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較大型的工地現場，常常能看到外勞（外籍移工）。過去是泰勞占了這些勞工的大多數，現在則是百花齊放，到處都有外勞。
台灣人的無知也充斥於管理狀況。在台灣工地的外勞，常常是用「背心數字」來代替他們的姓名，美其名是便於管理，說難聽一點，就是自己貶低自己所從事行業的價值。這些外勞身上的背心若數字是83，那就叫「八十三」，若是99，那就被叫「九十九」。這和台灣人請外籍看護時，不管人家來自哪國都叫「瑪麗亞」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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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工外勞的待遇惡劣無比，永遠都是《勞基法》的基本薪資，再扣去爛到不可思議的膳宿費用以及仲介費──第一個月就別說了，待遇最差的不到五千；而後整年，這些外勞實際領到的薪水往往只有一萬到一萬五。因此，有技能的外勞們往往願意配合加班，甚至和工廠老闆談起條件，在簽證工作許可外，前往工地工作以賺取其他收入。
他們在母工廠只有底薪，許可外的工作反而有更多機會可多寄錢回家，但這也排擠了本勞。這些外勞年輕，又在管理能力拙劣的宿舍中生活。他們變成最為機動的人力，隨意供雇主差遣使用，穩定且廉價。
這樣的結果，使台灣本地無經驗、無技術、無設備的低階年長勞工受苦，在面對年輕力壯的外勞時毫無競爭力，只能勉強去做薪資待遇更低的看板人、舉牌工。台灣的工程往往以低價搶標，能省則省，省到後來就無法保證會有穩定的人員可在工地施工。
因為價錢太差了，工人們若不爽，離開再找也不會比較難過。這種時刻，所有的工廠和大型營造建設公司，就會加大宣傳現代人吃不了苦，職缺已久但無人應徵。實際上，我這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薪資和待遇條件只是在欺騙不懂的記者和白領。偏偏還三不五時真的會有記者配合寫出無知報導，表示台灣人不願做這些工，只好引進外勞。
所以工地現場的工人們對於外勞，是又愛又恨。恨的是工作的薪資待遇因著這些外勞而被拉低，翻身無望，使他們開始憤恨這些遠來的外勞。愛的是，跟著外勞做事的粗工，就算啥都不會也能立刻變成班長，靠著語言能通後，代為控制這些外勞，藉由仲介外勞工作而謀生起來，只要外勞有了你所需要的技能，粗工立刻可以轉變為人力商，有外勞幫著輕鬆賺錢。這種詭異的權力結構無所不在。而且更詭異的是，只要是勞工碰上外勞，所有人幾乎都會從排斥轉變為同情。
我曾有一次在一個大工地旁改修房屋，由於吊車聯繫不及，正在煩憂該如何將砂石、水泥搬運至頂樓。這時，外勞頭子前來提議，開價兩千元，外勞會放棄中午休息時間，前來幫忙我將砂石裝袋後搬運到頂樓去。我原先看這些外勞一副要死不活的樣子，猶豫不定，但想到吊車一趟也要兩千五，就答應了他。沒想到，這兩名外勞聽到是一人八百元搬東西，把外套脫去、上衣脫掉，全身赤條條地如同神靈附體。十包水泥、一立方的砂，就這樣給他們兩人在一小時內裝袋搬運完畢。那台灣班長負責上工前買冰水、便當，完工後從樓上掃到樓下，他這樣「只」抽四百元，被外勞們認為有情有義。之後他因為外勞年限已到，就帶著外勞逃跑離開，和幾個懂電焊的外勞四處接案拿工作，儼然一個人力頭子。雖沒有再和他合作，但倒也常見到他。
透過他的原因，我也知道有「外勞泡麵」、「外勞啤酒」、「外勞化妝品」和「外勞雜貨店」。最特別的還是「外勞銀行」。這見證著台灣官方和主流社會對於這些勞力的漠視，也更凸顯他們蓬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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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外勞銀行，假掰一點說，是具有高度競爭力的「跨國金融業務」；說實在一點，就是便宜、好用、方便、親切的地下金融。有些逃跑外勞，所賺的錢需要匯回國內，無法直接去台灣的銀行辦理。但一般台灣合法的外勞，也大量使用這種地下服務。
外勞匯款回國若在台灣的銀行辦理，手續費從四百元起跳，先將台幣結算成美金後，再用美金轉為母國貨幣。這樣一來，匯差大概會有百分之五到十之多。還必須等待五天至一週，家人才能拿到錢。
外勞銀行沒這問題。它們多半和商店一同經營。貨幣依匯率直接結算，手續費每一萬元抽一百元。今天匯，明天保證到戶，有某些國家或某些區域，則可以保證半天，甚至三小時內以現金送達家人手上。每匯萬元，還送小禮品一件，小至泡麵、肥皂、毛巾；兩萬元時，可以送沐浴乳、洗髮精、刮鬍刀；三萬元以上，送手錶、Ｔ恤、帽子和拖鞋。全程母語服務，親切非凡。絕對不會遭遇到台灣的銀行被警衛盯著看的窘境，和台灣人無所不在的歧視。匯款完，在一旁便可購買日常必需用品。
說到底，是台灣的銀行在「東南亞跨國金融」上的低能，讓這種地下金融服務成為不得不的選項。綜合以上所述後，白癡才選擇到台灣的銀行辦理跨國匯兌。
過去，外勞的薪資必須全部存在特定帳戶裡，甚至有雇主強迫儲蓄，外勞仲介還會用一些詭異的文字來鼓勵雇主「幫」外勞打算。後來台灣人終於把他們當人看後，除了泰勞會去泰國銀行外，幾乎所有的外勞都會利用這種管道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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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勞而言，「工地」可能是台灣所有工作內容中，最為自由的工作。在工地現場，通常只要把自己的事做完，我們是不大管人的，就算是外勞亦同。許多擁有特殊技術的廠工外勞，在掌握技術後，反而成為工地爭相邀約的對象。以電焊工來說，有牌的焊工常常被大型工廠工地綁下，在台塑或是電廠這種地方，開出一天超過三千五、四千五，甚至五千的待遇也所在多有。民間建案反而苦缺技術工，這時候能在夏日爬高，並且耐熱的東南亞外勞，成了第一流熱門人選。
這倒不是台灣人不願做，而是不能做。台灣工程管理技術嚴重落後，所有的頂頭上司只會盡可能地要求速度，工人的環境、待遇都極為惡劣。這些焊工往往胸肺操勞，鐵肺和盲眼是最常見的職業傷害。有一個說法是「學了鐵工活不過七十」，也最好不要活到七十。電焊現場的鐵渣、火星以及對眼睛暴露的強光，都讓這些焊接工英年早逝。我在工地現場認識的老焊工師傅，這幾年相繼去世，年齡還真的都不到七十。
但有了這些外勞，一來可以壓低成本，二來不需改進勞動條件，空氣繼續混濁，進度繼續施壓。這些台灣師傅的無奈就在於此。將技術傳授外勞，可以大幅增加人力。但師傅們也知道，一個月薪不過兩萬的外勞，花半年學會這些技術後，立刻變成一天兩千以上的師傅。
台灣人對人的良善，此時就出現了。不只一個師傅在得知外勞的悲慘待遇後，將畢生所學傾囊相授，師傅們從自身的經驗得知，要擺脫受人壓榨的人生，最好的方法就是擁有專精的技術。所以現在不只一種工法技術有大量的外籍勞工掌握且專精，像是接連鋼筋綁紮的箍筋技術、清水模板的補強工法、灌漿工的牽管與接管、泥作工的倒吊粉刷、油漆工的批土和補土，甚至玻璃磚的矽利康收縫、弱電系統的布置……全數都有外勞在做。警察捉不勝捉。我到朋友的工地現場，常常隨處就可見到外勞在鷹架上、在地下室或在工務所旁穿梭，還往往帶著女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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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會逃逸，有很大一個原因是「自由」。台灣的工廠宿舍像是沙丁魚罐，門禁嚴格，居家看護甚至全年無休，更別說像是蓄奴般的漁工。很多廠工戀愛談著談著，就在台灣演起私奔，把戶頭的錢領了，用地下匯兌匯往老家，接著找朋友收留。
想也知道，工地這種地方永遠在缺工，錢又比農家來得多。我問過一個廠工，她為什麼要逃跑。她說工廠騙人沒有加班，不是好人。我跟她說工地也好累，她卻說都很累，但我們不會亂罵她、不會扣錢，也不會色瞇瞇地看她，「你是好人」。我說警察可能會抓。她笑著說：可以去夜市，可以煮飯，便當很好吃，很自由，警察來一起跑。然後她拉著男友的手，兩個人傻傻甜甜地笑。他們很年輕。
歸根究柢，台灣的政府為罪魁禍首。這些逃逸後能繼續工作的外勞往往有一技之長，或是特別精於溝通的能力。這些外勞所能做出的貢獻，遠遠高於法規所訂的待遇。但即使主管機關自我欺騙外勞可以轉換雇主，實際上，當這些外勞面對惡劣的勞動條件時，最常被仲介威脅的就是母國的高額貸款壓力。台灣的仲介為了留住原有的客群，永遠不願意也不可能真的配合外勞的需求而媒合。許多仲介甚至彼此互相檢舉逃逸外勞。
這種法律我不會尊重。我從來沒有尊重過執法者的道德觀念。不只一次看過警察抓外勞，這時候我一定去圍觀鼓譟，這是台灣人的傳統美德。喊一句「真正歹人不抓，攏欺負外勞仔」這種話，可以立即切割族群。工人們往往立刻就說：「飼這四隻腳欺負做工的。」
而往往是愈老、愈弱的工人，愈看不過這些外勞被警察拉走的畫面。有次一個阿嬤級女工動了慈心，還就這樣哭了起來，拉著警察說：「哩嘛乎郎一口飯呷……」旁邊不知道是什麼官員還說：「他們偷打工，你們會沒工作。」阿嬤才懶得搭理，堅持要給外勞們買上麵包、飲料。
警察們會不爽，我知道，當遇到警察抓外勞時，我永遠就會是一副「老子不想配合，你又奈我何」的態度。我沒有必要成為體制內的幫凶，並且就這樣跟警察扯起不合作運動。沒幾個警察講得過我，他們只能用虛弱無力，又引來諷刺的「依法執法」這種話來回覆，工人們會用「依法辦理謝謝指教」，繼續嘲諷。
反正出言嘲諷成本很低，用鼻音和尖酸的語氣諷刺警察，也只是證明我們毫無能力阻止這種政策：從他們的就業條件開始歧視，完全不在意他們所應該享有的服務，也絲毫不尊重他們的技術和想法。
小時候，我媽媽告訴我，曾有警察來市場抓打工的外配，活生生地在麵攤拆散一個家庭。現在我知道，我永遠不會配合警察辦案抓外勞。
我缺乏這種美德，而且不屑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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