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slahi-------祭 槍 之 歌
今年的四月份，我去媽媽生長的部落—卓溪中正部落，參加本次打耳祭。打獵回來的第六天，就開始當天的打耳祭活動。早上的祭儀是屬於部落的活動，下午則是開放給觀光客參觀。
儀式是從獵人下山開始，獵人們帶著自己心愛的獵槍，舉行祭槍儀式。首先把狩獵使用的獵具擺放在地上，大家分兩列圍蹲於祭司兩側，由祭司領唱祭槍歌---pislahi。歌聲從部落的族人傳唱起來……
ma la i ia a
amin a chichi muna busul a tan (任何的獵物，請到槍口來)
amin a tumaz muna busul a tan (全部的熊，請到槍口來)
amin a vanis muna busul a tan (全部的山豬，請到槍口來)
amin a hangvang muna busul a tan (全部的鹿，請到槍口來)
amin a uknav muna busul a tan (全部的雲豹，請到槍口來)
amin a sidi muna busul a tan (全部的山羊，請到槍口來)
amin a sakut muna busul a tan (全部的山羌，請到槍口來)
ana tupa savasun chintunghazang (就算獵物沒被射中，也會倒下)
sima bunun daungkav busul chishahavis ang (誰不尊重獵槍，會中邪)
sima bunun iktangus chishahavisang (誰不遵守獵人文化，會中邪)
ma la i ia a
表哥就在祭場的中間，拿著他的獵槍，大聲的唱著，祈求所有的獵物都會被這些槍所捕獲，並祈求獵人往後上山打獵都能平安順利大豐收。表哥叫我負責用DV攝影機，把這場祭儀拍攝下來。我邊拍攝，腦海就一直想一些問題，還沒有獵槍引進布農族社會之前，這個祭槍儀式，這個祭槍儀式是祭拜什麼呢?
hanup（狩獵）是布農族早期的生活文化，對於布農族人有其重要的社會意義，如「穩固社會組織」、「共享」及「訓練」等意義，狩獵是布農族訓練年輕人重要的方式之一，年輕人藉著參加狩獵，認識各種植物的作用、星象、分辨各種動物的糞便與腳印、學習各種在山林生存的方法，並且從人與人的相處中，學習謙卑及尊長的人際倫理。
我們家氏族名為takis-vilainan，遷到現在所居住的部落--中平部落，已是第三代了。祖父是從拉庫拉庫溪北岸的馬西桑部落遷移下來。因為獵場的關係，祖父來到海岸山脈的高寮開墾，因此對於狩獵的記憶己經很模糊。
在我出生時，祖父己經去世，因此趕不上祖父在高寮打獵的生活。父親因為政府的禁獵，在我出生後，沒有看過父親拿著槍去打槍。所以那時所謂打獵，就是跟父親去上山設陷阱為同義詞。那時候不但覺得設陷阱是生活中的一部份，更認為現在這個年代，是沒有用獵槍打獵的。年齡增長後，常常會聽到父親在酒醉中，談起各族群的狩獵生活，有時會用開玩笑的方式來說明。像是阿美族的漁獵，常會誇大地說阿美族食宴都是魚。不要讓阿美族上山，要不然上山的草都會被吃完。而族人也會常會納悶為什麼太魯閣人會在打獵時，把飛鼠把他排在必獵之動物當中的第一個。族人則認為水鹿才是最重要的獵物，因為他的肉是動物中最多，飛鼠對我這個布農族來說，不是很重要的獵物。
因為上課的關係，跟父親上山設陷阱的時間只剩下寒暑假的時間。大部份都在學校唸書，所以就沒有學到父親設陷阱的技術。慢慢的認為狩獵不是布農文化的一部份。年齡再大一點，出去外面唸書。常常會碰到漢人聽到我自我介紹是布農族時，第一個反應就是說「那不就是國小課本中的布農獵人神射手？！」我是沒有讀到這一課，但是從他們談話中，都認為布農族男人個個都是神射手、英勇的形象。這個形像也影響我對自己族群的認識，認為布農族就是狩獵的民族。另一個課本內容對帶給我很大震盪的則是「吳鳳的故事」，這一課在我唸國小時，就己經刪除。卻還是會在其他相關書籍看到。布農族或是原住民的狩獵文化污名化，認為打獵是一項野蠻的行為。狩獵代表著野蠻、殘忍和嗜殺，應該被現代社會所淘汰。對於自己沒有狩獵的行為，感到這是一個文明人所應該要做的。如同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said)《東方主義》中提出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在知識權力結構裡，原住民族的文化特性、認同受到壓制，導致「文化原質失真」。，故看待自己本土的各種文化現象時，往往不自覺地套用權力者審視和評定事物的標準與理論，原住民青年己然被同化成漢人的一員，對於原住民也有既定的刻板印象。
接觸國家公園是我在大一的時候。有一次，中原調查隊在此調查拉庫拉庫溪附近之人文史蹟。在此接觸的過程中，我了解到漢人對原住民狩獵的看法，有的持不贊成的聲浪，認為這會破壞生態。原住民的狩獵傳統，隨著科技、行銷工具的進步，還有傳承的中斷，現在的狩獵，大多是槍彈、山林裡散放捕獸器夾，或以種種材料架設的陷阱，相對於傳統的刀矛弓箭、草木石塊乃至徒手，人獸之間「公平搏鬥」的素樸方式，早已是面目全非。有的持贊成看法，但是卻是美化了原住民的狩獵文化，從高貴的野蠻人的角度，原住民的數量並不多，即令開放他們狩獵應不致造成過大的影響﹔有的則認為，原住民狩獵文化其實具有永續性，能和大自然和諧相處，認為原住民的狩獵可以平衡生態。有的則從環境正義觀點來看狩獵這件事。太多的理論，讓人在森林中迷失了方向，好像每個都有他正面的觀點。我只知道部落的族人，不懂得這些理論，卻冒著危險會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踏著部落族人的期待上山。
我的部落，有空會去打獵的只剩下幾戶家。表哥的部落則還有很多會去上山，玉山國家公園成立後，玉管處與警察隊嚴格加強取締打獵活動，願意去打獵的獵人更少了。
今年的打耳祭，跑去跟表哥說：「我也要上山，跟著你們一起」。表哥答應我，他叫我順便把這次的行程，拍攝下來。狩獵的地方，就位在部落的後方。可是進去獵場前，要繞過國家公園。而入口處正是國家公園管理處。
有人聽說國家公園的巡山員要上山巡視，就把出發的日期提前。我們利用四輪傳動為工具，進入國家公園的登山口。在車上看到表哥部落的青年，他們有的穿著軍褲，有的則是裹著厚厚的大衣。表哥提醒著我們，在進入山林前，坐在車子上，要安靜的不要往後看。我的心中充滿疑惑，不知道為什麼要如此。想起書中的描寫對原住民的描寫，覺得這是要遵循著古老的傳統，謹守山神的戒律，對大自然的敬畏。
晚上在溪邊起火。在微雨漸黑的砂岸上伴著水流聲進餐。吃完飯後圍坐在火前聊天，表哥打開上山前帶來的竹葉青，交給我。
「這裡面你年紀最小，你負責倒酒。」
拿起酒杯，往酒杯倒，用手沾酒，往天空灑三下，口中唸著：「pisihali imita tu isang」結束後，開始負責用一杯酒杯，替大家倒酒。大家圍在火前聊天。
「剛才進入豋山口，為什麼不能往後看。」我問。
「因為要對大地的崇敬」一個年輕人也有同樣想法。
「因為在那入口處有警察局。他們在門口放了一臺攝影機。不能往後看，是因眼睛會反光，會被照到。」表哥回答。
現在進去森林都是要講暗號，不能直接講要去打獵，所有獵到的動物都要講成都是山豬，怕被人發現有保育類動物。現在有很多禁忌是因為國家公園的關係而產生。
這時我才知道，在入登山口前的寂靜，是為了躲避國家警察的動作。當下的想法，就會把日治所調查的布農有關狩獵禁忌顯現在腦海中，認為這是布農族的傳統禁忌。在山中，常常會把日據時代學者所寫的探險經驗，放在自己目前的經驗，印證目前的狀況。有時想要擺脫殖民時代所再現的布農觀，但是不可避免的，記憶的建構卻是要借助日本學者的調查。日本學者所創造的過去記憶，成為建構現在的經驗。這樣的情況，會讓我感焦慮，我在布農族的位置的正當性在那裡，我現在還是屬於部落的人嗎。在山上的跟著獵隊的經驗，在與表哥的狩獵過程中，了解到我己經是不能成為真正的獵人。我的生活經驗大部份都在學校中度過，覺得被架空在自己的族群文化中，努力尋找在族群的位置。是要站在族群外面，還是站在族群裡面來看待。
在上山，看著部落年輕人，穿著軍褲在森林中行走，腦袋想起了位在墨西哥的一支游擊隊，一支黑色頭罩覆面的武裝游擊隊。努力想起那個軍隊的名字，「Zapata」。
讓我記憶深刻他們的領導人馬克士曾說的：「山教導我們：武裝，以便發聲，遮住臉孔，以便現身。」。在山林他們得到了啟發，使自己武裝。看著穿著軍褲的部落青年，布農族在面對主流社會中，沒有把自己蒙面起來，而是穿著傳統服飾，迎接進入部落的人，把所有屬於布農的東西，一一介紹來賓。「人家看到了嗎?」「應該沒有」我在心中自問自答。在臺灣主流社會中所呈現布農族，只是觀光所呈現的布農族，他只是臺灣的一小部份，沒有人會想起玉山國家公園是布農曾經所居住地方，想到玉山國家是不會想到布農族。就如想到太魯閣國家公園是不會聯想到太魯閣族，只能想到世界美景的太魯閣。馬克士的游擊隊總部座落在拉坎東斯雨林裡，緊鄰一個只有450名居民的山村，如今，這個名叫拉黎利達德的小村落已成為新時代的革命聖地，成為政治觀光熱門地點。
大學時在桃園唸書，常常會參加台北布農同鄉會的打耳祭。都市早己沒有獵物可以獵，但是藉著某種獵物使之成為符號化，重新在新的環境中找素材，尋找具有原味的東西，收集後閱讀背景，最後，抽離再創造或單純複製。我沒有狩過獵卻可以唱有關狩獵的獵歌，祭獵槍之歌，跨功宴等。在這個過程中，尋找一些認同的情形，尋找與原鄉連結的可能。
現在研究所在花蓮唸書的關係，可以常常回家，部落有什麼活動，就會想要參與。像是在教會陪小朋友唸書，參與部落的祭典，藉此更融入部落的生活。通常人們透過參與部落的生活經驗，經由家庭、外在的大環境、語言、朋友等等，而形成自己的記憶，相同地，每個族群也有屬於自己的過去，這種以社會、族群為單位，專注於記憶與遺忘相關現象，便是所謂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透過這個記憶，認識自己族群的狩獵文化和族群文化，來強化或界定自我。
今年的打耳祭，我站在祭典的場中央，看著表哥的獵槍，心中想著，台灣社會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族群，也各有屬於自己族群的狩獵文化。在共同生活的空間裡彼此接觸。文化也隨著接觸不同族群，有了一些改變。布農族從弓箭的使用，到十七世紀，荷蘭人引進了獵槍，十九世紀，日軍改變了布農族狩獵工具。雖然狩獵的工具轉換了，但是祭槍儀式的精神雖不改變。
傳統是流動性，不同的族群的接觸，會改變某族群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如何從記憶中尋找到屬於認同的精神。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和梅茲（Yohann B. Metz）的闡述指出，真正的記憶的對象是歷史中過去的受苦者、被壓迫者、被犧牲者，透過記憶與他們同在。在經歷荷蘭和日本的年代，布農族有好的記憶和不好的記憶存在，面臨大社會對狩獵的看法。碰到狩獵傳承壓力的問題上，往往更直接地面臨族群滅絕、同化的危機。族人長輩透過記憶，不斷提醒、期許後代不可忘了自己的根，以及本身文化風俗的強調，尋找存在群體之中的集體記憶，創造個人價值及認識事物的心理基模。能從內視的角度看自己的族群、部落，尋找屬於讓自己舒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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