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8.01 A1
東方亮
筆者在昨天的專欄文章《借鏡澳珠模式開發河套》一文中，提及澳門租借珠海土地合同中的兩個限制性條件：一是不能改變土地的用途；二是承租方獲得管理權。河套開發採取什麼樣的合作方式，目前尚不得而知，只要如孫明揚所言河套開發仍然處於“天馬行空”階段，就不會有具体的落實方案。
河套兩權分离不存障礙
不過，細考澳珠模式的第二項限制性條件，承租方一旦獲得管理權，也就意味著這塊土地的所有權与管理權的分离。筆者昨天翻閱了一些歷史材料，發現港深雙方對河套的兩權分离，其實是有共識的，并曾形成過約定：業權屬於深圳，管理權屬於香港。這意味著在河套地區實行香港式的社會經濟制度，并不存在障礙。
這一障礙消除之后，确定河套地區的土地用途，自然成為關鍵性的問題，這是落實河套地區開發方案的前提。港深雙方其實都認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兩權的分离，使河套地區的開發具有特殊的价值，也具有其他地區所無法取代的优勢。
不過，港深雙方在邊境地區自然都有相對獨立的利益。從自身的利益出發，提出河套地區的開發方案，本來無可厚非，但過於強調自己的利益，往往很難找到一個雙方利益的平衡點。港府一位官員不久前并不諱言，“未曾跟深圳政府具体反映過政府對發展禁區的看法”。至於深圳就邊境地區的合作，和港方有過多少溝通，至少目前從有效的信息渠道還不得而知。
正因為如此，河套地區形成之后，港深雙方無論是民間還是官方，對這一地區的功能定位，可以說眾說紛紜，比如，有要搞展覽中心、中藥港、工業區、科技園、大學城的；也有提議搞賭場、紅燈區的，等等，不一而足，但大多是局限於各說各話。就這几年浮出水面的种种建議看，邊境開發項目布點應該遵循什麼原則，港深雙方尚未達成共識。
就香港而言，兩年前，筆者採訪過一位力主加快邊境開發的港方人士，這位人士現已晉身行政會議。當時，他便提出港深邊境開發的態勢是深熱港冷、民熱官冷，并對官方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嚴厲批評。确實，在一些官員的概念中，不就是邊境開發嗎？哪就將火葬場、垃圾處理場等等，擺到邊境去吧。如此短視，損人并不利己，這點不說也罷，起碼誠意就值得怀疑，河套地區擱置這麼長時間，也就不足為奇了。昨天，有傳媒引述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邵善波的說法，稱他們三年前提出在河套范圍設立開發區建議，近年始獲政府積极回應，“（問責制）以前的局長不理睬，直至阿松上場才重視。”
河套不是香港避難所
這几年，香港正在進行痛苦的經濟轉型，作為轉型的一個巨大的代价，就是失業率不斷創出新高。為了解決港人的就業問題，港府有高官提出要吸引一些港商回流香港辦工業。回流的工業何處落腳？不少人打起了河套地區的主意，認為可以效仿澳門的辦法，在河套設立“邊境加工區”。
這樣的設想不現實。其一，深圳對河套地區擁有業權，但深圳并沒有責任，用自己擁有業權的河套地區，為香港解決失業問題；其二，深圳的工業，不少已經外遷至特區關外，顯然在河套發展工業，不具成本优勢，河套吸引港商回流辦工業，不外是一廂情愿；其三，既然港深雙方都認可河套的獨特价值，以這樣一個“特區的特區”作為回流工業的落腳點，簡直是暴殄天物。而且，你想這樣做，還得看人家愿意不愿意。
開發項目應避利益沖突
港深一河之隔，這几年深圳的成長令人矚目，在某些方面上已有自己的优勢，一些項目甚至可以挑戰香港的优勢地位。港深合作開發河套地區，如果所定的項目，對深圳或者香港的某些競爭优勢构成威脅，雙方肯定是談不攏的。
至少就深圳來說，作為河套地區的業主，不會愚蠢到為競爭對手提供彈藥，然后再用身子去擋對手射過來的子彈。澳門租借珠海的土地，珠海限制澳門只能用作興建新的聯檢大樓，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避免雙方利益的沖突。
雙贏原則宜盡快落實
單純的利己或者利他原則，對河套開發都沒有好處。同時，損人不利己的事情，也不要再發生了，只有兩利方可達致雙贏的結局。
去年董特首去北京述職時，首倡港粵建立自由貿易區，后來這一概念進一步演化為緊密經貿安排。內地一位參加過“入世”談判的專家，曾經對緊貿安排進行過解畫，認為緊貿安排最便捷可行的是從港深做起。引人注目的是，一位深圳官員前天表示，可藉河套開發，推動緊貿安排。
從這個意義上講，河套可以成為一個港粵緊貿安排的“試水性”項目，取得技術上的經驗后，由點及面，進行更大程度的突破。深圳一位高官今年3月曾經建議圍繞河套地區，雙方再各划出部分面積的土地，建立一個試驗區，然后圍起來，雙方憑證進出，稅收上可以五五分帳。更進一步，香港有學者提出在兩地邊境處分別建立免稅區，包括現時的深圳經濟特區以及香港的邊境禁區，可以把這兩個管制區連成一体。
迄今，未見港府對這兩個方案作出回應。不過，港府對開放邊境禁區的態度明顯較過去開放。不久前公布過一組數据，稱邊境港方禁區內有2800公頃土地面積，其中有700至800公頃可以運用，并稱將深入研究禁區“每一幅地的發展潛能”，10月會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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