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諷刺節目由來已久，可追溯至英國17、18世紀的政治諷刺家與娛樂性表演，而電子媒體上的政治諷刺節目亦可追溯至19世紀，英美兩國在50年代與60年代的電視政治諷刺節目的大量興起。英國的政治諷刺節目主要由菁英份子所製作，嘲諷並批評政治的黑暗與骯髒，藉訕笑表達不滿。美國的政治諷刺節目則傾向民粹主義保守路線，將政治定義為貪污腐敗的一端，老百姓則被定義為純潔與崇高的一端，解決方式也多為個人英雄途徑。政治諷刺節目或許不能真正解決政治上的問題，但在某方面而言卻能激發起問題意識，點出政治上出現的問題。如此的娛樂方式不能達到政治改革的目標，或許提出了疑問，但卻未能提供人民解答。在盡情嘲笑之餘，政治或新聞與娛樂的界線開始模糊了，人們也開始無法明確定義與分類何為硬性新聞，何為軟性新聞，何為娛樂節目；同時人們看待政治的方式也不再只侷限於新聞與時事，也參雜了不少娛樂的成份。新聞中包含了娛樂特性，娛樂節目中也含有新聞的特性。在這一個媒介化政治的時代，政治與娛樂間或各議題之間界線的模糊，發展出了超現實與多軸線的兩種特性；而問題是，在政治娛樂化之後，人們的公共議題會是如何被處理？
《2100全民亂講》節目的出現，除了代表台灣風行的政治模仿秀再起熱潮外，更是對當前所有的政論性談話性節目開了個大玩笑。《全民亂講》除了嘲弄當前的政治生態(甚至是流行生態)外，更對依附政治生態的諸多政論性談話節目傾全力地訕笑與嘲諷。《全民亂講》整個節目就是針對台灣最早的政治談話節目《2100全民開講》進行模仿，一切的形式、流程、甚至標誌與播放時段，都模仿得唯妙唯肖。嘻笑怒罵的節目內容除了嘲諷政治人物言行跟特徵外，更也大大嘲諷了《全民開講》中緊繃、對立、嚴肅的特性。節目中大剌剌地極盡製造矛盾與衝突以突顯娛樂效果之能事，也以最直捷地方式引爆辛辣的笑點，如此毫不掩飾的手法，與力求正經與專業卻製造對立與煽情效果的政論性節目相較之下，《全民亂講》呈現了雙重的顛覆效果。在這樣的挖苦與顛覆之後，節目呈現的意義是什麼呢？社會大眾又能從中獲得什麼呢？
依照布希亞的學說，符號的身份與位置經歷過四個階段的改變，首先是「符號是基本真實的反映」，「符號遮蓋，開始脫離並扭曲基本真實」，「符號遮掩了真實的缺席」，「符號與基本真實沒有任何關係」。經過這樣的過程，語言與真實之間不再存有對應及透明地直接關係。當符號與真實的關係混淆不清，擬仿(simulation)運轉中所生產出的真實也就成了超現實(hyper-real)，也就是比真實還真實。擬仿物已經取代了原有真實的地位，對閱聽人而言，擬仿物比真實顯得更真實。真實與不真實，原型與拷貝，純粹與不純粹，所有的界線都模糊而顯得內爆。以後現代學說的角度而言，《全民亂講》的節目就幾乎是對《全民開講》節目的一種擬仿，而節目來賓也同時是實際政治人物與政論節目來賓的擬仿，對閱聽人而言，這些模仿秀的政治人物似乎比真實人物更為可親可愛。閱聽人在被節目內容逗樂之餘，是否模仿秀的人物已經取代了原有的公眾人物而建立起新的心像，這些心像是否會比原本新聞節目與政論談話節目所建立起的心像更為真實並貼近閱聽人？換言之，《全民亂講》的節目內容與來賓有可能比真實社會的節目與人物來得更真實，這些節目中表現出來的符碼或許更能指涉被模仿的人物，《全民亂講》中來賓的言行更具有代表性與說服力。模仿秀內的人物在某種程度上已鳩佔鵲巢，取代了被模仿的真實人物。
除此之外，節目中除了政治人物外，也常模仿許多知名公眾人物，各界常在媒體上曝光的人物都常是《全民亂講》的座上佳賓，而不限定於政治人物。除了笑點的增加外，於閱聽人心中，這難道不是一個屬於社會名人的大同世界嗎？每天在媒體上看得到的政治人物、知名人士或演藝人員，同台搞笑，並討論著流行的話題。模仿秀的人物除了表演本尊的特質外，也會依照本尊特質而作脫線演出，取悅閱聽人。收看了《全民亂講》這節目，等於進入了一個無厘頭版的集合所有名人的小型世界。把所有不可能轉變成可能，把人們心中的奇想化為真實，也許就正是此節目娛樂效果的來源。這些來賓到底在討論什麼，似乎不重要了，只要他們討論的方式很好笑便已足夠。由於它的消遣性質，觀眾的參與感很低，娛樂性的節目是更容易傳達節目的意識形態，加上節目閱聽人的被動性、依賴性、親密性，閱聽人產生抗拒的能力與機會是較小的。依此脈絡分析，再現政治公共議題的手法不同，《全民亂講》的節目內容會更易於傳達其意識形態，而《全民開講》類的企圖維持正經的政論節目卻有困難，僅能強化各政黨陣營支援者原有的意識形態。
這樣一個充滿後現代痕跡的政治諷刺節目能帶給閱聽人什麼呢？它的嘲諷與挖苦能力可以為政治做些什麼，它對於台灣社會的意義又是什麼呢？在節目嘻鬧內容的背後，它的諸多論述呈現出了什麼樣的意識型態？這個節目建構出了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這個世界又如何與當前台灣社會作構連？政治諷刺是它的節目內容，而背後又是什麼意識形態在支撐它對政治的嘲諷，並且是如何建立跟運作的呢？娛樂導向的節目內容下，又有怎樣的政治批判或政治主張？或許我們可以將《全民亂講》看待作是個娛樂綜藝節目，只是以政治談話性節目為包裝，而我們可以藉著了解它的節目特質，分析節目中的論述過程與方法，了解它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因此，《全民亂講》在它的諷刺與娛樂性質的包裝下，如何傳達其意識形態與政治主張便是相當值得研究的課題。此節目是否有足夠的政治批判能力？其政治立場又為何？假定若沒有足夠的批判力對當前政治亂象提個大問，那在嘻鬧訕笑的背後又有著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存在？捧腹、拍桌、噴飯狂笑之後，有很多問題可以去想想想。因為我們更希望除了兼顧爆笑外，能多個能為人民做些什麼和說些什麼的節目；因為單方面偏頗的嘲諷總讓人沒法笑得那麼暢快與盡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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