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希大哥是一個性情中人，我們請他來演講，其實我們是小的不能再小的讀書會，我們沒料到他一口很爽快的答應了，他的聲音抑揚頓挫，真誠感人，聊了3個小時，欲罷不能，江洲司馬青衫濕，座中無不動容。
天安門是1989年偶然歷史的政治事件所形成的，事實上證明後來很有名的學生領袖像王朝華、封從德、王有才…，這21個後來被通緝的學生都是在那一天晚上出現的。22日晚上我們等於有了一群骨幹，24日2天以後我們再一次政法大學開會，當時便決定「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聯合會」這個名字不好，改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這就是後來共產黨一直恨得咬牙切齒，罵我們為「高治聯」罵了兩年把我們罵成英雄。在這個組織中，我連牘被推舉三屆主席，開始覺的這樣好像有不民主的嫌疑，但是明明我是學生運動的組織者，我們那時一屆是一個禮拜，三個禮拜就把人家換了下來也好像有點不對，後來就變成常委制，由常委輪替，我是創始常委，於是我的領導地位就這樣被確立，王丹是在第四屆的時候擔任常委，王丹沒有擔任過主席。常委是由各個學校選出，北師大一位常委，北大一位常委，王丹曾輪過一次是北大的常委。柴玲從未進入北高聯，高聯在4月24日成立，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各個學校的骨幹，所以很快地在隔天25日就召集至政法大學開會，開會就共同來討論該如何做，每一個骨幹都已形成，而且這些學生在自己的學校裡面有威信，而且已經展現過領導能力了，所以它的管理組織是有效率的，那麼25日以後的那次會議，當時中共已意識到這群小毛頭的危險，中國共產黨的資訊夠豐富，完全知道我們在幹什麼，而且警覺到我們組織起來，而且組織得很有效率。
２５日就下午開會，鄧小平就殺氣騰騰地講了一番話，而且要求「中央宣傳部」就要求把鄧小平的講話幾乎是一字不差的，以人民日報社論的方式，在２６日刊登出來。那篇社論叫做「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這個社論呢，共產黨還有一個習慣，新華社的４月２５日晚上就已經播放了，人民廣播就把它念出來，第二天在人民日報才會刊出的社論，在25日一晚我們打開收音機就聽到了，我們在開會時一聽到時，就叫大夥兒先停下開會一起來聽，當時我們宣佈北高聯反動的學生領袖一起來聽中央的訓話，中央訓話官叫我們為「動亂」，這個定調已經很嚴重了，我們前面所有成為跳出來要搞學生運動，我們個人所揹負的這些壓力，在聽到這個社論時，大家就明白清楚知道這個壓力是真的，我們這些人大概都要坐牢了。但是到了那個時候已經經歷過有效成功的大遊行之後呢，我的感覺我們那些夥伴們，早已經把生死置之度外，已幾乎到了那個程度了，大家覺的國家命運跟我們個人有關係，我們一輩子都不見得能夠有這樣的機會──通過個人的行為能夠影響國家的發展，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那種激動的感覺遠遠超過個人生命威脅與未來可能自由意志被剝奪的恐懼，一輩子你感覺能有幾次這樣的機會，You can make different，那個時候大家都有這樣的感覺，那種生死置之於度外，並不是共產黨不可怕，並不是我們這一群人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危險，而是雖意識到了還是很過癮。
26日的社論，我們如何反應呢？我當時提議28日大遊行，很快地被否決了28日太晚了， 27日。於是一致通過27日大遊行，在人民日報公開社論的第二天，全北京的學生由高自聯這個組織，統一的口號統一的標語，每個學校都是一樣的，就非常有組織，然後也包括規定走上街頭，最外面的一圈是手拉手的，所以學生的隊伍是滴水不露的，外人根本混不進來，因為共產黨最壞的習慣老是想伸手進去，這個不只共產黨民進黨也一樣，常說這個背後有黑手，有政黨操控，我想這些我們都耳熟能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給共產黨任何機會控制，因為我一開始就手拉手。普通老百姓想來支持我們，謝謝你們，請站在旁邊支持我們，給我們鼓勵，但是不要跟我們一起遊行。
4月27日的遊行是我們參加過，所有參加過的當事人，大概有15萬人的當事人，這一輩子都是畢生難忘的經驗。那種感動真是難以言喻，十幾萬人浩浩蕩蕩的大遊行繞北京市一圈，清華大學離市區最遠，早上六點鐘就得出發，我們師大離市中心是最近的，我們早上十點多鐘出門都還來得及，然後就延著當時北京有一條路叫二環路，二環路是一個立體交叉路，它是沒有紅綠燈可以一直走的一條路，我們把這條路暫時給癱患了一整天，二環路中間有一段我們切到長安街，從天安門前走過，15萬人的遊行一整天，那種最讓我們感到激動的是4月26日的社論──按照中國的傳統來講，有了這麼一個嚴辭的社論，基本上已經搞定了這個事情完蛋了，這個學生運動已經失敗了。結果27日我們搞出了大遊行，更了不起的是我們15萬人走上街頭繞北京一圈時，二環路街道兩旁至少有一百萬人站在那邊給我們加油打氣，那種感覺就叫勝利。什麼叫做勝利？我們初嚐到勝利的滋味，雖然那只是短暫的。
1989年有幾次這樣的大遊行，我們有幾次經過立體交叉橋，走過那條橋時，橋上的人聚集看的人最多，有很多可以站的地方加油，很適合作這樣的動作，走過立交橋時，我想作427大遊行參加的學生應都會同意我用「立交橋效應」，剛好迴音也特別大，老百姓在喊：「學生萬歲」，而學生在喊：「人民萬歲！民主萬歲！」這個V字手勢也在427出現，如果您當時在場時，聽到群眾的呼喊聲，大家真的感覺就是勝利，結結實實打了中共一個耳光，因為按照過去慣例來講，中央已將你定調，沒想到隔天會有這麼大的遊行，老百姓完完全全站在學生這一邊，在以往中國出現反對中國共產黨聲音，但從來沒有像1989年有這樣大的普遍性。
人有這樣的心理，你組織的愈好，成就就愈大。你就愈有reward，所以你會更用心地去組織。手拉著手這件事情被老百姓稱讚的不得了，大家認為很聰明，這樣共產黨就沒辦法混進來，我們以後就變得更有組織，隊伍就變得更整齊。我們也嚐到理性的甜頭。所有的遊行口號是統一的，公開直接平等對話，為了對話，我們成立了對話的管道。這些對話的學生是不可以參加學運的，是由各個學校自學校裡選出來的，是經過辯論debate的，然後你覺的他最能夠代表你來跟政府對話，而我們這些學生領袖學生運動的組織者，反而並不是對話代表的成員。我們這樣的用意是我們願意去坐牢，可是這些對話代表的學生他們並沒有參加遊行，所以政府你不能抓這些學生；而且這些對話學生是遴選出來的，他們是經過公開推選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們每天坐在政法大學教室開會，幹什麼呢？他們不斷地討論對話的議題，討論對話的方式，等到我們搞好了造成了對話的環境之後，這時候再由他們出場。你可以感覺到我們品嚐到理性的甜頭和有組織的甜頭，讓我們決定不斷在這方面加強。
所以1989年的學生運動，我覺的可以說是世界歷史上少有的出色的自始自終地散發理性光輝的學生運動。那麼這過去的十五年，流亡出來的十幾年常常聽到的一個說法是：學生是不是太激進了？1989年的屠殺學生應不應負責？我聽到的當然還有很多：如果換我們上台，也沒有比他們好多少。學生如果不是那麼激進的話，不會導致共產黨的鎮壓。我想對於這樣的指責，我這些出來的學生領導人物多次表達非常謙虛的態度說：「我們確實需要反省。」王丹說：「學生有錯，政府有罪。」釐清得很清楚。我也多次講1989年的學生運動能不能做得更好，我當然希望能夠，做為一個組織者，沒有能夠把中國成功的改變帶上民主，深刻的自責。但是在過去這一兩年呢，我覺的出現一種聲音讓我很不能接受，指責學生聲音愈來愈強，後來我就有點不舒服，不太說什麼話，我對於這樣的指責──我們在中共沒有反省之前，我們不需要再反思。
我舉一個這樣的例子：一個兩三百人的小村莊，有一個小商店，店老闆是一個很粗魯的人，一天到晚酗酒打老婆打孩子，結果那天其中有兩個小孩子站出來反抗，反抗的小孩脫口而出一句髒話，因為從小耳濡目染之下，這個小孩的反抗方式很可能只是他爸爸常罵的髒話，他爸爸平時罵他們也是這些。於是這父親腦羞成怒就把幾個小孩子打死了，全村決定譴責這個父親，可是過了這些日子全村就只有這間雜貨店，買醬油還是得找他，然後買黃瓜也得去找他，那怎麼辦呢？過了一些日子，村子就有這樣的聲音出現了：「那小孩子也有不對之處，畢竟不能對大人那麼不禮貌嘛。而且，就算小孩反抗有道理，那罵人呢？」
我舉這個例子就是今天我所感受到的那種壓力，今天的中國就是大家不得不去打交道的雜貨店，而且這家雜貨店這幾年生意愈做愈好，他已經做成超市，他已經做成是一個shopping center，而且很多人在他的店裡上班。那個老闆呢，說實話呢以前比較粗魯，其實現在也不穿拖鞋咬檳榔，偶而也穿個西裝打領帶比較有笑容，但是打死小孩這件事情不能講，誰要跟他提這件事，他說我沒有必要反省這件事，但這個時候你怎麼辦？你會感覺很無奈，因為你不得不去跟他打交道，這是讓人心裡很難受的一件事，他明明是個殺人犯。那怎麼辦呢？「哎，你們當時這些小孩子也不對啦。」這樣的聲音就會出來。其實這個部份我所承受的壓力算少，因為我到最後是主張轍退的，我不是那個粗口罵髒話的小孩，我是那個老爸要打小孩時，那個說兄弟姐妹我們往後退，所以我承受的壓力比柴玲要小的多。柴玲是當初還站出來，我們一定要跟中共幹到底，而且可能還出口罵一兩句髒話的人，而她不是被打死，而是我們的小妹妹被打死，我們的小弟弟被打死，我跟柴玲都活下來了，所以在這種情形，因為當初我有說徹退，所以我的情況還好，柴玲是那個罵髒話的人，所以有人對她不諒解，所以柴玲今天承受的壓力很大。但是各位回過頭想一想，就上述的這一個故事，是這一個粗魯的父親罪過大呢？還是挺身而出反抗父親暴行的孩子呢？柴玲是很了不起的。今天指責柴玲，說當時做得不夠好，在沒有譴責殺人犯父親之前，我們是不道歉的。
問：開希大哥，之前魏京生來台灣，當時他希望能把台灣當作是反共基地，由這裡集資再回到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運動，想不到過了這些年，我們島內自己自顧不暇，真是讓人感慨良多。然而，學生運動是比較容易感動人的，可是如果要從事市民運動或公民運動，該如何著手呢？因為我覺的台灣已經到了我不能忍受的狀況。
吾爾開希：這樣講好了，台灣現在的情況很像在二次大戰之前的義大利，台灣現在走的是法西斯橫行的時代，我個人很喜歡王偉忠全民大燜鍋裡頭小邰演的汪笨湖，王偉忠雖然很挖苦，但是在政治含義都比較含蓄。但是在這裡面，他的表達就相當明確了，汪笨湖的這種言論作法是跟法西斯希特勒的做法一樣，用愛台灣這樣一個口號來做。今天台灣確實面臨一個，我引用南方朔的話：今天需要一個social defense，台灣己經到了一個知識份子、市民、公民要站出來積極防衛的時候了。我講起天安門事件時，可以囂張一點，平時對人我這個人也還算隨和還蠻謙虛的一個人，而且我在台灣我是把自己定位成不管怎樣是來這邊作客學習，被接納成為台灣的一份子，雖然我是台灣的女婿，可是我畢竟是一個外人，所以，只有忍不住偶而說一些批判，別人感覺出來我是蠻講分寸。可是過去一年對台灣的發言就比較強烈比較直接，就是因為我覺的從個人的角度，我個人對別人的考慮，我的這點榮辱要丟掉，就是我如果稍為功利一點，更有分寸一點，我應該保持諴默。因為我長期是民進黨的支持者，2000年之前都是民進黨的支持者，我對泛藍國民黨在2000年的以前的批評是非常嚴重的，但是即使如此，我都是盡量地保持客觀、冷靜的角度，有分寸的表達，但在2000年之後我們如果不站出來講一些心裡的真話，就對不起自己，1989年給我的啟示是該罵人的時候你不罵人，你這一輩子都沒有權力罵人。我不能再考慮個人榮辱，我個人是住在台中，那個算中南部，而我走到台灣，是會面臨到壓力，我太太是二二八受難人，可以想像她們家裡的親戚都是深綠，但是考慮這些原因而因此不說話，搞到以後情況更壞時，人家會問：當時你為什麼不說，所以這是我站出來講話的原因，我也看見類似像我這樣心境的人，賀德芬是一個，林文義也是，這些人是過去在國民黨長期執政時，反對國民黨，支持反對運動是一種良知，你國民黨那怕你跟國民黨有什麼樣的淵源你個人的投票傾向是國民黨，我都可以理解，但在一個轉型社會裡支持挑戰長期一黨專政的統治政權。說實話，民進黨在2000年前的確做的不錯，各方面都有他們出色的地方，但是在他們2000年得到政權之後，這個黨一旦得到權力之後，他們腐化速度之快，而且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力，完全不擇手段，而且不擇手段到完全沒有道德良心底線。搞這種法西斯運動之後，用法西斯宣傳。更讓我難過的是法西斯主義成功，在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成功，在義大利、在德國、在以伊斯蘭教的阿爾及利亞，這種法西斯主義能夠成功它都離不開一個溫床，那就是不負責的人民的姑息，所以在今天我覺的不再出來講一些話，如果有像這樣現在的，如果有像這樣現在的機會，我們老百姓要負責任，民主社會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權力與責任相等，權力愈大責任愈大，總統權力最大，那總統的責任最大。比總統的權力更大的是選民。我這個分寸感完全丟掉了，而身為一個民運人士，對於民主失效的一種焦燥。我是一個流亡在台灣的民運士，台灣的民主成功對我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可是在今天這個精神信仰似乎是要崩潰了，而我看到一個過去我一直很欣賞的很喜歡的島上的老百姓是為虎作猖仗勢欺人。政治人物可惡不稀奇，政治人物可惡不會讓我生氣，政治人物本來就這麼可惡，民主一個很重要的精神意義就是不信任。The whole idea民主精髓就是「不信任」所以才有監督，所以才有不斷重覆的選舉。所以到最後，我能幹什麼呢，一個是繼續狗吠火車，一個是偶而上上電視去罵罵人家，我最近在做一件事，在籌拍一部電視片，叫「外省人的故事」，我覺的台灣開始出現法西斯，是針對一個族群，外省的族群。現在我用的方法是不激情，非常不激情。
「或是叫做『這一群台灣人』？」因為以前並沒有「台灣人」「外省人」是現在才如此強化。」
各位知道嗎，跟我合作的對象是台獨聯盟主席張燦弘先生，張燦弘對陳水扁非常不滿意，也許他們個人有恩怨私仇，這些我們不想多討論，但是跟他談了幾次以後他是對陳水扁搞法西斯是很不滿意的。他不見得有能力跳出來反陳水扁，但是他有能力在這個層次內，召集過去搞台獨的有名律師來做這些事，表示陳水扁這樣做太過份了，總是讓人尊敬的。
很抱歉，沒有給妳一個好的答案。
圖：數十萬學生、市民秩序井然靜坐在廣場上，表達對自由民主人權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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