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書本到心靈的恐懼-
從《強戰世界》看H.G.威爾斯
1938年10月30日，這一天是西方的“鬼節”-萬聖節，然而，對於這一天在美國紐約的聽眾來講，可真的不亞於見到了“鬼”：由奥森‧威爾斯(Orson Welles)監導的、根據H.G.威爾斯同名小說改編的廣播劇《世界大戰》(War of The Worlds)這天正式播出。由於廣播劇聽來如此真實，全城陷入一片騷亂，人們害怕得發抖、哭泣、逃離家門，男人們急急將子彈上膛，女人和孩子用浸了水的毛巾包起口鼻以防外星人的“毒氣”攻擊，整個國家的數百萬民眾陷入了末世的極度恐慌…
歲月無痕，眨眼便過去了一百多年，到今天，雖然人面已全非，但恐懼卻仍未散盡。這個暑假，國際大導史提芬‧史匹堡再度搬上大銀幕的《強戰世界》(War Of The Worlds)，雖然還是由H.G.威爾斯1898年出版的這本科幻小說改編，但電影裡的細節和時代背景都已有了劇烈的改變，得以完整保留的只有那份無以名狀的恐懼，正如史導所言：“當這部小說被人們想起的時候，就是世界走向不可知的未來的時候。”
在某種程度上，科幻小說家就像現代社會的預言巫師，而他們竟常常比科學家們更先為我們勾畫出未來的樣子。自《從地球到月球》(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1828-1905)到《我，機器人》(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在這些充滿想像力與睿智的文學大師面前，我們莫不深深折服。
H.G.威爾斯這個名字在我們耳裡聽來絕對不應該感到陌生-就算你不是科幻迷，也恐怕很難不接觸到他的作品。2002年，夢工廠(Dreamworks)就曾把他1895年出版的科幻小說《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搬上大银幕，不太善忘的觀眾應該還記得在他筆下的未來人類世界：在802701年，人類分為地上與地下兩派，而這個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畸形社會，在數百萬年之後便終於完結…《時間機器》是威爾斯最早獲得成功\的一本科幻小說。這部小說在當時(甚至今天仍然)被視作“暴虐的工業化對階級衝突作用的預言”。
和以紮實科學知識為堅厚寫作背景的、俗稱“硬科幻”派的科幻作家們不同，威爾斯以其關注人類命運的“軟科幻”見長，在威爾斯的作品中，充滿了對人類在急劇的社會變化中的點滴擔憂，在這位生物學科幻作家的頭腦中反覆不斷思考的，更多是整體人類的命運。
H.G.威爾斯，1866年出生於一個貧苦家庭，和當傭人的母親在地下室的廚房裡度過童年時代。威爾斯回顧自己童年的這段生活時曾說，當他從地下室狹小的氣窗向外觀望時，他所看到的是各色各樣的鞋子與靴子，仿佛世界就是由那些代表各種社會身份的鞋子和靴子組成的一樣。
威爾斯沒有被貧困與卑微擊倒，他靠獎學金接受高等教育，師從著名科學家赫胥黎學習生物學。畢業後當過一段時間教師，期間不時給《星期六評論》等雜誌投稿。雖然極有希望成爲優秀的教師，但威爾斯的興趣只在寫作。他的首部科幻小說《時間機器》取得成功\後，威爾斯便從此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寫作生涯，先後創作了110多本作品，其中包括50部長篇小說。
在《強戰世界》（The War of the Worlds，1898），威爾斯描寫了火星人入侵地球的觸目驚心：發達的火星人狀似章魚，武器發射出熱線和黑煙。帶來的只有死亡與毀滅。地球的槍炮炸藥對他們無濟於事，地球各國的武裝部隊雖然英勇奮戰，結果往往只是以卵擊石。火星人靠把捕獲的地球人的血液直接注入血管而生存，而當他們所向披靡，即將把地球夷爲平地的時候，卻不戰自敗。原來他們對地球的病菌沒有免疫能力，因而一批批死去。
今天看來，威爾斯的科幻小說的確不亞於最精準的科學預言。在其寫於1895年的《強戰世界》中：“熱線”與後來發現的激光相似，“黑煙”也與後來用於戰爭的毒瓦斯相當；此外，在《大空戰》（The War in the Air，1908）中，他預見飛機將用於戰爭；在《獲得自由的世界》（The World Set Free，1914）中，他成了“原子彈”一詞的發明者，在《莫洛博士島》（The Island of Dr. Moreau，1896）中，出現了現代基因工程、「克隆」的雛形。
1939年，73歲的威爾斯在一次招待會上與好友巴克爵士相遇，爵士發現威爾斯獨坐一旁，便走上前去與他寒暄，問他近來在幹些什麽。威爾斯很認真地回答：“我在給自己寫墓誌銘。”“什麼？”爵士很驚訝，“你打算寫些什麼呢？”“很短，只有一句，”威爾斯回答：“上帝將要毀滅人類—我警告過你們。”
這句話，也許只是科幻大師和人們開的一個玩笑，但的確顯露了他筆耕一生的孜孜所求：對科學、人類交織而成的未來的無限關注和深切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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