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蠢得忘記在賣書期去買某本教科書，所以只好自己跑一趟出版社。而因為不確定出版社的龍泉街五巷靠近那一頭，我用了最笨的方式，從街尾的傳統市場跟著一堆婆婆媽媽們擠了一陣，然後終於重見天日。
昨天和他們確認星期六的營業時間是上午十點到下午五點，於是今天我在十點半左右到達出版社門口，沒想到杳無人影，連按數次電鈴，又打數通電話，確認無人。然後我想碰碰運氣，等到十一點看看，於是就著門翻起了手上鍾肇政版本的西洋文學欣賞。
過了十一點，仍然沒動靜，實在也站不下去了，於是沿龍泉街回走，在一家名叫TEA SHOP的店坐了下來，接下去從歌德念到狄更斯。
約莫經過諾瓦里斯的時候吧，我四處張望了一下，竟發現一個有意思的人物。
他坐在門廊下的一張桌子，左手邊是明晃晃的街道行人，右手邊隔著落地玻璃窗與店面相隔，被我望著。一頭白髮介於長與短之間，繫著一條極細而略緊的頭帶箍住，我乍看之下差點誤認為那是戰場上遭長刀橫劃過的陷落傷疤，或是從我昨晚看的科幻電影Metropolis裡跑出來的科學怪人動過腦部手術的證明。
我看見他的第一眼就留了神，說來其實竟是為了他擺置書桌右前方的煙灰缸和煙。他半凝滯狀態似的在靜靜倘佯的煙霧中沈思，不時朝街道前方望望，看得很深、很細、很認真。
那神情幾乎讓我不禁要自作多情的想，今天我是否在台北城的一隅遇見了一位亦流浪此城的文人騷客？
果真他凝望了一會後—雖不知凝望的是實景亦或虛想—翻開一本斑駁的橫行筆記本，拿起筆—哦，不，拿起筆前，他先探取了煙，就著嘴深吸上了一口，然後慷慨地吐了一番煙霧，煙霧則裊裊深情地圍繞著他的頭臉環抱一番，幾乎淹沒了他的輪廓。
於是我想起，為何我一看見那煙，就開始幻想這個隔著玻璃的老人乃雅士一名。那是因為剛讀了胡蘭成說，「你若只想吸煙的害處，是戒不掉的，你倒要想李白蘇軾不吸煙也寫得好文章，吳清源不吸煙也下得好棋，有一個好的憧憬，就戒得煙了。」 他同樣深情地把煙放回原處，任那一串串白濛繼續繚繞他一身，然後他拿起筆，極緩極緩地，開始寫起來。寫了幾筆，偶而抬頭，再望望前方，雖然我仍不知他望的是什麼我只知道總不會是就懸在他正前方樑上的招牌「TEA SHOP」。
我竟不知不覺望得癡了。
而即使我望得癡了，他卻也未曾一絲一毫朝我的目光方向探詢，於是我偷偷在暗地裡發現了他的蒼涼與荒拓，孤寂與專注。
維持著癡看的角度，我在心裡回答自己的疑問：「我何需也看他看得如此認真呢？」
只因為，無疑的，那是人類最高貴的身影。
我忽忽領悟到，原來，拿著筆的人，遠比拿著書的人神聖高貴而不可侵犯。或許不是領悟，而只是重新面對一個自己刻意遺忘的事實。
拿著筆，書畫不論，都是創作。
然後我想起朱天文彷彿被時間逼得無處可退後所說的寫作動因：「寫長篇，僅僅是為了自我證明存活在現今這個世界並非一場虛妄，否則，我不知道是否還有存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氣。(何等無聊的證明，何等奢靡的實踐。)」
是的，我理解，而且深感心有戚戚焉。一種傷痛絕望的戚戚焉。看著他一筆筆地寫，緩慢地幾乎像在篆刻著一只曠世之章，看看寫寫，激起我一股衝動，要在他寫著他看著的東西時，也同時成為我看著的而活在我筆下。
然而我嘆了口氣，因為我想起了上次嘗試再度用筆寫手記，竟是艱澀無比而又完全趕不上思考的速度，未成一行便頹然擱筆的情形。我好像只能可惜，我沒法老帶著筆記型電腦跑來跑去。
然而每每想起劉克襄的說法，我便不自覺要感到驚心：「用筆去寫而不用電腦打字，是對寫出來的東西的一種尊重。」
想著，想著，那怎麼辦？我好像已經無法用筆創作了，怎麼辦？唉。
於是我只好略帶哀傷地把目光投回書頁，看著鍾肇政行雲流水而句句精要地寫著西方文學流變，令我既讚嘆又扼腕，早該借他版本的西洋文學欣賞了。他的文史之精彩彷彿替李喬的話背書：「能寫文章的人，大概做什麼都不會太難。」(這裡的寫文章，我個人覺得是指「創作」而言。)
而當我讀到狄更斯的孤雛淚使得英國改革孤兒院制度，而他對債務人監獄裡種種不人道情形的描寫，更使得當局撤廢這種監牢，我激動得熱淚盈眶，再度抬頭看住老人。
原來文學並不一定是孤寂的呀！十九世紀的英國竟跨越了時空給予我一絲如此真實的觸慰。 於是我離開了TEA SHOP，在離開之前依願窺視了一下老人的手書，那竟是英詩。老人終於注意到了我，微一注視，我笑笑，他隨即再埋頭慢書。我臉上大概有一絲喜怒哀訝並雜的思緒，西洋文學欣賞一書正在我的手袋裡啊，我想。
是的，那是人類最尊貴的身影了。或許隅隅獨行，然而活得比誰都真實。
真實過那群傳統市場裡手提菜籃塑膠袋的人們，真實過在ATM前一排長龍的人們，真實過一對對互仰鼻息的儷影雙雙們。
在這個街頭未聽盡的旋律可以在街尾接下去的城市，在這個一小時前遇見的褐色髮色女子的上衣可以和三小時候遇見的黑髮男子的牛仔褲作完美搭配的城市。
活著，自然是「最奢靡的實踐」。
200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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