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07 31 A1
借鏡澳珠模式開發河套
香港房屋及規划地政局局長孫明揚昨日在一個公開場合，再次提及港深兩地邊境的河套地區開發問題，認為可以考慮發展為工業加工區。
港深邊境的河套地區，是深圳河在落馬洲和皇崗口岸的河段截彎取直之后形成的。對於這一地區的開發，發展什麼項目很重要，但不是最根本的問題。對於河套地區開發，港深雙方無論是在民間層面，還是在政府層面，前前后后不知議論過多少次。但由於河套地區涉及土地屬權和邊境管治問題，一直是議而不決，迄今沒有能夠形成一個雙方認可、可以兼顧各自利益的解決方案。
其實，不獨河套如此，港深、澳珠之間的一些地段，与河套极具相似性。由於歷史上的原因，中國的香港和澳門，在回歸之前屬於殖民地狀態，回歸之后成為中國的兩個“特別行政區”。這兩個特別行政區，分別与深圳和珠海接壤，因而在這兩個地區，均存在著一條非國家主權意義的“邊境線”。盡管中國內地改革開放政策已經實行了20多年，省港澳經濟的融合程度也越來越深，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這种形式的“邊境線”，一直得不到有效地開發和利用。
澳租珠地是新嘗試
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探索港深和澳珠地區的邊境合作開發新的形式，前提條件已經基本成熟。日前，澳門向珠海租用土地建設關閘聯檢大樓，不失為兩地邊境開發的一种新嘗試。
根据國家批准的澳門租借珠海土地的方案，珠海把位於拱北聯檢樓与澳門關閘之間的28000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以每年每平方米10元的象徵性价格，租借給澳門50年。
澳門租借珠海土地的合同，有限制性的條件主要有兩點：一是不能改變土地的使用用途，澳門只能用來興建新的聯檢大樓及配套設施；二是從6月1日起，澳門獲得國家授權，在有關地段行使司法管轄權和行政管理權，這意味著澳門在從珠海手中租來的土地中，實現“一國兩制”中的資本主義制度。
有意義的是，內地改革開放后，外資在內地購買或者租借土地使用權的例子其實不少，但是，在購買或租借的土地上實行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這在內地還是第一次。
澳珠模式有三利
筆者想，澳珠模式得以浮出水面，大体上符合了以下几點：
一是有利於兩地經濟進一步的融合，對珠海和澳門的發展，并沒有构成損害。
二是有利於土地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澳門所租借珠海的土地，在以往屬於一种“三不管”地帶，屬於一种制度性的閑置資源。
三是有利於消除一些邊境地區的司法和制度的空白點。“三不管”除了意味經濟資源的閑置之外，也意味著存在這些空白點，在租借地實現承租方的社會經濟制度，有利於當地的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
澳珠模式供想像空間
港深地區的河套開發，之所以一直議而不決，除了土地屬權的不同外，還可能存在各自的經濟利益沖突。由於香港、澳門和深圳、珠海實行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兩地一直苦於尋找不到一种可以整合不同利益和不同制度的形式，這是客觀層面的原因。
同時，在主觀方面也存在問題。最近，有輿論批評一些前港府官員，比如陳方安生主持政務司時期，基於一种“過渡期”的思維方式，對邊境開發不感興趣。通過解讀陳方安生在香港回歸五周年前夕的一些說法，就可看出，擱置邊境開發，其實是希望以此強化“兩制的區隔”。
澳珠模式之於河套甚至港深邊境開發的意義，并不在於一定要照搬澳珠模式，而在於提供了一個想像的空間。在所有權屬於內地的土地上，實施与內地不同的經濟制度，有了第一次，筆者想絕對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否則，第一次也就失去了得以應運而生的進步意義。
因此，澳珠模式實際上是撕開了省港澳合作模式的一個新的缺口，給省港澳合作帶來了新的想像空間，比澳珠模式更新、更具突破性的模式，或正在醞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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