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319 事件至今，人民看盡各種政治權謀，甚至連維護司法威信的大法官和公法學者也隨之起舞，但整體而言，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似乎缺乏或刻意避談某些常識，而誤用法理以掩飾其不法行為。
319事件，其案件之動機尚未明朗，所構成之罪名或許由事後所搜索之證據而有所變更，但此僅為法院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之問題。
原則上，法院依訴訟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認事用法以做成裁判，訴訟原告有義務依法搜索相關事證，此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以下之規定。
基於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之衡平，刑事訴訟法之證據章，第一百五十四條至第二百一十九條之八，實為審判之核心。其中第一百五十五條及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已明列其指導原則，司法機關及行政機關皆有義務遵守上開法律。
而科學辦案為兼顧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之必要過程，藉由嚴密的搜索採證及分析證據，以避免檢警違法不當偵查之弊端。但319 事發當日，行政機關為現場當事人，其行為並未遵守科學辦案之要求，而檢察機關亦未依同法第一百三十一條進行搜索，縱容第三人破壞犯罪現場，此舉已使相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大受影響，甚至可以說，不乾淨的直接證據不具有證據能力。但案發後，檢警仍以該證據進行犯罪偵查，例如大舉搜索地下兵工廠，此舉甚至可能侵害部分被搜索者之人權，使其被誤認為319 事件之犯罪行為人。但法務部長和內政部長漠視該違法行為，令人匪夷所思，而兩位刑事訴訟法學者於日前媒體投書中對此違法行為保持沉默，更有違學術中立。
基於行政一體，檢察機關或許應先彌補行政機關因違反科學辦案之常識，破壞犯罪現場，所帶來之訴訟風險。由事發當日之相關當事人中找出間接證據，以利犯罪偵查；而基於行政一體，行政機關有義務提供相關資料，否則構成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或一百六十八條之罪。但人民卻看到國安局和國安會自案發拒絕配合辦案，及民進黨人士公開呼籲相關公務員拒絕接受調查的行徑，令人懷疑民進黨政府的守法意識。
319 事件或許僅為傷害罪，亦或許為內亂罪。無論為何者，政府皆應讓人民了解真相，但法務部長和內政部長許多違反常識和法理的行為，令人民懷疑本案動機，甚至懷疑法務部長是否可能違反檢察一體而阻撓檢察官辦案。
當司法部門和行政部門怠惰時，立法部門有義務找出使其怠惰之原因，故憲法賦予立法部門享有調查權。「調查權之發動時機，原則上該案件非屬涉及國家法益，但其事件動機具有高度政治目的。」此時立法委員行使調查權，不過是讓被軟禁的檢察官逃離魔掌，帶著檢察官一起發現真相。
綜上所述，真相調查委員會有何危險？執政當局對該委員會如此恐懼，令人匪夷所思，畢竟被害人應更樂於發現真相，而人民本於投票權人之地位得要求政府還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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