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天修行大道 道不離人人自離 修道即修自性本命 遵循人道八德來修 即是修道也 可回天之大道也 悟者自悟迷者自迷 今生不向此身渡 更待何時渡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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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德”是中國人處世觀念及行為的重要特徵。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人本主義”的倫理型文化或稱“德性文化”。在中國文化中，人是“萬物之靈”，而人之所以能為萬物之靈，就是因為有道德，德性被作為人獸區分的根本，也是人格尊嚴的體現。中國人因而特別重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之“道”，以及遵循這種“道”而形成的“德”（指作為行為主體的主觀的、為我的規範）。孔子倡言“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並以知、仁、勇為“三達德”，建構起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道德規範體系。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主張以道德實踐為第一要義，由此形成了中華民族道德至上的價值取向與文化精神。中國人的處世觀念及其行為具有濃重的尚德特徵，具體表現為兩個層面：

一方面，處世做人，貴在有德。中國人的所謂“處世”，首先是要“做人”，故“為人處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立身處世。而“做人”的要義在於，人的行為必須合乎“人”應該具有的道德規範，做人就是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對為人“缺德”的評判，是中國社會生活中甚為嚴厲的譴責。在具體的做人之德上，其主要範疇有“誠實正直”、“光明磊落”、“襟懷坦蕩”、“克己奉公”、“言行一致”、“忠厚善良”、“廉正儉樸”等等。這種以“做人”為處世前提與基礎的處世觀念，體現了濃厚的尚德特徵。
另一方面，與人交往，以德待人。中國傳統處世之道的尚德傾向，還表現在強調人際交往的道德性，主張人際之間應當是“正其義不計其利，謀其道而不計其功”，與人相處，貴在以德待人。其具體表現為：
其一、寬厚待人。中華民族一向以待人寬厚為美德，日常生活中的“寬容大度”、“寬宏大量”等道德評價，就是這一品德的體現。在人際關係的實際運作中，待人寬厚包括：“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以己所能病人，不以人所不能愧人”。

其二、讓。中國人歷來以讓為處世美德。在家庭內部，“孔融讓梨”式的禮讓被極力倡導，婦孺皆知；在名、利面前，古人讚美“君子無所爭”的風度和“不貪為寶”的高潔品格；對待人際糾紛，先賢主張“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一個“讓”字，可化解糾紛，和諧人際關係。

其三、以誠相見。中國人在人際交往中十分看重“心誠”，由此有“待物莫如誠”的古訓。而這一點正是“以德服人”的重要內容。故“開誠心，布公道”，往往能化解矛盾，消除成見，溝通感情。
其四、守信用，重然諾。其基本要求是“言必信，行必果”。說話算數，言行一致，講究信用。“一諾千金”、“一言九鼎”等成語，以及孔子所說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名言，生動顯示了信用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價值和地位。

“貴和”是中國人處世性格的另一顯著特徵。“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為重要的思想範疇，它們雖然具有哲學上的意味，但立足點仍在於社會的穩定與協調，並直接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法與處世觀念。

在中國古代的經典論述中，“和”的基本涵義是和諧，古人重視宇宙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更特別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孔子主張“禮之用，和為貴”，孟子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以和睦、和平、和諧，以及社會的秩序與平衡為價值目標。

以“貴和”而論，中國人把“和為貴”作為待人處世的基本原則，追求人際之間的和睦、和平與和諧，“和”既是人際行為的價值尺度，又是人際交往的目標所在。以誠信寬厚仁愛待人是為了“和”；各守本分互不干涉是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異，也是一種“和”。

總的看來，“貴和”能有效地避免過激或對抗行為，減少人際摩擦與社會內耗，使中國人的人際關係帶有濃重的人情味，較為穩固持久，對社會具有良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