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意義與詮釋權
自90年代起，中文文學世界掀起了重寫文學史的思潮。始作俑者為人民大學教授王曉明與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在80年代末發出重學文學史的呼喚，提倡作家應堅持與回歸對應於官方意識的民間立場。也帶出了“從單一價值體系的士大夫政治文化，走向多元價值體系的現代知識份子的民間轉移，知識份子在民間建立起自身的專業崗位，以確立新的價值立場和精神傳統”的奮發訊息。但這一波浪潮在九七之前卻無法對香港文學界產生重大衝擊，甫逝世著名作家黃繼持在1996年時曾指出香港文學史只是處於“初寫”與“試寫”，仍未達“重寫”的階段。
然後九七的香港，在後殖民心理蔓延下，香港作家開始出現一種“尋找身世”的熱度，對自我身份認同與香港文學定位展開書寫與討論，如西西、董啟章與李碧華的小說，在某個程度也是屬於文學史的一部份。至於文學重鎮台灣，文學史書寫詮釋權的搶奪，論戰主要集中在社會主義信仰者陳映真與台灣本土意識陳芳明之間意識型態的競爭，而張愛玲算不算台灣作家這個問題，也一直爭論未休。作家文本中“區域色彩”的缺席及地理時空的倒錯，也常成為文學史書寫者邊界劃分的困擾。
縱觀以上，可見文學史的書寫或重寫，都是一種詮釋權的競爭，也脫離不了文學自處的文學生態、文化體制、政治結構與歷史情境等。文學評論者李奭學曾說：文學史，也可能是一部權力的歷史，反映出史上各個斷代的權力走向。呼喚重寫馬華文學史亦在這樣的氛圍形成。被喻為台灣文壇“外來兵團”的馬華旅台作家，特別是張錦忠、黃錦樹、林建國這“鐵三角”，自2000年在《中外文學》組織一期的〈馬華文學專號〉，拋出幾篇擲地有聲的論文，在重寫文學史論述上儼然形成“文字運動”的氣勢。
甫在上星期五及星期六，國際暨南大學舉辦了一場“重寫馬華文學史學術研討會”，“馬華文學”主體的標舉，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對境內（台灣），它提供了有關討論文學史觀與典律的另一種方式，以及“馬華文學在台灣”的思考資源；對境外（馬華），它確立了馬華文學學術史上“重寫”之必要。除了有旅台評論者如張錦忠、林建國、黃錦樹、林開忠、高嘉謙及李瑞騰，也邀請了本土評論者張光達與莊華興發表論文，堪稱一次旅台／本土的對話與激盪。但更重要是，問題討論幅度的跨越，把文學史的場景帶進了社會文化史及後殖民的視野，拓展了文學史討論的彊界。
一、流動及離散的文學個性
一部馬華文學史如果抽離新加坡這一塊版圖，馬華文學史就沒有了血肉。這樣的說法並非誇張。分家前馬新兩地的文學是一脈相連，分享共同的文學／文化資源，唯其後獨立發展。地理空間的轉移，南來文人如何創造文化資源，如何在摻入地方感性後生產出“在地知識”（LocalKnowledge），是海外社會文學／文化發展重要的一環。台灣政治大學博士班研究生高嘉謙在〈赤道的行旅者：邱菽園與新馬文學史〉，就以被李星可喻為舊派馬華詩人代表之一的邱菽園為例，探討一個南來文人如何從儒者轉換為文人，實踐文學本土化，建構出一套新加坡化的民間文學表述方式，並以豐沛的社會行動，累積豐厚的社會資本。
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張錦忠在〈離散與流動：從馬華文學到新興華文文學〉有一句精采的話：“中國文學不離境，中國作家不出走，不下南洋，便沒有馬華文學的出現。”他以“出境”與“流動”為切入點，確立了馬華文學是“離散文學”的文化屬性，及其開放的文本系統。中國文學在境外發展，必會走上本土化之路，在島與島嶼之間流動，會融入本土的地方感性特徵（sense of place），這是馬華文學作為新興文學的重要特質，而非作為中國文學的“南洋版”（高嘉謙語）。
基於此，馬華文學的發展，是無法以萌芽期、成長期、衰退期生物史觀來分期斷代。甚至是後來，華文作家到處流動、移居，更顯露文學的跨國性與流動。而後殖民時代的“再移民”，也使作家們面對尋找精神家園的困境。張錦忠的論說，企圖回到宏觀的歷史脈，從一個歷史整體觀去把握文學的流動性，同時提出“中國文學──離境──馬華文學”的“回溯建構”的文學史觀。
二、典範轉移與新舊交替
如果說張錦忠首要確立馬華文學的流散與傳統文學綿延的相續性，並肯定邊緣的文學狀態，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黃錦樹則更進一步要求文學典範轉移與批評典律的建構。民間學者張景雲曾一語中的道出“黃錦樹從解構方北方的作品發端，意圖達致最後消解馬華現實主義文學的目的，這樣的雄心應該可以歸入庫恩所說的‘範式轉移’之列”。（見〈文學的道義及其他〉，收錄於《辣味馬華文學》）。
在黃錦樹的〈境外中文，另類租借，現代性：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馬華文學〉，有幾點值得我們思考：第一、他運用學術史的追溯方式，文章開端即標舉中國維新運動領袖康有為編纂的《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如何撼動中國舊有的學術結構，其意圖甚明。當初康有為寫這兩部“中國學術瘋狂史”（黃錦樹語），就是一種尋求典範轉移的決心，致力突破舊有的知識結構與思維框架。康有為不僅從精神上敢於與一種舊的國學體系決裂，掌握新方法新途徑，而是企圖再造新國學知識體系。這恐才是黃錦樹“斷奶”的真正意義。揚棄“中國性”是要清理對母體的過度依戀而形成的精神依賴與文化附庸心態。內在中國性應是一種自然情感，而非無時都擁抱一個“藏著的中國”，以證明自身在文化上的正統。
第二，他以康有為流亡者的身份，作為一種“文字流亡的文化象徵”點出南洋華人史──馬華文學的起源，是一場“文字”而非“主義”的旅行；批評了以1919年後五四運動時期作為馬華文學的起源，是一種民族主義史觀，最終將使馬華文學無法脫離被政治壓迫的宿命。第三、整個論述架構與視野跳脫了馬華文學本土內的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的對峙立場，拉開歷史時間的寬度，重新檢討馬華文學的“傳統性”與“現代性”，反覆論證從傳統──現代，是一個具多元龐雜因素交錯的複體 ，不能完全由特定的意識型態所主宰。
這樣的一種討論視角與問題意識的舖展，重新回到文學／文化傳統（新舊是相互交替而非割裂對立），其實是呼應了馬華文學與作家的流動概念。另外在〈南來文人〉題下，黃錦樹以郁達夫作為馬華文學的隱喻，“南來”是一個迫害結果，通過此申訴“南來的迫害經驗”其實在馬華文學生存情境中仍是一個現在式的命題。政治對文學的干擾已經由體制化而取得合法性。
三、隱匿與忽視：文學與政治體制
另外，馬華文學評論作者張光達〈文學體制與60年代馬華現代主義：文化理論與重寫馬華文學史〉及莊華興不約而同的談到一個因政治因素被割裂被忽視的隱匿文學空間──60年代馬華現代主義及華譯馬來文學。張光達以“文學作為一種現代體制”，透過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文化理論檢視國家霸權對寫實派作內化的影響，導致自我設限及對政治正確的傾斜，構成馬華現實派的保守與封閉個性。從文化脈絡他也點出，現代主義文學潮流以一種隱晦含蓄及迂迴的方式抗議／躲避國家的文化霸權及對個人實施的文化暴力，卻因為現實主義為主導文化，遮掩了現代主義隱性抵抗的意義。這說明了文學生態的發展，極受到政治與文化體制的箝制，被權力收編、異化或扭曲。
張光達有一段話值得注意，他說：“討論1960年代馬華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時，殖民經驗並不只來自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輸入／宰制，同時還有兩股殖民經驗浮現在當時文學體制場域內外，就是官方主導強勢文化的馬來化政策，以及中國中心論的歷史文化積澱（包括中國、台灣兩地）”他提醒說馬華文學的後殖民經驗遠比薩依德《東方主義》單向式的殖民／被殖民模式複雜得多。
博特拉大學中文系講師莊華興則提出“翻譯馬華”在系譜上的隱性地位，不曾出現在馬華文學史裡。他認為“只有讓翻譯文學繼續運作，馬華文學才能找回逐漸邊緣化或自我隱化的妾身。”且相信馬華翻譯更能鞏固馬華文學的地域背景與本土屬性。然文學翻譯不只涉及“語言轉換”問題，而是另種文化的涉入，跨語際的問題又如何解決？
結語：
張錦忠說離境是一種離心的選擇，那文字抑或個體的流亡意含著什么？是否碰觸了文學自由與自我救贖的問題？被國家機關割裂的歷史記憶，是否唯有通過文字的虛構才得以完整？淵遠的中文書寫傳統，如何避免因意識型態的競爭而被切割成塊狀？由此可見，“重寫”的呼喚，是要正本清源，從學術根源與觀念基礎上，清理干擾文學典律的各種雜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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