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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17 00:09:38| 人氣61|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傾心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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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劉小楓認為,詩人自殺事件是二十世紀最令人震驚的內在事件。這所謂的“內在’,是指發生在人的信念的內部。一般世人的自殺,是對不公正和暖昧不清的世界感到絕望,是形而下的走投無路,而詩人自殺則源起于自己的信念的毀滅,是自己對世界所持的態度的絕望,是形而上的無路可走。

  顧城的自殺究竟屬於“形而上”還是“形而下”,甚至是不是一種卑劣的行為——因為他居然砍死了妻子——,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但是,終究是一個詩人離去了,這引起我們的聯想,激起我們的思索。

  二十世紀是個“上帝死了”的時代,價值毀滅深深地刺痛著詩人敏感的神經,普遍的精神懷疑折磨著這個世紀的詩人。詩人是人,但又有別于常人,他的特別之處在於,他不能單純地想方設法地苟活下去,而必須弄清楚:我是誰?我為什麼活著?“是生還是死”,在真正的詩人腦裏,始終是個“問題”。加繆說:真正嚴重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而真正的詩人在“自殺”的門檻前必須垂下沉思的頭顱,否則,他就不配稱作是二十世紀的“詩人”,充其量只能算作是文學消費品的製造商。

  在二十世紀,自殺的詩人和具有詩人氣質的文人,簡直可以排列出長長的一串名字:特拉克爾、傑克•倫敦、恩•托勒、斯•茨威格、克勞斯•曼、沃爾夫、普拉斯、謝•阿•葉賽甯、馬雅可夫斯基、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斯坦姆、法捷耶夫、亞什維亞、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

  這樣高密度的詩人和文人的自殺現象,不能不使活在世上的俗人感到異常的震驚:上個世紀是詩人發瘋的時代,荷爾德林瘋了,斯威夫特瘋了,尼采瘋了……這個世紀卻又是詩人自殺的時代。這個世界究竟怎麼了?

  除了通常我們所能找到的解釋之外,我們還能得出其他的結論嗎?我無力想得比前輩學人和同輩學人更深廣,更久遠。我只有被詩人自殺的行為深深地刺動著。

  據說,當尼采在發瘋的那一刻,大街上正迎面趕過來一輛馬車。尼采看見趕車人正在鞭打行走的馬,他突然沖上去,一把抱住馬的頭:“我的受苦受難的兄弟啊!”

  他號啕大哭。

  每每有意還是無意看到這段文字,我也真想號啕大哭。我有時寧願自己就是那匹“受苦受難”的馬,被瘋了的哲人抱著,那“受苦受難的兄弟”會感到幸福嗎?

  這個世紀是個缺少“關懷”、“愛護”、“互助”的世紀,人們只一味地欣賞“血”與“火”、“爭”與“鬥”。

  詩人們的自殺多少給這個冷漠的世界投下了幾顆“關懷”的淚水。

  一九二五年在彼得堡那個寒冷的冬天裏,詩人葉賽甯毅然割破自己的手腕,靜靜地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之中。

  再見吧,我的朋友,再見吧,
  親愛的人們呵,你們在我心中,
  註定了的離別,
  定然已約定了再見的日子。
  再見吧,我的朋友,不用握手,不用話別,
  不要難過,也不要悲歎。
  在這種生活中死不算新奇,
  而生更不算新奇。

  這是詩人臨死前蘸著自己的鮮血寫成的“辭世詩”。詩人不再感慨自己的痛苦:“在這個星球上是多麼鬱悶和乏味啊!不錯也有飛躍的進步,像從馬背到火車的轉變,但所有這些只不過是速度的加快,或者更加膨脹而已。人們早就猜測到了這些並比這想像得更為豐富。在這方面能打動我的只有對正在逝去的可愛的動物世界的憂慮,死氣沈沈的鋼鐵和機器所具有的強大力量同樣使我感到不安。”詩人拋棄了自己曾經有過的“挽起褲腿,跟著共青團奮力趕上”的決心,飄然而逝,尋找到了“一個偶然的過客”的終結所在。

  詩人的死是痛苦的死,同時也是幸福的死。

  












在無產階級凱歌聲中,死並不難,難的是創造生活。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對葉賽寧的死不以為然,他不能容忍一個詩人竟然在轟轟烈烈的革命歲月中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事過五年,一九三0年四月十四日,馬雅可夫斯基在莫斯科用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遺書中寫道:“媽媽,我的姐妹們,請原諒我,人當然不應該這樣做(我不勸別人這樣做),但我沒有出路。”

  一位相信“未來”的未來詩人竟然也發出了“沒有出路”的絕望哀呼,真令人欷覷不已。

  詩人背叛了自己的信念,他只能以死來了結自己的“出賣自我”:

  …………
  我與生命再也沒有糾葛,
  用不著去細查,
  那些痛苦,
  那些不幸,
  和那些相互間的誤會,
  祝你們幸福!

  詩人的死換回了自己作為“詩人”的資格,詩人在向“未來”告別的同時,卻重返“詩”的故土,詩人重新找回了“本我”。

  詩人以自己“沒有出路”的感歎,證明死是艱難的。

  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自殺的詩人微乎其微,足可證明這個民族是個忌諱“死”的民族。

  “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一句話,就把“死生已大矣”的問題拋在了一邊,“死”跳出了中國人的日常思維畛域,可見,中國人“生’的執著和頑強。

  然而,總有越出常規的異常現象在。

  大約在二千二百多年之前,楚國大詩人屈原在“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鹹之新居”的無窮感歎聲中,憤而投入汨羅江中。詩人的一縷幽魂,從此沉澱在汩汩流淌的江水之中。

  屈原自殺是中國歷史上石破天驚的大事。不管當世後世的人們如何指責他“憤世”、“棄君”、“損傷父母之發膚”,現世的人們如何讚美他“愛國”和批評他“忠君”,屈原畢竟以自己的死撞開了我們民族忌諱“死”而構築的一座禁錮的堡壘。

  這是我們民族第一次真正有意義的“死”。

  更何況詩人在死之前,還留下了值得後世不同階層不同身分的人們反復回味的詩句: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二千多年平靜地過去了,中國詩人們都在“死”的面前保持了“沈默”,中國詩壇有幸了,後世的中國人有福了,數不清的“風花雪月”的吟詠支撐著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在搖頭晃腦中尋找著民族的“靈性”和“韌性”。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中國詩人終於在遠離“死”的路途上找到隨遇而安的豁達、寬容和大度。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日,詩人王國維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自沉。時值中國“近代化”的重大轉折關頭,王國維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值此事變,義無再辱”的“遺囑”,為一個早該結束的時代唱了一曲挽歌。

  在世人紛紛指責王國維作為“遺老”為早已崩潰的清王朝“殉葬”的可恥行為之際,學術大師陳寅恪為王國維辯護,認為王是為“學術文化”而“殉情”。其實,為一個具體的王朝的“殉葬”和為一種抽象的“文化”而“殉情”, 在王國維身上沒有多大的區別,這也不是我對王國維感興趣的地方。

  王國維自殺的意義在於照出了中國人缺乏“真誠”的勇氣。

  那些有著很高政治覺悟(姑且不論其性質)的學人在貶斥王國維的“殉情”時,抹殺了他的“真誠”是可以理解的。而有著詩人情懷的陳寅恪竟然也只一味地強調王國維獻身“文化”的可貴,真不知自稱“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托命于非驢非馬之國”的陳寅恪到底是出於哪種潛在的“心態”。

  也許,陳寅恪先生在這時不復具有詩人情懷了。

  三十年代,詩人朱湘與二千多年前的屈原沉寂的靈魂相會了:

  你留下了“偉大的源泉”,我慶賀。
  我更慶賀你能有所為而死亡
  好比,向了大湖,蜿蜒著這波浪,
  目標總不變,雖說途中有頓挫,
  在你誕生的地步,呱呱我墮地。
 
  詩人在艱難困苦的生活中,不願意聽從“命運”的安排:“不許自作聰明,按著劇本,說!為了全戲臺。”

  詩人對自己發出了質問:

  朱湘,你是不是拿性命當玩
  ……
  舍去積極,也走得消極的路?
  你的目標究竟是什麼呢,講!
  詩人回答不出。於是,詩人只能作出這樣的抉擇:
  永別了!呈與你的只容我有
  這一聲遼遠的,鬱結的瘋狂。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四日深夜,詩人朱湘在從上海開往南京的吉和輪上飲酒誦詩之後,縱身躍進了冰冷的江水之中,完成了他那“鬱結的瘋狂”的最後舉措。

  這是詩人一生中最美麗的一首“詩”。雖然,為了他的過早地離開人世,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要付出常人無法想像的痛苦和憂傷,那是詩人親屬的最大不幸。
 
  在春天, 野蠻而悲傷的海子
  就剩下這一個,最後一個
  這是一個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傾心死亡
  不能自拔,熱愛著空虛而寒冷的鄉村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傾心死亡”的年僅二十五歲詩人海子在河北山海關臥軌自殺。

  年輕的生命的花蕾剛剛破綻開放,就凋謝了。但詩人卻給這個昏暗的人世間留下一道永遠絢麗年輕的色彩。

  我和詩人同齡,且稍長詩人兩個月,我深深地理解詩人“傾心死亡”的決絕和果敢。
 
  在水上 放棄智慧
  停止仰望長空
  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淚水
  來澆灌家鄉平靜的果園
  生存無須洞察
  大地自己呈現
  用幸福也用痛苦
  來重建家鄉的屋頂

  朋友,你已經流下過“屈辱的淚水”,而今不再“生存”,你的淚水無須再流下去,而“大地”依然在“自己呈現”,然而,有誰會“用幸福也用痛苦”去“重建家鄉的屋頂”呢?“人”怎樣才能“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呢?

  請原諒,我不是個詩人,我只能這樣問。

  當我跨進大學的門檻的時候,正是“朦朧詩”方興未艾的時候。顧城的詩進入了我的視野,雖然我最喜歡的“朦朧詩人”是北島,但我也不放棄欣賞顧城,儘管有許多人稱他是“童話詩人”。

  我欣賞顧城的“天真”和“任性”。這是生命的率真和一絲不掛,毫不虛偽和做作:

  我希望
  每一個時刻
  都像彩色蠟筆那樣美麗
  我希望
  能在心愛的白紙上畫畫
  畫出笨拙的自由
  畫下一個永遠不會
  流淚的眼睛
  一片天空
  一片屬於天空的羽毛和樹葉
  一個淡綠色的夜晚和蘋果
  ……
  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
  我想除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畫滿窗子
  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
  都習慣光明
 
  在我的記憶中,詩人顧城是實足的“理想主義”者,“走了那麼遠,我們去尋找一盞燈”,雖然,詩人有時也會遇到“生存的困惑”:“小巷/又彎又長/我用一把鑰匙/敲著厚厚的牆”但是,他始終鼓勵我們“不要靠近森林的誘惑/不要失掉希望”。詩人曾經不贊成“厭世”:“不要在那裏踱步/下山吧/人生需要重複/重複是路”。

  然而,詩人卻“自食其言”,沒有繼續演奏自己的“生命幻想曲”,沒有“收穫”自己曾經有過的“小花的信念”,沒有重複“雨行”和“回歸”。

  詩人一度選擇了新西蘭一個小海島上離群索居的“桃花源”般詩意的生活。在那一片原始森林的所在地,詩人開荒墾地,采貝養雞,喝雨水燒木柴,儼然是魏晉時代陶淵明。
 
  但這個世紀畢竟不是魏晉時代。詩人無法隔絕與污濁塵世的相連。

  “金童玉女”都離去了,他們還能在另一個世界“夢遊”和“幻想”。

  我們活著的人呢?
 
  “人總得有條出路啊!”想到杜斯妥耶夫斯基的這句話,我忽然感到說不出的不安,又感到說不出的慰藉。

  但我仍然沒法安慰這個世紀正在痛苦的詩人們,我只能這樣安慰自己,用聶魯達的詩:

  每個白晝
  都要落進黑夜沉沉
  就像有那麼一口井
  鎖住了光明
  必須坐在
  黑洞洞的井口邊沿
  要很有耐心地
  打撈掉落下去的光明
    

台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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