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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5-07 01:56:43| 人氣1,988| 回應0 |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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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五四老故事


說五四，好像是在聽一個老故事。因為老，累積的思想也多，在時間洗練下都變成一種觸媒（accelerant）與資源。摸觸那只嵌印“新青年”三個字的樸素封面，眼前仿佛跳躍過三隻活潑生動的兔子，陳獨秀、蔡元培與胡適，三人都是肖兔的。甫過的五四，似乎比往年沈靜一些，或是沙斯太鋒芒銳利，或是已詞窮乾枯，無論是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或後來余英時《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等，對五四的思想詮說，許多問題好像都被疏理得差不多了，也難怪中國學界如今興起“學衡派”的研究轉向，這個曾經被劃為文化保守主義，主張保存國粹的學派，開始被賦于自己的話語權勢，非再是以作為新文化運動對立面的恣態出現。

對我們而言，五四似乎像是每年一次祭惦的思想符號，若想從思想系譜追溯其繼承與影響，覺極其困難，不外再度碰觸馬華思想斷裂、片面與零碎化的病根。對五四思想，我們缺乏認真的研究與轉化工作，只繪輪廓，不想大腦。學術研究根基的薄弱，撐不起思想資源累積的重量，更何況中文系對思想研究與思想問題的關注，一直都不太夠。其實無論是中國思想抑或西方思想，都是一種“他者”的思想，應被視為可豐富馬華思想的資源，這一些“借來的思想”適以提供了一個觀照自我（馬華）思想的位置。

北京三聯書店於今年一月出版羅志田的《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裡頭觸及五四時期有關整理國故的思想論爭，還是有些發現值得一提。一般說五四，不是放大德賽先生與孔夫子的戰役，就是把全盤西化與保衛傳統文化兩派人作二元對立，卻忽略思想主張原為對應某種情景作出的策略，所謂新舊派思想的對壘，並非全然涇渭分明，而是對昔日中國如何現代化持各別不同的思想立場，倘若仔細辨析，恐也發現兩派衍生的論戰，實有思想上共通處，比如在對待“整理國故”這問題上。羅志田點出國故論爭表現了清季關于國粹論爭的繼承性，也是一重要線索。

文化惰性與盲新盲舊陷阱

“整理國故”的主張，是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中針對舊有的學術思想提出的主張。這口號其實是傅斯年先使用，經胡適提倡才成為一個流行的詞匯。毛子水曾把它解讀成“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和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不過李孝悌仍認為胡適關于“新思潮”四大界定（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對整理國故未作很好的安頓，稱之為“硬插進來的飛來物”。胡適的這項主張，一些新文化運動陣營裡的人不甚苟同，認為是向傳統舊派靠攏，使新文化運動策略產生矛盾。甚至連許多人眼中的保守主義者熊十力，也表現得極端，大力批評新文化人走向整理國故，將導致趨新不夠徹底。

有意思的是，今日我們看五四時期存留下來的思想，分屬新舊兩派，不是采對立說，就是采調和說。但胡適當初提倡整理國故，主張以科學的評判態度對待目的是要“再造文明”。他與一些新文化人意識到，經過西學衝擊後的舊學，若能在“整理’後展現生命力與價值，就得以保存下來。整理目的是要分辨國粹與國渣之分別，好與不好是很清楚的，所以胡適認為調和之說使目的變得模糊，他曾說：“我們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數人只勉強走三四十里。我們若先講調和，只走五十里，他們就一步都不走了。”

在這點上，給予我們的啟發應是那一句“文化自有一種‘惰性’”，胡適前瞻的眼光早已領略全盤西化的結果自有一種折衷的傾向，所以故意走極端。（不禁想到黃錦樹的燒芭，刻意的走偏鋒，是否也為克制馬華文化中的惰性？）相反的，顧頡剛注重學術與文化的延續性，接受調和觀念，並認為在新舊之間便有共同之域，抨擊所謂的盲新盲舊。胡適雖不主調和，但對盲舊是深有所感，其整理國故主要目的，即是“打鬼”，欲掀出故紙堆中能吃人能迷人的老鬼。

五四人物常常游移在中西新舊之間，導致新舊兩派偶爾呈露出內在思想的共通性，所以我們也不能把新舊派人思想全然斷開，這樣的話，反而只見一隅，難窺全面，也容易生長偏見與成見。改革派不全是激進，保守派也不全然是守舊，胡適、顧頡剛、傅斯年、毛子水與梁漱溟等國故之論爭，正表現思想的多歧性。有了這樣的領略，也許在看馬華的一些論爭，會有另一種解讀的面向吧。

我要檢舉
台長： 踐實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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