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網」瞅了幾眼楊照的文章，猛然想起去年王丹發表於香港「明報月刊」的一篇短文「先知先覺者的警告」(10月號)。
無巧不巧，王丹當時也提到了「雷蒙‧艾宏」，且影射呼之欲出，和楊照筆下的人物相若，只是兩者文意恰恰相反，雖都引了阿宏「作證」，王丹旨在點明和諷喻，楊照卻表現了無以復加的「吹功」。
該篇文章刊出未久，我曾在「中網」勾提了若干，可惜因為「明月」並無上網，難以全數引文。現在既然有了「巧合」，不妨全文照抄（反正不長），提供一個楊照如何拍賣古人的現行對照。
以下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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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先覺者的警告 王丹
在大陸與台灣的兩岸關係中，最令我感到不可理喻的現象就是「逆向攀比」。其心理表現為：很多台灣人認為大陸經濟繁榮、政治穩定，整體形勢相當不錯﹔而很多大陸人卻對大陸經濟前景有高度危機感，對未來不敢樂觀。相反，相當多的大陸知識份子高度評價台灣民主轉型的成果，對台灣現狀持樂觀態度﹔而大部分台灣知識份子卻認為台灣現在的「民主成果」問題叢生。
出現這種現象，首先是由於雙方彼此的了解實在太少，並且侷限於表象，再加上感同身受的心理因素發揮的影響，大多數人都容易對身邊的事物有更深切的不滿，而更寬容他人的短處，俗語謂「這山望著他山高」。
這種心理固然是人之常情，但如何使它把握在一個理性的限度內，卻是對知識份子的考驗。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歐洲知識份子的思想搖擺可為一例。
在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的雷蒙‧艾宏（Raymond Aron）《入戲的觀眾》一書中，艾宏對三十年代歐洲知識份子的非理性選擇提出了批評。當時法西斯主義在歐洲抬頭，引起知識份子警覺﹔對納粹反感的同時，大批知識份子把目光轉向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導致整個三十年代歐洲知識界形成「集體左轉」的氣氛。一時間，蘇俄成為知識份子的意識型態圖騰，儘管已經出現關於史太林濫殺無辜的傳言，但大部分知識份子卻無動於衷。他們為了反抗一個魔鬼，不惜與另一個魔鬼結盟，甚至為此出賣自己的良知。艾宏回憶說，當時只有極少數頭腦清醒的人，比如說Souvarine，寫過一本關於史太林的書，但在當時的氣氛下，居然被Gallimard出版社拒絕出版。「現在回想起來，他是最早認清蘇聯政權的法國人之一。」艾宏說。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三十年代死在史太林恐怖統治之下的人數，比死在法西斯屠殺中的還多，可是那時的歐洲知識份子，根本不相信類似Souvarine和艾宏這樣的先知先覺者的警告。在他們心中，蘇俄的社會理想光芒萬丈，以至於遮掩了背後的重重黑幕。當然，四十年代以後，蘇俄的黑幕逐漸打開，歐洲知識份子普遍感受到衝擊與幻滅。
對於台灣許多反對「台獨」的社會精英而言，上述教訓值得面對。大陸的強大與經濟增長固然有致命的誘惑力，但在這背後，也不應無視於其對人權的踐踏，其政策對社會發展造成的潛在危機。那些當年面對國民黨威權統治進行無謂抗爭，現在更有勇氣痛罵民進黨政府的人，在中共的威權面前卻保持沈默，這不是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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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這篇短文跟楊照的「吹文」，內容並無直接的牽連，但是共用一名已故的思想家，卻得出完全相異的援引，可知「文人」看待事物之主觀，之「儘往懷裡送」的生吞活剝、自以為是。最要緊的，還是楊照那份肉麻，直讓人有夫復何言之嘆。
吹捧文章不是不能寫，歷來副刊上的此類宏文何止千萬，還經常有新書的眉批序言直接貼上，這是「媒體圈」的交際習慣，說來並不新鮮，當年林清玄等人立下的「汗馬功勞」，還有舊書為證，反正媒體一直都這麼明著搞，從不害臊，我們也不敢天真以待，只是楊照此文的用字遣詞，已到了被下蒙汗藥的地步，望之如千古奇文，不能不讓人懷疑他是否也吃了某人的搖頭丸。
連著幾天，中時幾乎「傾全社之力」為陳文茜背書、「擦屁股」，幾篇文章連著出現，有社論，也有副刊，可知絕非「巧合」，背後隱隱然透著蹊蹺。那天的社論我也看了，簡直慘不忍睹，差點連飯都嚥不下去，甚至「留底」的興趣也無，那些列舉一、二、三.....的「陳氏優點」，頭一項便破功了，遑論其餘？經不起常識檢驗和顛倒黑白之說，堂而皇之上了社論，這已經是中時的「習性」，他們還自詡「持平」，真是讓人笑掉大牙。
看看今天中時為「國民黨黨產」所做的塗脂抹粉，同樣以「持平而論」為始（還發明了「政治文明」這樣的詞句），修理執政黨為輔，暗保國民黨作結，這種「三段式」的各打五十大板，形式由來已久，既可藉機偷渡不能明說的謀略，又讓人誤信它的「持平」，背後其實有堆不明不白的「隱語」。不過這是題外話，暫且不表。
一張張當初以「學術新貴」入主言論市場的面孔，在權力的槓桿上擺盪了幾年，最後選擇媒體作為他們最終的堡壘，只因為媒體可以呼喚、可以蒙蔽與可以操弄，那一方面符合他們快速崛起的盤算，也符合與權力對壘的戰略考量。見到這樣的結果，實在讓人有點無奈。
我看到一些媒體人忽爾從聚光燈前退位，忽爾在另一個角落現身，看到他們的急切，懼怕自己的失寵，又看到他們沆瀣一氣，只為了較量和對抗。太多的利害，讓人害怕媒體人夸夸其言的「正義」，他們其實是善變的蟲類，只因為有了文字的紋身，隨著季節變化，湊巧在我們面眼前展露不同的鱗色罷了。
楊照說：「一般狀況下，台灣的文字語言正常使用中，典故的地位退化到剩下兩種。一種是在學院的學術論文裡大量堆砌引文，另一種則是簡化版的抄引格言式的短語。......」我卻以為恰好相反。由於李敖、南方朔等人的推波助瀾，台灣許多原本無須典故「助興」的場合，也無端多出了典故的鋪排，於是「假學術」充斥，唬人的「用典」伎倆招搖過市，此風尤以大報媒體為盛。「用典」在學術研究上有其必要，但是究詰一個尋常的政治社會事件，是否也得頻頻用典，則見仁見智了。
人類歷史上真正的好文、妙文，極少是用典，或用典頻繁的，只有那些二流、末流，讀書未通，相信學術更甚於真理，或藉學術之皮以掩飾虛矯之實的政客，才會包裝出那麼多的典故，來遂行他的意識型態與立場。你如果夠端正，言行如一，自己站出來便能足夠彰顯，又何需抓一堆的古人來為你背書？
佩索阿、卡夫卡、辛波絲卡、泰戈爾、惠特曼、狄津生、沙士比亞......，他們用了多少「典」？他們不是沒有用典，而是自己本身便是「典」，自己便創造了「典」，他們講自己的感受便講不完了，哪有餘暇再去尋典？
要背幾篇名書的書名，拓幾段典籍的片斷，是容易的，比起自己創造一些真知灼見要容易得多。這是台灣教育的問題，也是媒體的問題，楊照陷在這樣的邏輯裡毫不自知，可見他的程度是令人失望的，我們太高估他了，相形之下，他的「墜入五里雲霧中」，也就不那麼難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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