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權的社會裡面，標籤是思考的終點。在民主的社會裡面，標籤是懷著慈悲心進行科學與人文探究的起點。北捷事件深深傷害了在場的無辜死傷者與他們的家人朋友，也引起大眾恐慌。不到一周之內，美國加州也發生年輕人預錄影帶之後槍殺多人後自殺的事件。大眾很自然會問，『為什麼？』曾經目睹慘況的民眾或警員，很自然地會看到，犯罪者的精神與心理，異於自己也異於自己認識的其他人。如果只是單純對他們說，不要去標籤這個犯罪者的心理異常，那也否認了他們的親身經驗。
在威權與階級的社會裡面，唯有在上位者有權力分類貼標籤。分類與標籤變成是一種維護利益的工具。標籤，可以神化與偶像化。標籤，也可以汙名化與妖魔化。在這樣的威權社會架構中，精神疾病與罪犯的標籤變成剝奪人權的統治工具。因此，分類與標籤變成思考的終點，人民接受標籤，接受上位者的統治，也歧視被標籤為下位者。
在民主的社會裡面，眾生平等，同時，一樣米養百樣人。為了真正的尊重彼此，為了追尋知識與真理，為了建立一個多元化而和諧共處的社會，我們需要用同樣身為人類的最高層同理心來了解彼此。於是，人民可以理解「暫時」分類貼標籤的重要性。因為，沒有分類，沒有標籤，一切都在混沌未明當中，我們無法思考，無法溝通，無法看見自己與他人之間的相似與相異點。
筆者對已經在民主與人本精神上扎根的台灣社會有信心，身為心理學家，我認為分享心理學的知識是empower大眾的方法之一。有一定比例的台灣人會願意去思考與了解，不會隨意把人汙名化或妖魔化。至於還活在威權時代的人，不需要我提供標籤，他們自己就會繼續把「異己者」貼上標籤。就像把從事太陽花運動的民眾標籤為「暴民」。在此，我寧願提供一個相對正確的標籤，請他們不要去騷擾被貼其他標籤的人。筆者在此想分享的，不是絕對的真理，只是一個曾經有工程背景又進一步學習諮商臨床心理學的人，用對社會關懷之心，對於北捷與各社會事件做假設推論與了解。
就我在心理學領域的學習，我想在此誠實說出我的推論與假設。從目前可得知的新聞報導中來看，我會產生的假設是，北捷犯罪者的精神與心理狀態不但異於常人，也異於受『精神疾病』困擾的人。一般人與受『精神疾病』困擾的人無法如此冷血地，長期預謀殺人、刀刀直擊要害、且毫無悔意。在這裡，最大的差別在於，犯罪者長期缺乏同理心與悔意，又異常冷靜地預謀後進行對他人的傷害。基於以上訊息，筆者暫時推論，這位犯罪行為人可能屬於在犯罪心理學中所研究的，具有 sociopath/psychopath特質的人，這個詞我自己翻譯為「同理心與道德感淪喪之犯罪心理異常」。
在缺乏同理心與道德感的狀況下，如果又擁有能夠犯罪的能力，這樣的人能夠大膽從事有計畫犯罪，無所不用其極去滿足自己，可以謊話連篇隱瞞事實，在犯案後又不願意為自己行為負責任而缺乏悔意，因此受訪時會說出一串似是而非的犯案動機，讓人感到困惑混淆。所以，筆者呼籲大眾不要把這樣的犯罪行為人與受一般精神疾病症狀困擾的人混為一談！
這位犯罪者對警察說，我生活壓力大，想自殺又不敢，所以決定多殺幾個人才能被判死刑。於是有人會問說：「想自殺，那是有憂鬱症嗎？」我可以肯定的說，這不是憂鬱症！憂鬱症（depression）讓人情緒低落，思考負向，確實有可能出現自殺甚至玉石俱焚的念頭，但是，單純受憂鬱症困擾的人並不會想要刻意傷人或自殺，這些人多半對於自己腦海中出現這些想法感到困擾與羞愧，覺得自己怎麼可以有那麼自私的想法而深深自責。許多自殺者是在缺乏支持與因應技巧之下才走上絕路。
既然不是單純的憂鬱症，也有人會問說：「那這個人精神異常就是精神分裂嗎？」我也要堅決說，這不是精神分裂症！台灣的精神與心理學界在2014年宣布將精神分裂症正名為「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以強調這是一種在思考與知覺上失調的症狀。受思覺失調症所苦者無法清楚的思考，可能會看到幻覺，甚至產生不符合現實的妄想，這些幻覺與妄想沒有辦法被整合到他們的身心當中，生活上也很難去做計劃並按照計畫採取行動，所以他們深受其擾。筆者也常與受思覺失調症者工作，很多人在精神藥物、心理治療、社會支持三方面的合作協助下，可以建立起穩定並對社會有貢獻的生活。
從想法到行動中間有很大的距離。一般人的新年誓言大概維持三週就放棄行動。能夠實際有預謀然後採取傷人行動者，需要處於身心長期缺乏同理心與道德感的狀態。那到底是什麼樣的條件會使人嚴重缺乏同理心與道德感，並能夠大膽從事計畫犯罪？
在此，我想先暫借『核能電廠』來比喻人類複雜的身心以及社會系統對於維護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也比喻大多數的重大災害來自於一連串系統失能，而不是單一原因的失誤。要能夠了解並進一步預防災害，需要系統觀而非二元對立的思維。日本福島核能電廠的災變是一連串人為與天然災害互動的結果。關鍵點在於，能夠冷卻核反應的發電裝置與備用柴能發電機組本身在設計上有弱點，又被一連串的天災給摧毀，連救援都被阻斷。所幸，有一群工程師願意犧牲一生健康，在高度輻射線下繼續留守搶修，才沒有繼續擴大災害。但即便如此，福島的土地已毀，不知百年後是否能復原；而不得不引海水冷卻核反應爐的後果，就是核輻射也流入太平洋。此一災害的後果須由全世界共同承擔。
人類的身心，其設計的精巧與複雜程度比起核電電廠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精密思考的大腦，可能產生助人的創新發明，也可能是傷害剝削他人的犯罪計畫。能夠執行複雜任務的身體，可在危急時發揮強大力量救人（例如北捷上見義勇為的人，願意用自身去挨刀以保護他人），卻也能嚴重地傷害他人。而能夠冷卻身心核反應爐爆出犯罪的是「同理心與道德感」。但在人類身上，這同理心與道德感卻像是福島核能發電廠的冷卻系統一樣，有先天設計上脆弱的一環（同理心與道德感是需要長期培養而不是天生的），再加上後天的外在災害，變得完全失效而爆出危機。如果再加上後天危機管理與處遇的失效，那就造成更大災害。
『同理心與道德感之淪喪』，可能是暫時的，也可能演變成更長期的人格特質。筆者沒有足夠資料來深入評論北捷案件的犯罪行為人。以下只能就心理學的知識來討論各種狀況，以釐清「一般人」與「同理心與道德感淪陷之犯罪心理異常」者之間的相同與不同之處。
首先，「一般人」也可能在外在條件影響下做出殘酷的暴行。社會心理學領域裡有許多實驗證明，在社會環境影響下，一般人的同理心與道德感會暫時失效。例如，有名的史丹佛大學監獄實驗，隨機將健康的大學生分成獄卒與犯人，一起住在監獄裡，最後實驗必須提早終止，因為獄卒開始虐待犯人。又例如，另一個有名的電擊實驗，發現有超過一半的受試者盲目服從權威，雖然可以看到另一位房間裡面的人已經被電擊到哀嚎求饒（註：實驗者聘請演員來演出假裝被電擊），受試者還是服從權威者的命令繼續調高電擊程度。這些在美國進行的心理學實驗，說明了，為什麼在戰亂與威權統治中，有很高比例的一般大眾可以因為盲目從眾、服從權威、為了求自身生存不把他人視為同類，而失去同理心與道德良知，並對非同類者產生酷行。不同的是，這些人如果之後恢復了道德良知與同理心，可能一輩子活在被痛苦回憶折磨的身心創傷當中。就這個觀點來說，終身監禁是比死刑更折磨人的懲罰。
其次，犯罪心理學與神經心理學結合後的研究發現，有些人的大腦與神經生理構造讓他們無法深切體驗痛覺，也較難發展出恐懼與羞恥感。但在道德發展的過程中，有段時期，兒童是因為恐懼懲罰而學會遵守規定。因此，這些生理上的弱點加上後天環境的缺乏，就有可能交互作用變成低道德感的人。此外，有些人的大腦與神經生理構造讓他們無法感受到他人的情緒，無法與他人情緒產生共鳴，看到他人受傷時自己不會感到痛苦。因此，這些人的生理弱點若加上後天環境的不足，就有可能交互作用變成缺乏同理心的人。具有「同理心與道德感淪喪」人格特質的人，可能就是長期在先天與後天的交互作用下，發展出缺乏同理心又缺乏道德感的人格，而且，又獲得足以產生殺傷力的心理或身體犯罪能力。這裡要強調兩點：
（一）面對這樣缺乏道德與責任感的犯罪者，最大的懲罰也不是死刑，因為他們可能在生理上就不怕痛也不怕死，但是，他們最怕的是負責任。因為負責任正好是既有同理心又有道德感的行動表現。那麼，最大的懲罰應是設計一個可以讓他們接下來一輩子每天要負責任採取行動的人生。即使是每天負責任掃監獄的廁所可能都比死刑聽起來可怕。
（二）不能單一的怪先天，也不能單一的怪後天任一環節。筆者也想強調對於犯罪者家人的尊重與保護。例如，核四在設計上必定有其弱點，而建造核四的過程中由於政府的監督無知，讓一般的承包商用建一般公寓的嚴謹程度來蓋核四，我們不能單方面去怪這個承包商。也就是說，一個在先天生理上可能已經有弱點的人，在社會目前普遍缺乏了解的狀況下，可能父母師長朋友就是用對一般人的方式與其相處，但這樣的方式卻無法補足其系統弱點，無法協助其培養出同理心與道德感。在遭遇到內在與外在更多問題困擾時，終究形成一連串不可逆的反應。
此外，某些具有「同理心與道德感淪喪之犯罪心理異常」人格特質的人，他們的犯罪是不見血的。把缺乏同理心和道德感，睜眼說瞎話的本事，配上優越的外表與對金錢或名聲的迷戀，以及能夠剝削系統弱點的聰明才智，大家可以自行推測這些人在哪些領域裡面如魚得水～就像是百年前李宗吾的厚黑學所言，在中國千年來的扭曲威權社會下，強調臉皮厚心要黑，外在卻滿口仁義道德的厚黑學變成一種生存與成功之道。
任何人類先天基因與特質的存在有其適者生存的意義，比較不怕痛的人，可能成為勇敢的戰士；比較不與他人情緒共鳴的人，可能成為冷靜的謀略家。在人類的歷史上，許多強大領導者的特質不正是揉合了大膽、冷靜、堅持、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因此他們能夠在一將成名萬骨枯的基礎上征戰四方。從這點來看，我們不難看到，中國歷史上許多暴君本身就具有「同理心與道德感淪喪」的特質。蝙蝠俠電影第二集中的大惡人小丑（Joker），不斷告訴蝙蝠俠，我們兩個之間的相似點多過相異之處。（註：電影裡小丑也充分展現出不能相信此類人所說之言的問題，小丑一下子說自己臉上的傷來自父母虐待，一下子又說來自前妻，每次說的時候卻又充份挑起在場者的同情心。）
這裡並不是要混淆善惡之分，而是想指出，善惡之間的線是多麼輕薄。同時，當一個文明社會長期以來崇拜英雄，相信以戰止戰以暴制暴，任由成員進行弱肉強食的生存遊戲，或許在適者生存後的基因排列組合之下，確實有可能出現強大的蝙蝠俠，也可能出現邪惡到極點的小丑。同時，就如同過去許多帝王之家，兄弟之間，可能同時出現強大的領導者，以及「同理心與道德感淪喪」的暴君；這也是為什麼家族之間世襲會產生極大問題的原因之一。筆者呼籲，一方面我們可以嘗試釐清犯罪者的心理人格狀況，但也不能夠將家人一視同仁，筆者曾經協助過犯罪者的兄弟姊妹，他們還是非常的具有愛心與正義感。
了解差異，才能有最高層的同理心。才不會輕易地怪罪，不會去怪自己或他人為什麼在當時一下子反應不過來，因為當時所有在場者都面對一個極端異常的狀況。而面對極端異常的壓力時，人類身心本來也有自動停機，就像是核反應爐在地震中自動斷電的裝置。
了解差異，才不會輕易怪為什麼之前學校沒有把好關，因為具有犯罪特質的人，絕對不會對一般的老師、輔導人員、教官、甚至警察說實話。
了解差異，才能真正思考接下來要如何預防與修復。才不會把沒受過犯罪心理學訓練的一般輔導老師或警察推上前線，叫他們要一個人負責任去測謊、去修復一整個系統失誤下的問題。這等於是叫幾個技術優良的水電工去修復整個核四，或是請幾個已經工作過勞的政府員工去寫出一整套服貿條例。
系統的問題需要一個系統才能解決！而威權社會中的二元對立思考正是阻擋系統思維的最大障礙。一個有效的危機管理系統可能需要包括犯罪心理學家、教育學家、法律學家、諮商與臨床心理學家、精神科醫師、社工師、社區警察、危機管理專才等眾人合作，才能建立起完善的危機預防、處遇、應變系統。
筆者也希望透過此文，讓大眾了解心理議題的複雜性，請大眾繼續監督立法委員與政府。目前，有一群立法委員正在修法要讓心理師的報考資格下放到大學畢業。在臨床上要能夠清楚分辨複雜心理狀態的專業能力，真的不是四年大學就可以完成的！
願意用慈悲心去分類貼標籤，才是科學與人文探究的起點，尊重專業分工與專業團隊合作，才能夠在逐步累積知識中進一步改善社會，設計出可能解決問題之行動系統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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