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tude 自我療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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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劉小楓認為，詩人自殺事件是二十世紀最令人震驚的內在事件。這所謂的“內在’，是指發生在人的信念的內部。一般世人的自殺，是對不公正和暖昧不清的世界感到絕望，是形而下的走投無路，而詩人自殺則源起于自己的信念的毀滅，是自己對世界所持的態度的絕望，是形而上的無路可走。

　　顧城的自殺究竟屬於“形而上”還是“形而下”，甚至是不是一種卑劣的行為——因為他居然砍死了妻子——，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但是，終究是一個詩人離去了，這引起我們的聯想，激起我們的思索。

　　二十世紀是個“上帝死了”的時代，價值毀滅深深地刺痛著詩人敏感的神經，普遍的精神懷疑折磨著這個世紀的詩人。詩人是人，但又有別于常人，他的特別之處在於，他不能單純地想方設法地苟活下去，而必須弄清楚：我是誰？我為什麼活著？“是生還是死”，在真正的詩人腦裏，始終是個“問題”。加繆說：真正嚴重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而真正的詩人在“自殺”的門檻前必須垂下沉思的頭顱，否則，他就不配稱作是二十世紀的“詩人”，充其量只能算作是文學消費品的製造商。

　　在二十世紀，自殺的詩人和具有詩人氣質的文人，簡直可以排列出長長的一串名字：特拉克爾、傑克•倫敦、恩•托勒、斯•茨威格、克勞斯•曼、沃爾夫、普拉斯、謝•阿•葉賽甯、馬雅可夫斯基、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斯坦姆、法捷耶夫、亞什維亞、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

　　這樣高密度的詩人和文人的自殺現象，不能不使活在世上的俗人感到異常的震驚：上個世紀是詩人發瘋的時代，荷爾德林瘋了，斯威夫特瘋了，尼采瘋了……這個世紀卻又是詩人自殺的時代。這個世界究竟怎麼了？

　　除了通常我們所能找到的解釋之外，我們還能得出其他的結論嗎？我無力想得比前輩學人和同輩學人更深廣，更久遠。我只有被詩人自殺的行為深深地刺動著。

　　據說，當尼采在發瘋的那一刻，大街上正迎面趕過來一輛馬車。尼采看見趕車人正在鞭打行走的馬，他突然沖上去，一把抱住馬的頭：“我的受苦受難的兄弟啊！”

　　他號啕大哭。

　　每每有意還是無意看到這段文字，我也真想號啕大哭。我有時寧願自己就是那匹“受苦受難”的馬，被瘋了的哲人抱著，那“受苦受難的兄弟”會感到幸福嗎？

　　這個世紀是個缺少“關懷”、“愛護”、“互助”的世紀，人們只一味地欣賞“血”與“火”、“爭”與“鬥”。

　　詩人們的自殺多少給這個冷漠的世界投下了幾顆“關懷”的淚水。

　　一九二五年在彼得堡那個寒冷的冬天裏，詩人葉賽甯毅然割破自己的手腕，靜靜地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之中。

　　再見吧，我的朋友，再見吧，
　　親愛的人們呵，你們在我心中，
　　註定了的離別，
　　定然已約定了再見的日子。
　　再見吧，我的朋友，不用握手，不用話別，
　　不要難過，也不要悲歎。
　　在這種生活中死不算新奇，
　　而生更不算新奇。

　　這是詩人臨死前蘸著自己的鮮血寫成的“辭世詩”。詩人不再感慨自己的痛苦：“在這個星球上是多麼鬱悶和乏味啊！不錯也有飛躍的進步，像從馬背到火車的轉變，但所有這些只不過是速度的加快，或者更加膨脹而已。人們早就猜測到了這些並比這想像得更為豐富。在這方面能打動我的只有對正在逝去的可愛的動物世界的憂慮，死氣沈沈的鋼鐵和機器所具有的強大力量同樣使我感到不安。”詩人拋棄了自己曾經有過的“挽起褲腿，跟著共青團奮力趕上”的決心，飄然而逝，尋找到了“一個偶然的過客”的終結所在。

　　詩人的死是痛苦的死，同時也是幸福的死。

　　












在無產階級凱歌聲中，死並不難，難的是創造生活。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對葉賽寧的死不以為然，他不能容忍一個詩人竟然在轟轟烈烈的革命歲月中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事過五年，一九三０年四月十四日，馬雅可夫斯基在莫斯科用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遺書中寫道：“媽媽，我的姐妹們，請原諒我，人當然不應該這樣做（我不勸別人這樣做），但我沒有出路。”

　　一位相信“未來”的未來詩人竟然也發出了“沒有出路”的絕望哀呼，真令人欷覷不已。

　　詩人背叛了自己的信念，他只能以死來了結自己的“出賣自我”：

　　…………
　　我與生命再也沒有糾葛，
　　用不著去細查，
　　那些痛苦，
　　那些不幸，
　　和那些相互間的誤會，
　　祝你們幸福！

　　詩人的死換回了自己作為“詩人”的資格，詩人在向“未來”告別的同時，卻重返“詩”的故土，詩人重新找回了“本我”。

　　詩人以自己“沒有出路”的感歎，證明死是艱難的。

　　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自殺的詩人微乎其微，足可證明這個民族是個忌諱“死”的民族。

　　“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一句話，就把“死生已大矣”的問題拋在了一邊，“死”跳出了中國人的日常思維畛域，可見，中國人“生’的執著和頑強。

　　然而，總有越出常規的異常現象在。

　　大約在二千二百多年之前，楚國大詩人屈原在“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鹹之新居”的無窮感歎聲中，憤而投入汨羅江中。詩人的一縷幽魂，從此沉澱在汩汩流淌的江水之中。

　　屈原自殺是中國歷史上石破天驚的大事。不管當世後世的人們如何指責他“憤世”、“棄君”、“損傷父母之發膚”，現世的人們如何讚美他“愛國”和批評他“忠君”，屈原畢竟以自己的死撞開了我們民族忌諱“死”而構築的一座禁錮的堡壘。

　　這是我們民族第一次真正有意義的“死”。

　　更何況詩人在死之前，還留下了值得後世不同階層不同身分的人們反復回味的詩句：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二千多年平靜地過去了，中國詩人們都在“死”的面前保持了“沈默”，中國詩壇有幸了，後世的中國人有福了，數不清的“風花雪月”的吟詠支撐著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在搖頭晃腦中尋找著民族的“靈性”和“韌性”。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中國詩人終於在遠離“死”的路途上找到隨遇而安的豁達、寬容和大度。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日，詩人王國維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自沉。時值中國“近代化”的重大轉折關頭，王國維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值此事變，義無再辱”的“遺囑”，為一個早該結束的時代唱了一曲挽歌。

　　在世人紛紛指責王國維作為“遺老”為早已崩潰的清王朝“殉葬”的可恥行為之際，學術大師陳寅恪為王國維辯護，認為王是為“學術文化”而“殉情”。其實，為一個具體的王朝的“殉葬”和為一種抽象的“文化”而“殉情”， 在王國維身上沒有多大的區別，這也不是我對王國維感興趣的地方。

　　王國維自殺的意義在於照出了中國人缺乏“真誠”的勇氣。

　　那些有著很高政治覺悟(姑且不論其性質)的學人在貶斥王國維的“殉情”時，抹殺了他的“真誠”是可以理解的。而有著詩人情懷的陳寅恪竟然也只一味地強調王國維獻身“文化”的可貴，真不知自稱“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托命于非驢非馬之國”的陳寅恪到底是出於哪種潛在的“心態”。

　　也許，陳寅恪先生在這時不復具有詩人情懷了。

　　三十年代，詩人朱湘與二千多年前的屈原沉寂的靈魂相會了：

　　你留下了“偉大的源泉”，我慶賀。
　　我更慶賀你能有所為而死亡
　　好比，向了大湖，蜿蜒著這波浪，
　　目標總不變，雖說途中有頓挫，
　　在你誕生的地步，呱呱我墮地。
　
　　詩人在艱難困苦的生活中，不願意聽從“命運”的安排：“不許自作聰明，按著劇本，說！為了全戲臺。”

　　詩人對自己發出了質問：

　　朱湘，你是不是拿性命當玩
　　……
　　舍去積極，也走得消極的路？
　　你的目標究竟是什麼呢，講！
　　詩人回答不出。於是，詩人只能作出這樣的抉擇：
　　永別了！呈與你的只容我有
　　這一聲遼遠的，鬱結的瘋狂。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四日深夜，詩人朱湘在從上海開往南京的吉和輪上飲酒誦詩之後，縱身躍進了冰冷的江水之中，完成了他那“鬱結的瘋狂”的最後舉措。

　　這是詩人一生中最美麗的一首“詩”。雖然，為了他的過早地離開人世，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要付出常人無法想像的痛苦和憂傷，那是詩人親屬的最大不幸。
　
　　在春天， 野蠻而悲傷的海子
　　就剩下這一個，最後一個
　　這是一個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傾心死亡
　　不能自拔，熱愛著空虛而寒冷的鄉村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傾心死亡”的年僅二十五歲詩人海子在河北山海關臥軌自殺。

　　年輕的生命的花蕾剛剛破綻開放，就凋謝了。但詩人卻給這個昏暗的人世間留下一道永遠絢麗年輕的色彩。

　　我和詩人同齡，且稍長詩人兩個月，我深深地理解詩人“傾心死亡”的決絕和果敢。
　
　　在水上 放棄智慧
　　停止仰望長空
　　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淚水
　　來澆灌家鄉平靜的果園
　　生存無須洞察
　　大地自己呈現
　　用幸福也用痛苦
　　來重建家鄉的屋頂

　　朋友，你已經流下過“屈辱的淚水”，而今不再“生存”，你的淚水無須再流下去，而“大地”依然在“自己呈現”，然而，有誰會“用幸福也用痛苦”去“重建家鄉的屋頂”呢？“人”怎樣才能“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呢？

　　請原諒，我不是個詩人，我只能這樣問。

　　當我跨進大學的門檻的時候，正是“朦朧詩”方興未艾的時候。顧城的詩進入了我的視野，雖然我最喜歡的“朦朧詩人”是北島，但我也不放棄欣賞顧城，儘管有許多人稱他是“童話詩人”。

　　我欣賞顧城的“天真”和“任性”。這是生命的率真和一絲不掛，毫不虛偽和做作：

　　我希望
　　每一個時刻
　　都像彩色蠟筆那樣美麗
　　我希望
　　能在心愛的白紙上畫畫
　　畫出笨拙的自由
　　畫下一個永遠不會
　　流淚的眼睛
　　一片天空
　　一片屬於天空的羽毛和樹葉
　　一個淡綠色的夜晚和蘋果
　　……
　　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
　　我想除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畫滿窗子
　　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
　　都習慣光明
　
　　在我的記憶中，詩人顧城是實足的“理想主義”者，“走了那麼遠，我們去尋找一盞燈”，雖然，詩人有時也會遇到“生存的困惑”：“小巷／又彎又長／我用一把鑰匙／敲著厚厚的牆”但是，他始終鼓勵我們“不要靠近森林的誘惑／不要失掉希望”。詩人曾經不贊成“厭世”：“不要在那裏踱步／下山吧／人生需要重複／重複是路”。

　　然而，詩人卻“自食其言”，沒有繼續演奏自己的“生命幻想曲”，沒有“收穫”自己曾經有過的“小花的信念”，沒有重複“雨行”和“回歸”。

　　詩人一度選擇了新西蘭一個小海島上離群索居的“桃花源”般詩意的生活。在那一片原始森林的所在地，詩人開荒墾地，采貝養雞，喝雨水燒木柴，儼然是魏晉時代陶淵明。
　
　　但這個世紀畢竟不是魏晉時代。詩人無法隔絕與污濁塵世的相連。

　　“金童玉女”都離去了，他們還能在另一個世界“夢遊”和“幻想”。

　　我們活著的人呢？
　
　　“人總得有條出路啊！”想到杜斯妥耶夫斯基的這句話，我忽然感到說不出的不安，又感到說不出的慰藉。

　　但我仍然沒法安慰這個世紀正在痛苦的詩人們，我只能這樣安慰自己，用聶魯達的詩：

　　每個白晝
　　都要落進黑夜沉沉
　　就像有那麼一口井
　　鎖住了光明
　　必須坐在
　　黑洞洞的井口邊沿
　　要很有耐心地
　　打撈掉落下去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