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描寫四人幫倒塌後的上海（296頁），其實全中國 甚至整個華人世界的個人行為表現，可能都相去不遠：
上海人愛看熱鬧，看見人打架，不但不勸阻，還叫好。公車上發生扒竊事件，立即關門直駛公安局，對所有乘客進行搜身。乘客沒有人表示異議，沒有人想到阻止。
「（乘客）對自己和別人的權利、尊嚴毫無興趣」。「所有人都只想著表白自己沒有偷。每個人都要妝扮出坦蕩從容、滿不在乎的表情。。。在伸起雙手來的時候，還滿面笑容」。
如果有人：「老娘有病，在家等我」全車的目光都「唰」地對準他，把他看成是試圖逃脫的竊賊嫌疑犯」。這樣認同威權，對他人輕易指涉抹黑，不只讓全車禁聲，也讓自己成為幫兇。
這些人不但對不公益忍讓，對真正的竊賊也沒有氣憤，甚至不想弄清楚竊賊是誰。「如果這事發生在夜間，車上幾個聰明人就會向售票員提議，把車廂的燈關閉一下，讓那位『錯』拿了別人皮夾子的先生有機會把皮夾扔在地上。。。車燈一閉一開之後，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腳下有皮夾子。。。這是提議的先生扔的，大叫的先生扔的，還是別人扔的，誰也不感興趣」
我想就是這樣的愛看熱鬧、是非不分、便宜行事、糊塗順從、西瓜偎大邊、向權勢靠攏，促成了大陸上各種悲劇運動。
上面描寫的情況，在許多方面，其實跟台灣早年也很相似。過去台灣發生竊案，也曾公車直駛警察局。甚至在初當老師的年代，自己也做過類似的事：班上有人掉了錢，我公佈讓偷竊的學生悄悄放回到我的抽屜裡，結果沒有人放。為了息事寧人，或為了感動這個學生，我自己墊錢還給丟錢的學生。從她接到錢時吃驚的眼神可以知道，她並不相信竊賊會還錢。通常這樣的事，在班級裡往往發生不只一次，誰拿了錢或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學生心裡有數。結果沒有誰被感動，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除了學生看我太天真。那時候我年輕沒有經驗，實在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現在發生扒竊，上海公車大概不關門直駛公安局了，但人民在尊重及關心他人權益方面，長進了多少，我們不知道。或許有人以為文明進步了，不會再走回頭路，但是寫《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的劍橋大師克拉克曾說：德國人文及藝術修養極高，但就因為對權威的認同及對他人的冷漠，造成了納粹殺人的悲劇。不管在那哩，我們真不希望納粹或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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