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照緹，從學生時代就開始關心弱勢議題，一路從報社記者蛻變為紀錄片導演，經過十年的拍片洗練，學會了拋開束縛與感同身受，僅是一條牛仔褲的水洗抓痕，也能引發她探索製造源頭，從而瞭解「時尚」背後隱含的意義，不見得光鮮，而是一段段廉價女工的心酸血淚史……
鄭美里（以下簡稱「鄭」）：請談談這十年來，身為導演，拍紀錄片對妳的意義，在心境上有無轉變。
賀照緹（以下簡稱「賀」）：我總是會被故事吸引，哪裡有故事，我的眼睛就會專注到哪，這也是先前從事文字工作，會讓我動筆寫文章的原因。後來，我只是將表達的媒介換成影像和聲音。
拍片十年來，每部作品都在提醒我人生有哪些事是重要？哪些是我可以放掉？哪些又是我必須跟它緊緊依偎、彼此滋養的？逐漸放開的包袱是以往憤青的心情，放不
開的像是每次公開播放作品，總有人會問「性別對我的意義是什麼？」此時，我只好兩手一攤，回答「沒辦法，這是內建系統。身為女性，內建在我腦袋與眼睛裡的
觀察」。
只是隨著年齡增長，年輕時我以憤青的姿態對世界有諸多不滿，也嘗試去做些改變，但我發現我不適合做一個社會運動者，從而思考或許以紀錄片的形式提出問題，對我是種比較舒服的表達方式。
我通常會被邊緣小人物的故事所吸引，像是萬華龍山寺是我最喜歡的
台北區域，那些老伯伯、街友們背後會有什麼故事？有很多想像會在我的腦裡出現。這十年間，我最大改變是漸漸拋開了刻板印象對我的束縛，我學到我必須跟著這些人一起呼吸，從他們眼睛去看世界，這樣我才能知道「他」是誰。
鄭：「炸神明」一片打破一般人對兄弟逞兇鬥狠的看法，請分享實際走進他們生活世界後的拍攝心得。
賀：台東是少數在台灣沒有黑道組織的城市，所以片中我是以道上兄弟來稱呼他們。我最常被問到這些兄弟為何願意受訪？第一次雙方碰面的狀況是怎樣？其實片中
有許多畫面是在第一次見面時就已經拍攝到了。我是透過朋友幫忙聯繫後，我與兩位男同事到台東拜見每年主辦寒單爺活動的玄武堂堂主。當天，碰巧堂主外出，我
們先在外頭大榕樹下等，發現有理平頭、身上有刺青、嘴裡嚼著檳榔的兄弟開始聚集，並猛盯著我們瞧，那是很有趣的經驗。順利見到堂主後，我們表明對活動儀式
有興趣、對兄弟在儀式外的生活故事也有興趣，希望能拍攝成紀錄片，堂主竟然就爽快答應。這和我預期的困難度不太一樣，而這也是我剛說的刻板印象，用自己的
預設立場去看待他們。也因為他們，我懂得要拋掉刻板印象，不要有過多的期待與預設。
拍片時，我的角色就是要解決問題，解決不了就去睡一覺，醒來說不定就會有轉機。
鄭：怎會想到拍攝寒單爺的題材？
賀：拍攝這部片的八年前，我在《張老師月刊》擔任主編，當時有個田野訓練，希望讓新進編輯瞭解如何寫作，於是我們就到台東觀察寒單爺的儀式做成專題。那時
聽到當地人許多的耳語，說這些肉身寒單爺都是兄弟，平常為非作歹等，我心想「他們真的那麼壞嗎？」當然，也有人說他們是黑道英雄，我又想「真的嗎？那他們
英雄在哪？」對於資訊，我習慣先打上問號，也因此這題材在我心中埋下種籽，直到八年後有個提案機會，就直覺想拍這部片，覺得會是個好故事。
鄭：拍攝此片的過程中，是否曾遇到難以拿捏的地方？
賀：拍攝到後期，會涉及到這些兄弟平日到底靠什麼賺錢生活，我開始思索什麼內容該剪進片裡。其實私底下，他們因為信任我，說了很多過去的故事，我選擇不剪
入片中，在倫理上不允許自己做這種事。我常被問到拍此片的心情，這可能是我拍過、寫過的故事中，感覺最複雜的一個。尤其當我拍完後又回台東找他們，聽到有
些身不由己的近況，我回到飯店後不禁哭了，心想「這麼困難的人生，即使作為旁觀者，我都未必能夠承受」。他們遊走社會邊緣，必須熟練人情世故，領著我看到
許多的是是非非、不是不非的灰色地帶。他們讓我領悟到生活有時很艱難，光是要讓自己看清是非，又不至於受限、妥協於是非，過程異常艱辛。
鄭：在妳拍攝的多部紀錄片中，因題材和對象的不同，對內心一定也造成不同的衝擊，請談談妳的感受。
賀：有朋友曾與我討論過「為何在我的作品裡，看不太到導演的影子？」像是有些日本導演會把自己當成劇中的角色，拍進紀錄片裡，但這從來都不是我的作風。即
使是配旁白，我也幾乎不把自己感受放在片中。可能是一直習慣以觀察者的角度思考，包括早期當記者，甚至是小時候默默站在一旁觀察大人處理事情，我覺得那是
讓我舒服的角色，而這種個性也呈現在我作品裡。
去年有半年時間，我遇到瓶頸，我常覺得自己作品很沈重，尤其接觸到邊緣議題時，那沈重絕對無法避免。我自問「拍紀錄片，把觀眾的心情搞得那麼沈重的意義到底在哪？」、「拍紀錄片，真的能改變什麼事嗎？」，我開始有了徹底的懷疑。
另一個瓶頸是對拍攝紀錄片的形式也開始存疑，我有點厭倦四平八穩的說故事方式，我想要突破，但不知道方向在哪裡，所以我讓自己先停下來。不過這些瓶頸在去
年底過了，我並沒有找到一個真正的答案，只是有個信念叫自己往前走，我覺得相較於停滯在一個點，不如繼續走，或許你在路上巧遇的事物，就可能引發自己看到
答案。
鄭：妳有部片很怪──「蟑螂X檔案」，怎麼會想拍蟑螂？這部片想表達的是什麼？
賀：這部片想傳達的意念是「蟑螂，如此卑微的生物，幾乎全世界的人都恨牠，但牠可能有益於人類嗎？」我覺得怕蟑螂是某種文化現象與歷史條件，問一百個人會有九十九個人回答蟑螂好髒、好噁心、我怕蟑螂等，但在回答這問題時就標示了人類長久以來清潔和
衛生的歷史，像是把蟑螂驅逐居家環境，向來是社會衛生進展的里程碑。當你說蟑螂不髒，似乎也代表這個人的衛生習慣很差。這其中有很深厚的文化背景可做分析。
鄭：由妳製作的「穿在中途島」系列的六部作品，當初題材的發想源自何處？
賀：寫這案子是在2005到2006年間，當時台灣普遍處於「不被看到」的焦慮心態。但我關切的是，從全球視野來看台灣，台灣到底在哪裡？我不停搜集資
料，不斷發問問題，只是拍到後來，我有點心灰意冷，因為全球化是一股無法抵擋的勢力，對弱勢人們有很大的衝擊。因此，我有點不甘心，想要去拍個夢想，剛好
接觸到陳信行老師在薩爾瓦多進行的這項運動。我想趁工廠還在營運時趕緊拍下來，因為這真的是全球唯一在資方關廠以後，還能夠回頭跟勞方一起成立的工廠。只
是當我們抵達薩爾瓦多的第一天，工廠大門被關了。我聽了開始冒冷汗，先前所有構思的腳本和計劃都要趕緊更動，因為每多待一天就是在燒錢。
這就回歸到剛才的問題，我要回到拍攝現場、生命現場、創作現場，只能善用時間不斷解決問題。於是我接受現況，心想再惡劣的環境，相信仍有鼓舞人心的故事發生。
我不期待觀眾會去思考我在紀錄片裡丟出來的問題，而是期待他們能藉此得到安慰。像在首映會上，有位男觀眾發言，他說他是電腦工程師，工作看似光鮮，但受金
融海嘯的影響，他知道或許有天他也會和這群工人一樣面臨失業，他還馬上掏出兩百元要捐錢。當時我好感動，能讓觀眾得到某程度上的安慰。
鄭：就這次座談主題，請妳演繹一下什麼叫做選擇「另一種生活」，又要如何「活在其中」？
賀：以前我也曾經必須每天出現在辦公室，一直到後來我體認到無聊比忙死還可怕，我問我自己這是為了什麼？是為了讓生活安定，賺到一定數量的薪水以維持某個
規模的生活形式。但我看到很多人不快樂的原因，是這個生活規格訂得太大，以至於要填滿這規格，就會過得非常辛苦，但這個規格需要這麼大嗎？這一切到底是為
了什麼？每個人的答案都不同。於是我開始思索如果要過另一種生活，不是浪漫的想像，而是能讓自己每天生活其中，那會是什麼？
當時我在電視臺工作，對拍紀錄片很感興趣，我留職停薪去拍一部紀錄片，也就是「手風琴在路上」。拍完回來，我整個人己經回不去以前生活的框架，於是決定辭掉工作。
起初前兩年，我幾乎每天超時工作，非常辛苦和焦慮。要選擇另一種生活，真的不容易，首要條件是要知道自己要的生活是什麼？本來讓你不高興的又是什麼？原本
生活能忍受多久？若能忍受一輩子也不是壞事，因為每個人遇到的生活條件都不同。我選擇了一種創作者的身分述說生活故事，光線和聲音成了我每天最敏感注意到
的事，這樣的觀察已經很自然地出現在我生活中，就像呼吸一樣。當我的呼吸己經跟創作連在一塊，無法剝除，它不是壓力，而是讓我感到快樂滿足的事。
可能我長了一個怪腦袋，有著一直問問題的個性。之前當記者，總覺得無法把問題問通透，有點不過癮；但紀錄片一拍就是一、兩年，有機會能讀很多的書、接觸不
同的人、可以問許多問題，將一個議題研究透徹。我想是性格使然，所以我只能選擇這樣與一般人不同的生活。（記錄整理：陳舒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