耽˙溺˙愛˙死˙精 失聲，我已無神，我早是我肉體外的遊魂。 Copyright (C) 2004 Austin徐明瀚’s cre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版權所有請勿拷貝轉載

242愛的鼓勵 1訂閱站台

誰能書寫？到底何謂嚴格意義下的writer？是不是要作家協會發表個證書才能是個作家，或是說自己是作家即可(像是藝術家那樣)，作家有個qualifycation的過程，我在上海圖書館蒐齊資料的時候，途經一個單位，名稱類似叫做：文化工作者資格審理會，我發現就連文化工作或廣義的文化人，可能都要經過這樣一個認證的過程，在未來，是否幹作家也要來個營業市立登記證？沒有執照不得營業。可是，究竟何謂”工作”(work)，何謂”作”(make and do)，或何謂”寫”(write)，似乎沒有太多人關心，他們只在乎你有否出版，有沒有得到文學獎。

文字工作者常常不過是個卑微的說法，好像什麼都可以寫，是文字範圍的都是他們工作的範圍：型錄、報導、詩、小說、文案、菜單等等，只有文字，就有工作者。就生產者來看，文字被如此生產，也可以是可敬的，但是如果寫作只是各種形式的加工、製造，文字本身有沒有力量可言？在流水線的文字生產中，彷彿寫作只是一項腦力運動，過去人們是在工廠生產，有人說作家其實只不過是個坐家，屁股大坐得住就能寫；現在的文字工作者能乖乖坐在辦公室不就也是如此，這也難怪香港要叫辦公室為寫字樓。所謂俗稱的文字工作者，如果在這條件裡，被剝削的可能不只是身體，更是腦力，現在整個工作環境就像是一台大的削鉛筆機，人的思維在逐漸磨鈍時就來一場腦力激盪，靠的是他人的協力，這也包括了各項指令和教條。這時候所謂的寫手，也不過是一雙會寫的手，紙來就寫，寫什麼？還不知道，等一下會交代。這就是企劃案的原型。

企劃案是這台機械不可或缺之物，它是溝通的利器，它是銷售的潤滑器。然而，真正思維的擘劃，可能光靠會寫是不夠的，縱使是co-write也是勉強。
在彼得格林納威(Peter Greenaway)導演的電影作品{枕邊書}(The Pillow Book)女主角要求當作家字要寫得好，字都寫不好，當什麼作家，她批評伊旺麥奎格飾演的作家根本不會寫字，字非常醜。這是一個迷思，彷彿不會拿筆的人，就不夠資格寫字，字寫不好的人就不會思考，這是為什麼？有沒有道理？她心目中的寫手、作家，究竟是什麼？女主角常說：「你不是一個作家，你只會塗鴉(u r not a writer, u r a scrawler)」，她設想的文字，就像是娟秀的書法文體，或是經典的印刷體(像是本文照片內的書籍那般)，她期待的writer，或說書寫(包括書法與寫作的雙重意義)，不是一個塗鴉者(scrawler)可勝任，而是一個繪劃者(illustrator)。

這樣繪劃者，其實更是一個擘劃者，就如同導演(director)不只是指導演員和情節，更只引導情緒走向和情感趨向，一個擘劃者可以隨機策動作品攻勢，用百科全書式的思維、特定的問題意識(或復仇意識)串聯想法和做法，組織論述和形成作品，在對的地方發言，書的载體為何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媒介如何傳達到她預期的讀者眼前，這個觀念在什麼時候什麼場景被閱讀到是有用的，如果不能預期，亂槍打鳥也是一種必要之惡。於是，”寫手”就像是思維的機關鎗手，也像投彈士，要炮火猛烈，用預設的子彈理論(用途的媒介壟斷形式在讀者端發揮巨大功效)，子彈本身就是訊息，介面就先替自己做了場白，所以用這樣的想法，彼得格林納威導演的枕邊書中這位女子之書寫復仇，就合乎情理。她用身體當做紙頁，不拿一般的草稿，投遞到她的仇家出版商那裡去，這樣她的書就是她的殺手，她的殺手(最後是一位相撲力士)用自己的身體捎來死亡的訊息，出版商也動見這樣書寫的不可出版性(縱使是拓印也無法傳神體現這個文字作品的力量)，這張皮膚承载的人體書，就是傳達死神手諭最好的媒介。

每位讀者都有其適切的認知媒介，或說認識平面，所以片中出版者之死並不奇怪，因為出版業本身已經遇到的瓶頸，書寫不再只是印刷或生產的文字機械，而更是文字機器，她是來自慾望機器、書寫機器的反噬，將枕邊書或身体髮膚的書寫視為不斷地分裂出去的欲望和攻勢：字字珠璣、潦草寫成的字句、真理的斷片，在這一連串有意謀的擘劃下，使得寫的力量又得以發生。

(初稿 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