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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SARS談公民社會的養成

◎吳易澄

「『瘟疫來了，這是瘟疫！』你差不多以為他們要為了瘟疫得勳章。可是『瘟疫』又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
卡繆《瘟疫》

這句精妙之言，出於二十世紀小說家卡繆的作品《瘟疫》裡，一位看破人世的老人之口。短短兩個月來，台灣島瀰漫著一種無以名狀的惶恐與仇恨，凸顯了社會對疫病的無可奈何。如今疫病在炙熱的夏天隱匿起來，大家歡喜宣稱「後煞」時代來臨，如此地亟欲擺脫一種本質上無可推諉的新生活形態與意義，在在仍透露著當疫病再發時大家措手不及，或是交相指責的鬧劇再演的可能。

事實上，SARS的大駕光臨，對台灣而言，是一個檢驗本地有多少公民能量的契機。在這個人人自危的狀態之下，民眾一味期待什麼衛生組織的良方妙藥，還是什麼英雄人物能夠在前線奮勇抗煞，其實只是無異於選舉期間貧乏的政治思考的再次體現罷了。

「就在群眾歡呼像浪濤一般擊打著陽台的牆根，煙火的光彩在夜空中越來越濃烈的時候，李爾醫生決心著手這份記事，以便他自己不成為那保持沈默的人，卻成為證人，為了那些被黑死病所襲擊的人作證，以便讓人紀念他們所忍受的不公與暴虐，以便直接了當說出他們在瘟疫的時期我們所獲的教訓：人類裡值得讚美的事情比值得卑視的事情更多。」

這波SARS過後，每每激動地跟朋友分享這段文字，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重視疫病的敘事，而從歷史的敘事中，我們能夠粹煉出面對災難的「善念」。哲人在虛構的小說中，竟然言中了二十一世紀初的災難中，我們的社會所必須致力的要務，亦即，每個人在疫病中，都能夠扮演一個積極的「見證者」，乃至於「治療者」的身份，無論你是醫護人員、社工員，還是一介平民百姓，都能夠在各處發揮他能夠藉著一個簡單的「關懷」化成的行動。

一個多月前，我們在高雄醫學大學組了SARS學生工作小組，並在周遭社區進行社區衛教的工作。活動雖然粗糙，但我們也在其中領受了相當值得省思的經驗。我們從整個活動因為各種考量而不斷生變的計畫的經驗，體會了如同撲火一樣的社區工作，那是面對一場火未熄，令一場火又起的奔忙。而我的感想是，社區的經營，豈止只是一種施捨的關懷？許多民怨所呈現的，何嘗不是是個「建立關係」的期待呢？

而熱心提供硬體設施的里長，以及精心熬製防煞養生茶的賣肉羹的老闆娘等等，讓我們體會到一股公民能量是存在的。

五月間，曾在夜晚路過一間在小巷子裡的教會，遠遠昏暗的燈光下，依稀看的到幾個婦女聚集並埋首在屋簷下做手工；走近一瞧，原來她們是在趕製送給醫院用的防護面具。她們不發一語，默默工作，在寧靜的小巷裡，成為一幅令人動容的畫面。

當一個社會共同面臨一種難題，人民是否有捨我其誰的態度，投入解決問題的行列，這是一個文明社會必須建立的特質。而學習與問題「和平共處」，而不刻意誇大問題所帶來的傷害，才是一個健康社會的免疫機制。

我很喜歡基督教聖詩中的一段歌詞：「主在叫咱人，做真光的燈，親像一枝燭火，冥時照光明，此世間是黑暗，多多人躑躅， 咱當照它光，一人一隅。」 而這何嘗不就是我們夢想中的公民社會的典型？SARS剛過，總統大選又逼近了；當所有社會的成本都耗擲在人與人、黨與黨的相互非難時，我們是否該開始期待另一種健康的社會體質的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