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 間：
2005年4月24日（星期日）下午2:00 ~ 5:00
地 點：
紫藤蘆茶藝館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16巷1號；02-2363-7375）
主辦單位：
文化研究學會
主 持 人：
朱元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與 談 人︰
劉紀蕙（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系）
馮建三（政治大學新聞系）
Alain Brossat （法國第八大學哲學系）
論壇簡介：
從1950年到1990年，世界被閉鎖在東西冷戰格局之中。冷戰的效應是全面的，美蘇核武嚇阻不斷升級以達於相互保證毀滅之境(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不僅鞏固了美國以國會/國防部/企業鐵三角所形成的軍事工業複合體 (Military Industry Complex)，深鑿了民主政治無法審視監督的軍事機密與財政黑箱，遍在於每一棟建物的黃黑三葉防核標誌、從小學生開始的防核演習、以反共為名的麥卡錫主義思想檢查，以及對他國政治事務隱匿或公然的干預，在在說明冷戰如何支配經濟形構、侵蝕民主政治、穿透社會心理。而此一冷戰結構，卻正好是1950年以來台灣存在的理由。冷戰的圍堵戰略賦予了台灣堡壘與前線的象徵性戰略地位，蔣公遺言「堅守民主陣容」，得從「共產與民主」二分世界，以及「反共=民主=自由世界」的冷戰意識形態來理解。四十年之間，冷戰當然也徹底結構了東亞與台灣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心理。
1989年11月柏林圍牆倒塌，被認為是促成了東歐集團瓦解的世界性事件，1991年蘇聯瓦解，冷戰結束。此後，歐洲出現的族群擾攘與疆界變遷、被稱為冷戰之子(child of the Cold War)的歐洲統合，以及美國藉由波灣戰爭與911之後的反恐聯盟經營世界「新秩序」，我們都習稱之為「後冷戰」國際局勢。「後冷戰時代」已成為世界歷史的一個斷代標籤。那麼，「冷戰結束」十幾年之後，還容我們懷疑嗎？
Étienne Balibar (2004)承認：我們今日才學到，冷戰時期西方的圍堵以及蘇聯對東歐的半殖民，所遺留的「東/西」劃分絕不僅只是想像的，而是個文化的與公民社會的劃分。冷戰結束十幾年後，這個劃分不僅未被抹除，反而更形強化，留下了深刻的不平等與危險的衝突因素。儘管歐盟企圖自不均衡發展的區域分工獲利，卻仍以西歐/東歐文明衝突的神話來為後續加盟候選國進行分類與排除，他稱之為冷戰（大寫）之後的一種破碎冷戰（小寫）。
今日美國也到處見到冷戰的反諷輪迴：9/11攻擊事件，美國災難性失敗的不僅在於未能偵測預防恐怖分子的攻擊行動，而根本在於賓拉登與蓋達組織都是先前冷戰時期受中情局與美國政府支持、訓練與武裝的，這是典型的 “Blowback”（自作自受）。更深刻的反諷是美國必須不斷投資冷戰的遺產。蘇聯瓦解之時，全美一片歡欣等待享受「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想像著先前軍武的龐大開銷可以移轉到教育與福利，卻幾乎立即發現了兩難：要從哪個州的軍工產業裁撤起呢？從各州利益到無數個人生計，這是裁動不了的產業結構。稍候的波灣戰爭化解了這個兩難。今日美國還是靠著單邊全球軍事行動，以及像台灣6108億指定軍購的附庸關係，加碼投資冷戰遺留給美國唯一保證全球競爭力優勢的軍火產業。
冷戰的概念本身就確立了戰爭已成為常態事務，戰爭已成為不可終結的狀態。冷戰是一種穩定原理，將國族國家組織為盟友以及實在或潛在敵國，並以此界定全球秩序的原理。國族國家必須在「我們」與「他們」的二分架構中選邊。若其中一個集團瓦解，就會需要形成另種結盟與敵對的陣營來使得維持全球秩序與衝突所必要的暴力能夠部署運作並正當化。因此當東歐蘇聯解體，「意識形態」冷戰結束之時，杭廷頓「文明衝突論」之類的提議就適時成為替而代之的另類組織劃分的陣營想像。
冷戰是藉著恆常衝突維持全球秩序的正義之戰(Just War)，其戰略不是摧毀而是圍堵。從肯楠到季辛吉的圍堵戰略，都是透過在世界各處戰線主導低強度衝突來進行，其目標不在於摧毀而在於圍堵共產勢力與蘇聯。同理，從蔣介石到李扁，台灣當局不變的想望不是揮師反攻也不是轟上海炸三峽，而是在與美日同心圍堵之下守候著「中國（共）崩潰」。圍堵（而不攻擊摧毀），不僅佔有了正義之戰的傳統道德，相對的也將（被圍堵）對手的任何意圖建構為侵略與擴張的威脅。儘管9/11之後美國也積極尋求中國加入反恐聯盟，然而同時在東亞建立以美國為首的（象徵性）TMD區域飛彈防禦體系（對象當然不會僅是北韓），嚴峻警告歐盟不得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積極支持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不時向台灣警告中國軍力的提升以及沿海飛彈的部署，相對的，中國則認知「一超四強」的格局（美國超強，中國、歐盟、俄羅斯、日本四強）並尋求突破圍堵的契機。實際的與象徵的冷戰圍堵戰略，在東亞豈曾落幕？
反觀台灣，唯有完全認同冷戰圍堵格局，才能解釋何以台灣人民單方向的嚷嚷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威脅，卻無視於美國對於台灣主權不忍卒睹的侵犯剝奪，從代工經濟佈局，軍事戰略行動與軍購主動權的剝除，到朝野政治領袖言行舉動乃至政治宣示都必須經過美國同意的附庸地位。
美國的認同，與台灣的認同一樣，都仰賴冷戰。美國國內政治與台灣的國內政治一樣，都離不開冷戰。9/11為美國提供了「冷戰結束」之後最佳的愛國動員藉口。反恐的愛國法案，成為國家權力藉口「緊急狀態」多向延伸的手段，以「臨時」手段恢復「無限期緊急狀態」的冷戰效用。反恐的愛國法案授權對於涉嫌從事恐怖活動的公民與非公民進行無限期拘留，交由軍方委員會審理。Giorgio Agamben(2005)指出，在廿世紀的西歐許多國家與美國，這已成為典範的統治策略，潛在地將民主國家轉渡為極權國家。台灣當局企圖以「外患罪」控告江丙坤，只不過眾多以通敵、唱和等紅帽子恫嚇政敵與檢查公民思想行動的例說之一，是從兩蔣以迄於李扁不變的統治策略，也是台灣社會心理迄今仍然籠罩的冷戰帷幕。
「冷戰結束」十五年了，我們真的相信自己生存在一個「後冷戰」時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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