃至敵意的重要根源。正本清源，且為華人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計，在野黨應當建議兩岸各界在這個「精神文明」議程上擴大對話，排除各種不必要的禁區。
第三可以談的是兩岸歷史認識的對話。大陸時常提醒日本要坦誠、正確面對歷史，因為歷史認識的落差也導致敵意；兩岸又何嘗不是如此？由於長期隔絕與意識形態因素，兩岸對對方的歷史，甚至清代以前的中國史、世界史都有極不同的詮釋。近年來中共較能以坦然之態度面對中華民國抗戰的貢獻，陳總統也曾在就職講詞中肯定大陸領導人改革的成就。但是一看大陸對日據時期台灣處境的無知，其媒體、戲劇對中華民國、台灣的陳述，與現實差異實在太大。而台灣對大陸的發展認知也有很多侷限，所以往往容易拿美日的放大鏡看待大陸的事物，結果難免加以歧視。在野黨最低限度可以提出，雙方黨史機構嘗試舉辦常態、公開的研討，並鼓勵兩岸文史研究單位的類似活動，作為建立寬容史觀的起點。
第四可以談的是兩岸的國際責任。「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是近年西方的熱點。在「九二共識」平台上，兩岸對東亞與世界未來的和平與發展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於大陸提出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台灣應該樂意促成。但兩岸現在卻熱中於軍備競賽、武器相互瞄準與外交戰場的爭奪，大陸甚至不惜動用罕見的聯合國否決權，阻礙了重要的維和進程，實在都不是負責之楷模。在野黨應該在停止軍事敵對之外，也提議雙方停止代表權的爭鬥。服務僑民的事，台北未來可以考慮在大陸沒有館處的國家提供協助，甚至允許大陸開設低於使館之單位，反之亦同。
第五可以談的是兩岸政治文明的建設。無論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資本主義民主，擴大公民參與本地乃至全球公共事務，不僅是兩岸社會共同的趨勢，也提供本地民眾向世界負責的機會。台澎金馬實施民主問題仍然很多，大陸基層民主也起步未久，如果「什麼都可以談」，雙方就不應該在這個重要領域放棄談的機會。大陸可以和外國「人權對話」，「九二共識」平台自應提供兩岸體制改革經驗交流與相互督促的空間。這方面在野黨可以提議兩岸先易後難，先理論務虛，且從基層政權交流做起。這方面還應該建議邀請台灣執政黨的基層政權精英也能參加。
五個可以談是個舉例，如果「九二共識」平台是真誠的，可以談的絕對不只這些。我們不期待每個項目都取得對方的認可，但只要掌握溝通要領，必能拉高格局，因勢利導，而且贏得國內外的喝采。期盼在野黨領袖抬頭挺胸，把握住這終結台灣悲情，創造人類歷史的關鍵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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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登陸 應為人權進言
中國時報，2005/04/19，A15/時論廣場
【王興中】 （作者為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連戰和宋楚瑜二位在野黨領袖計畫先後訪問北京，兩岸即將進入政黨對話的時代。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即使口頭上宣稱這樣的交流是為了兩岸人民的福祉，實際的議題卻完全迴避了中國人民的基本人權問題。
在中共政權統治下，全球五分之一人類仍無法自由生活。維吾爾人民無法學習母語，西藏人民無法崇拜達賴喇嘛，內蒙古人民失去千年牧野，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被歧視的少數。即使漢人，也沒有言論、集會、結社、信仰和遷徙等等基本自由。六四事件的冤情尚未平反，連前總書記趙紫陽都被軟禁到死。根據「無疆界記者」組織估計，因為在網路上發表政治異議而被中國政府關押的新聞工作者，至少六十人。國際特赦組織指出，中國死刑犯被處決人數高居世界首位。美國年度人權報告指出，中國監獄虐待人犯問題仍嚴重，對法輪功的打壓持續進行，並以反恐為藉口打擊和平的維吾爾族分離主義人士。
面對這樣的事實，連宋或其他任何政治人物都不應該沉默。
對於中國惡劣的人權現況，世界各國均予高度關注。歐美各國政治領袖凡到中國訪問，必然提起人權問題，甚至要求建立官方的人權對話機制。江澤民、胡錦濤到美國訪問，首先要回應的是人權問題。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現任國務卿萊斯到了北京，也必然要求中國改善人權。近來歐盟有意開放對中國軍售，歐洲各國人權團體均大力抵制，綠黨籍的德國外交部長費雪甚至為此罕見地公開反對總理施若德的政策。台灣的朝野各黨派既自許為民主政黨，若對中國人權問題不聞不問，能不令人匪夷所思？
近年來，台灣民間對中國人權關注提升，國內人權團體曾公開聲援以下案件：楊建利因爭取回國權利被非法逮捕判刑，至今被拘禁將近三週年；王炳章因長年在海外為民運奔走而遭綁架回國，被判無期徒刑；丹增德勒仁波切因支持達賴喇嘛而遭構陷，被判死刑（因國際壓力而暫緩處決）；無數法輪功學員遭受酷刑虐待等。
台灣能夠貢獻於世界者不多，但民主化的階段成就確實值得同為華人社會的對岸參考。且台灣飽受中共打壓，本應最理直氣壯地監督中國改善人權。陳總統當選之初雖楬櫫人權立國的口號，但至今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關心仍相當有限。既然在野黨說要去做執政黨做不到的事，連宋二位主席有義務將台灣民間對上述案件的關切帶到北京。同時，他們更應向中共領導人施壓，要求以真正的自由開放來落實其「一切為民」的改革承諾。
保障人權是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政黨領袖急切登陸為的是私心還是公益，這就是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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