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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港台（或台港中）有許多雜文家，柏楊算是一個，而且已經是年逾耄耋的一個。聽說他去年以來，身體一直有恙，我一度在電視上見了他的樣子，也覺得他神色有異，已經不是十年前那種爍奕的丰采，因而心裡有些戚戚焉。這年頭，寫雜文總要擔負一些不夠學術的罵名，然而，我始終並不維護這樣的標準，至少，對於柏楊一類的作者，並不如此苛責。

柏楊除了以雜文起家，也寫了浩繁的「資治通鑑」註，引來了毀譽參半，甚至毀多於譽的批判，誠然其中有些是實情，但也不乏摻了意識型態的攻擊。除開「專業」史家對他「不自量力」的撻伐，其實我更在乎的，反而是他入了老境之後，發諸於內心的許多關於傳統社會禮俗的針砭，這些針砭，近的有些發表於香港「明報月刊」，我也曾經轉述過。

我以為，人的學術成就是一，內在的成就也是一，有時兩者可以匯合，有時不然。就我多年所見，中國的讀書人裡頭，能夠兩者合一，兩者皆美的，並非多數。柏楊自然不是兩者皆美的彪炳，但是我援引他的，常常是因為他有了後者之美，卻不必因為前者的不能盡善，而傷了他後者的評價。以一個人的價值而言，我是寧可維護他的後者，而淡忘了他的前者。至少，以晚近他所發表的這些文章而言，他是確有不同於時下老人的新鮮之處，而這些新鮮，不僅對於當下的老人有醍醐的功效，也可以對我們這些預備部隊帶來若干的警醒。

傳統中國的老人，經常是坐太師椅，等著後輩匍匐前進的那種典型，那是儒家、儒學與儒教的三部曲之後，整個華人社會一以貫之的約定成俗，到了今天，也還有顛撲不破的結構，那種結構縱深之複雜，時空之交錯，已經到了難以耙梳的地步，更不必談逐一的辯證和澄清。也因為如此，「儒」在政治意義上的現實運用，不僅自古有之，浩浩蕩蕩綿延了千餘年，也或多或少實存於我們這些吃祖先老米飯的後代身上，有些是深鑿的，有些則只是淺刻，因為病症之深淺，而有著不同的發作。

像柏楊這樣的雜文家，當然不必一開始便撐起了「反儒」或「批儒」的大旗，事自然有先後，也有著力點上的不同運用。「反」或「批」雖然旗幟鮮明，卻可能因為太鮮明了，反而見不到底蘊，容易模糊焦點，不如直接進入人生的場景或人的原委去揭露來得有效。以學術論學術那樣的相捋，往往都停留在人的以外的層次，變成了另一種隔空的交戰。

以一名八十餘歲的中國老人而言，格開自己被冊封了千餘年的福利，率先脫下封建的罩衫，確實是不容易的，除非是天生的反骨，或在人生的過程裡經歷了大小不一的顛簸，被施予了繁繁複複的懲戒和苦難，否則難有這樣的反省。人要真正發諸內心擺脫歷史所施予的不義優惠，見到一種群體以上的自清，是不容易的。我也見過與柏楊同齡且飽讀詩書的老者，捧著他的著作，一臉的不屑，然而看得出來，那種不屑除了源於書的內容，也源於利害和恩怨，所謂的「利害」，無非便是柏楊踩了他們的痛處，拔去了他們經久不除的甜頭。

我相信在一定的程度內，柏楊必然是寂寞的，至少在他那個年齡的族群裡，他恐怕得留意一大群妒恨的眼光，凡是有了這樣「反」的習性的人，都要歷經這些，也堪受這些，才進得了悠游自如的天地，那是一條命運的穿堂，既是風險之處，也是納涼超越的所在。相較於這麼一個孤哀的長者，我有時是憐惜多於愛憎的，無論他的一生如何的褒貶，如何的順逆由之，這老來的熄燈之前的按語，給予我的感動確是加倍的，並不因為文章之小之雜，而有遜於所謂的「大家」。人生總有些由小見大的情節，當我們看慣了「大」，便不免要珍惜起「小」的真實與警惕。

人生同時也是多角度的鏤刻，當我再度進了電影院，觀看著蔡明亮的電影時，心中那份深沈和無以復加的悲哀，也是莫名的。雖然相隔了數十年，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世代的人物，卻起了銜接的作用；生命的孤寂，並不因人物名相的不同或場景的調換而有異，青年導演的童年不歡，肇致了早熟的暗鬱，某種難以擺脫的少年焦點，無非便是終其一生無以排遣的寂寞，而這份寂寞所指涉的，未必是政治的，卻超越了政治，成了另一種叛逆生命的臉譜。那些我們所迴避的，在物質社會中念茲在茲的物欲和暴力，在緩靜的節奏中，有了自然的破解，那其實並不玄奧，不過是童叟能解的如常的符碼。

柏楊亦該是有他記憶裡的那些童年吧？那些如同任何人在人生的關鍵時刻會隨時回頭來呼應自己的童年，即使生辰年月是模糊的，撇除了擾人的數字，也仍是一場哀樂的人生，不論其中有了幾年的牢獄和幾年的坎坷。也許從這個位置去回溯一個人，看他對於所謂的「普世價值」的反叛，對於生命牢籠的抗逆，對於人的基本尊嚴的維護時，也才能產生更加符合實情的理解與評價。然而，從他最近的發言看來，他顯然已經對於這類身前身後的褒貶了然於心，也無所愧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