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語是我們失去的版圖，鄉土的懷念是曾經我們擔受不起的奢侈。昨晚聆賞完由兩廳院主辦的《台灣情，泰然心─蕭泰然樂展》，步出國家音樂廳，鎮魂歌的尾奏猶在耳際鏗鏘，心緒猶在澎湃，雙腳竟無力承載似乎不屬於自己的年歲的惆悵。
記得兩年多前的冬日，仍在學校擔任合唱指揮的我躊躇滿志，經常書帶一扔就北上聽音樂會。那時蕭泰然《傷痕之歌》首演，用歌聲安慰裂傷的土地，惡寒裡每位聽眾沉重地感動、沉重地鼓掌。今天在國家音樂廳哩，蕭世的音樂儼然成了一股旋風，他年邁風霜的身影終究成了樂界的寵兒。由國家交響樂團和國內首區一指的實驗合唱團來演奏他的作品，理應是個完美的組合，但這樣的相遇不知經過了幾載踉蹌？
高中時候，為了比賽花了個把月竟日揣摩著《山河戀》，西湖水光、長白積雪、萬世康強，竭力嘶吼，吼不出什麼感動，只撈回嗓音激昂有力的評語跟年年入圍的自戀。直到大學，在探索的過程中，也在幾條曲折而同歸的路上，稍有實際的體悟。讀起許達然，他借用莫落‧本迪說的「不是我想的那樣，而是我活的那樣。」跫然想起散步；讀起李敏勇，他說「如果你問起，島嶼台灣的父親......。」我則開始質疑，國人的音樂比賽中長久被信仰的《長恨歌》、《我住長江頭》到底是用什麼樣的鄉愁來推衍？
令人氣餒的，企圖讓母語與藝術結合的歷程，有太多的扞挌與辛酸。讓大學或中學合唱團員熟悉台語發音，得一字一字從頭教起。當然不是每個團員都以台語為母語，只是在那樣孤掌難鳴的情境中，你想要親炙原鄉，原鄉卻不企圖呼喚你；你想要懷抱家園，家園不奢求你的回憶。一時間好像帶領一個合唱團，唱什麼都不是。原本想要多音交響的夢，因為對於鄉土和藝術的執著跟立場不合，時而紛擾爭執，時而緘默無聲，那夢也遙遠了。
三年多前，一曲《無通嫌台灣》開始紅遍大街小巷，在政治場合和各種音樂會上被傳唱，也被一些合唱比賽列為指定曲目。但是除了長老會的教界稍微認識這位曾經因為作了《台灣人進行曲》等作品而有家歸不得的黑名單音樂家之外，原本在國內沒沒無聞的蕭泰然這幾年內的迅速竄紅，竟也得經過金曲獎的商業包裝。在那之前，小提琴及鋼琴協奏曲分別委託聖地牙哥的樂團舉行世界首演，歌詠台灣的《一九四七序曲》是在莫斯科讓俄國人用台語首唱。而在昨夜，國家交響樂團為歡慶十六週年，才合理地讓這位鋼琴詩人的作品登上自己家園的首席舞台。
那晚深刻而精湛的演出，側重的似乎不再是每首樂曲刻在作曲家心板上的辛酸故事，連蕭老師自己也幽了一默：「您若不厭，會當喊安可！」當「無通嫌台灣」的溫暖旋律終於被國家首席樂團緩緩奏出，那股欲罷不能的感覺，不知是了然於公道償還，還是以往聆聽時那種純粹對美的感受？有別於往，樂迷們一窩蜂著迷《長征》、《黃河》的風氣，許多年輕人紛紛向作曲家索取簽名。想起兩年前，我也因為拿到他的簽名寶貝不已。而今天這股新的氣氛盛了，不知是一場偶然還是必然？是年輕世代的先覺還是整個社會的後覺？
有人說，蕭泰然是台灣的拉赫曼尼諾夫，這個譬喻不無道理。但有別於拉氏宗教性的浪漫，蕭氏風格多了一曾民族情懷，加上李敏勇的詩句，感性的詩篇也因此散發出理性的光芒，情緒比史麥塔那《我的祖國》、西貝流士《芬蘭頌》還要複雜。複雜的不僅止於作曲家的念鄉情深，還有聽眾的近鄉情怯，甚至還有藝術以外，滿是難言之隱的政治解讀。我才稍為了解，同樣作為畢業作品，陳鋼、何占豪華麗閨怨的《梁祝》為何無法令我共鳴，蕭泰然的《福爾摩莎》為何惹起心驚，《鎮魂歌》為何讓人垂淚。就像有人問起馬勒為什麼他的作品總是辛澀不堪，他說那是他一生受苦的總合。
突然想起李察‧史特勞斯的弦樂重奏《變形》。那首曾經霸佔我理應參與一場愛戀的年少抑鬱光景，色沉如鉛美得無以附加的晦暗作品，原來是紀念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德軍的輓歌。然而我會因為被教育了一顆必須反制納粹的「良心」而拒聽嗎？那麼譚盾寫來慶祝香港回歸的《一九九七序曲》呢，我也應該為了自己的政治立場而把它從CD盒中丟棄嗎？藝術被政治犧牲的例子太多，我沒有資個評估或是論斷蕭泰然走運的程度，只明白自己被他的深情吸引。一吸引也就抽離不了。從踩空的探索到腳步的平穩剛毅，從不知要抓緊哪個頻率，在紛亂的音符裡迷路到唱出一首不再變調的歌，感嘆原來藝術也可以這麼哀傷。但是哀傷，請別再繼續了。
渴望有那麼一天，音樂家和聽眾都能夠單單用琴音素描台灣山間的幽靜，用歌聲模擬福爾摩沙清澈的水澗，不再粗糙擁抱著國族的大敘述。正如李敏勇在鎮魂歌的末章寫下的，「佇島嶼的海邊，台灣的囝仔佇彼歡唱，視野無限寬闊；佇島嶼的山頂，台灣的囝仔佇彼跳躍，伸手挽天頂的星。」那時，斷腸的相思逐漸變得多餘，我們該懂得如何輕輕執起屬於家園的心靈，泰然對她謳歌。
10/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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