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書的發展
圖文書可說是台灣特有的一種新興書類，與歐美、日本的繪本文學不太一樣，但若以廣義含括所有「圖像＋文字」的書籍而言，流傳國內最廣、時間最久的法國作家安東尼‧聖修伯理（Antoine de Saint-Exupery,1900-1944）的《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也可算是圖文書的一員。這本寫給成人看的童話書，以清新優美的散文詩手法加上充滿童真有趣的插圖，敘述了一位在撒哈拉迫降的飛行員與一個不可思議的小孩邂逅的故事，可說是最為台灣讀者所熟知的圖文書名作。
如果再將圖文書的範圍擴大至漫畫，早期時報出版的蔡志忠系列如《三國志》、《封神榜》、《花間的細訴－－宋詞說》、《千古的絕唱－－唐詩三百首》、《史記》與朱德庸系列如《澀女郎》、《雙響炮》、《醋溜族》，加上九大文化的魚夫漫畫唐詩系列如《韓愈》、《柳宗元》、《白居易》、《王維》，加上一九九八、九九年經典傳訊引進台灣的史考特‧亞當斯（Scott Adams）的企管類漫畫「呆伯特」系列如《呆伯特法則》、《呆伯特人物誌》、《呆伯特大未來》和立緒出版引進整套的「思潮與大師經典漫畫」系列如《弗洛伊德》、《卡夫卡》、《布希亞》、《德希達》、《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研究》等等，都算是廣義的圖文類書籍。
但嚴格說來，將圖文書真正變成台灣全民閱讀運動的，應該是發生在近幾年的「兩次文藝復興」（會用「文藝復興」這個字眼，是借用它的「再生」之義。誰「再生」？當然是「美術工作者」，現在這種人的職稱叫「美術編輯」，較好聽的說法是「美術設計」，早期的說法則是「美工」。至於原因為何？將在下文詳細說明）。第一次的指標人物是黃威融，第二次當然就是幾米。會以他們兩人為指標是有其原因的。這兩人專長不同，背景不一，一個職稱是作家，一個是繪本作家，但兩人最大的貢獻是，提昇了美術工作者的地位，並替這些長期默默付出的人爭取到較好的位置。
一、圖文書第一次文藝復興
早期出版社的編制中，除了撰稿的作者外，最重要的人就是幫忙處理作者稿件的編輯。當作者交稿後，出版社會請編輯整理稿件，發排版公司打字後校潤三次，無誤後印刷成書。若需做些花邊設計，小出版社會請編輯自行拼拼貼貼湊湊就可交差；較具規模的出版社，則有專業的美術編輯負責書籍的美化工作，若需配置插圖，有的美編可以自己動手，若有相當預算的話，也可以找專業插畫者幫忙。但通常這些人都是沒什麼地位的，書籍封面上也不會有他們的名字，除非是較具知名度的插畫家*註1 或遇到特殊狀況*註2， 這些在背後默默將書籍美化的最大功臣，才有機會在書的封底或摺口秀上他們的名號。
待到黃威融的《旅行就是一種SHOPPING》（1997年4月，新新聞）出版後，美術工作者的地位馬上向上翻了三翻。因為這本旅遊書完全推翻了書本製作的既有概念，把書籍當作是一種拼貼遊戲，美術工作者利用電腦軟體將拍攝的照片及蒐集到的圖片一一去掉背景，一張一張拼貼在書本上與文字結合，使得書籍的版面變得更豐富花俏，連內容寫些什麼似乎也不那麼重要了。這本類似雜誌製作方式，設計新穎、印刷精美、版型特殊的書籍行情一下水漲船高，短短一個月就刷了四刷。出版人嗅到這股趨勢，馬上一窩蜂跟進，遠流、時報、希代、皇冠、大塊及城邦出版集團下的商周、商智、麥田、莫刻、貓頭鷹紛紛加入戰場，頓時這種圖文整合的旅遊書籍充斥整個出版市場。不管是吃的、用的、鍋碗瓢盆，或是車票、牙刷、酒瓶、錢幣、手提袋、地圖、衣服、鞋子、包裝盒，只要是日常生活所需，食衣住行育樂中所能拍成照片或畫成小插圖的東西，甚或不管是活的、死的、動物、植物、生物或非生物等，只要美編可利用電腦排版與繪圖軟體去背或修飾後放在書本上，都可以化腐朽為神奇，管它彩色黑白，都是一本一本美美的書。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圖鑑、旅遊、飲食、地圖類的書籍滿天飛舞，好不熱鬧。連出版界的名門正派天下文化也無法置身事外，就可知這股由黃威融所引爆的風潮有多誇張與驚人。特別是一九九八年出版的《誠品副作用》（李欣穎，1998年1月，新新聞）、《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馬世芳等著，1998年9月，大塊）與《跌倒在旅行地圖上》（孫秀惠，1998年10月，天下文化）等，更將旅遊書的玩法推展到最極致。
註：
1.如《烏魯木齊大夫說》（侯文詠著，蕭言中繪圖，1992年11月，皇冠）、《午茶約會》（出口保夫著，出口雄大繪圖，1994年9月，時報）、《春天底下三條蟲》（小野著，幾米繪圖，1997年3月，麥田）、《小淘氣尼古拉的煩惱》（葛西尼著，桑貝繪圖，1997年4月，晨星）等書。
2.如《台灣賞樹情報》（張碧員著，呂勝由攝影，傅蕙苓、陳一銘繪圖，1994年11月，大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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