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孔府《桃花扇》----中國第一漢奸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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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李香君“生是大明朝的人，死是大明朝的鬼”，是60年代改編《桃花扇》的劇本，整個桃花扇中都沒有這樣的話。
真實的《桃花扇》宣揚“桃花扇底送南朝”，宣揚清代明乃是以有道伐無道，是天意，是順應潮流和人心。《桃花扇》中多有為滿清暴行辯護之辭,和為孔家塗脂抹粉。《桃花扇》並非滿清禁劇，而是人人必看的滿清官方教育劇。
康熙三十年，孔尚任作《剃頭》詩，首句“昔人裹網巾，難以鬢毛斂”，便是說明朝的網巾不好看，不如頭髮剃掉，“我生聖世初”句，強調自己的出生於清朝是盛世，“日日自防檢”句，提醒自己不可有所越軌。剃頭本是很平常的生活小事，但在清代，卻成了頭等大事。孔尚任不僅按清朝統一髮式剃頭，還行之詩句，傳閱他人，好象不只是在提醒自己呀。他還有說漢服不如馬褂好看的詩句。
平時孔尚任溫文爾雅，很象誨人不倦的孔夫子，一旦清朝統治受到威脅，他便跳起來了。康熙二十七年，楚省發生大起義，孔尚任寫了《聞楚警》《戡定》《丁廉使》《亂定》等詩，一方面對“中外升平”“堯天下”發生“叛亂”表示驚訝，另一方面對“叛亂”者表示輕蔑之意，指責他們“不知域中主”、“大義耳不聞”，與清廷對抗無異於“螳臂”擋車，“橫屍”“江邊”真是活該。同時，孔尚任對“聖主”、“戡亂才”表達了十足的信心。
滿清入主中原後，設了一個重要騙局讓漢人承認其統治：滿清之天下，得自李自成，是為明朝報仇。
所以滿清皇帝厚葬崇禎，並且從文藝角度做了很多安排，很多戲曲，孔府《桃花扇》就是其中的上乘之作，在孔府的教育下，漢人只恨李自成，不恨滿清。滿清巧妙的扭轉了漢人恨的方向，孔府在其中居功至偉。
孔尚任寫《桃花扇》是反清嗎？不是，它只是反李自成的，反李自成、吹捧滿清，是清廷重要的宣傳策略，孔尚任則是這條政策的忠實執行者。
簡述孔尚任身世：
（1）順治五年九月十七日，孔尚任出生于山東曲阜的“湖上”（今屬曲阜南辛鎮），為孔子第六十四代孫。父親孔貞璠是個舉人。
（2）孔尚任八歲至二十歲，在曲阜孔廟西側的四氏（孔孟顏曾）學宮讀書，接受了系統的封建教育，中了秀才。三十歲時，父亡，家道日衰。
康熙十七年赴濟南鄉試，不中，不久住進石門山。
（3）二十年，典賣田地，捐納國子監生。
（4）二十一年秋，應衍聖公孔毓圻之請，出 山為其夫人治喪。之後又被請到“祖庭”孔府，修家譜和《闕裡志》。
（5）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第一次南巡的康熙回程到曲阜，孔尚任在諸生班跪迎，傍晚，奉旨到行宮請安。
（6）十八日，康熙同百官聽孔尚任講解《大學》首章和《易經》首章（《易經》講義），“天顏悅霽”。在游觀孔廟、孔林中，康熙三問孔尚任年齡身世，全部禮儀過後，諭曰：“孔尚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衷，著不拘定例，額外議用。”
（7）二十三日，送康熙至德州。
（8）十二月初一日，孔尚任正式被授予國子監博士。
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乘傳進京“索米長安”，
二十八日，正式就任國子監博士。“乙丑三月二十八日孔尚任私記”《出山異數記》，詳細記述此前經歷。
孔尚任只不過是一個康熙的狗奴才！
三十八年六月，《桃花扇》書成。一時間，“王公薦紳，莫不傳鈔，時有紙貴之譽”。康熙也索取“甚急”，於已卯秋夕“進之直邸，遂入內府”。
三十九年正月，初演，至三月上旬，此劇已獨佔鰲頭。此時，孔尚任晉升為從五品的戶部廣東司員外郎。
三月中旬，被罷官。但孔尚任罷官後，《桃花扇》仍上演不綴。
（一）《桃花扇》本身就是清廷康熙皇帝意旨的作品。
在康熙甲子八月（康熙二十三年），這年九月，康熙首次南巡，到達南京，拜謁孝陵，見到殘破不堪的“明時故宮”大為感慨，作《過金陵論》一文道：“道出故宮，荊榛滿目，昔者鳳闕之巍峨，今則頹垣殘壁矣！……頃過其城市，閭閻巷陌未改舊觀，而宮闕無一存者，睹此興懷，能不有吳宮花草、晉代衣冠之歎耶！”又曰：“萬曆以後，政事廢弛，宦寺朋黨，交相構陷。門戶日分而士氣澆漓，賦斂日繁而民心渙散。闖賊以烏合之眾，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馬阮以囂偽之徒，託名恢復，僅快私仇。使有明艱難創造之基業，未三百年而為丘墟，良可悲乎！”康熙認為，明之所以亡，是亡於腐政，亡於闖賊，亡于權奸，亡於內爭（門戶）。又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國家者知天時之可畏，地利之不足恃，兢兢業業，取前代興廢之跡，日加儆惕焉，則庶幾矣！”康熙在這裡也是大發興亡之感吧。在他的立場上，興亡之感的落腳點是為清廷服務。
同年十一月，康熙到曲阜祭孔，特簡孔尚任，次年正月，孔尚任乘傳進京“索米長安”，進入他孜孜以求的仕途。《桃花扇》中的老贊禮自稱康熙甲子年九十七歲。這年是上元之始，術數家以一百八十年為一周，其中分上、中、下三元。上元之前是下元，下元六十年，從康熙甲子年往上數六十年則為崇禎甲申年或順治甲申年，正是滿清代替有明之時，是“新紀元”的開始。若把老贊禮年齡扣去六十年，則他為三十七歲。對照孔尚任年譜，他三十七歲那年正是康熙甲子年。
《桃花扇》最後創作階段，即康熙三十八年，孔尚任正任戶部福建清吏司主事兼寶泉局監督之職，寶泉局是清政府鑄幣機構，是國家的財神，是名副其實的“財神一轉”。所以，〈餘韻〉眉批：“贊禮為誰？山人自謂也。”現在看來簡直是多此一舉。
孔尚任在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偶筆”：“《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存者。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矣。“（〈小引〉）過了十年，“漫書”：“權奸者，魏閹之餘孽也；餘孽者，進聲色，羅貨利，結黨復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小識〉）雖是偶筆漫書，卻和康熙《過金陵論》對明亡尤其是對弘光政權覆滅原因的歸結一模一樣，連遣詞用語都差不多。這是巧合嗎？
（二） 孔尚任的明亡觀
明朝亡於何時，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時間問題，而是一個極其敏感的政治問題。那時清廷不承認崇禎死後的南朝是正統，否則就沒法宣揚打李自成為明朝復仇了。孔尚任《桃花扇》在這個問題上與清廷保持高度一致。
（1）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初，為了轉移懷有亡國之痛的人仇恨的視線，穩固清廷在中原的統治，官方大肆宣揚李自成推翻了明王朝，清軍入關乃是平定李自成之亂，為明朝報仇。順治元年七月，攝政王多爾袞在致史可法的信中聲稱：“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于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此論調無疑是在為清廷入主中原辯護，但從中透露出了清廷對明朝正統地位訖於崇禎十七年的論斷，李自成入京之日，即是明朝滅亡之時。
次年六月的《平南恩詔》也稱：“本朝立國有年，幅員既廣，醇樸為治，無意兼併。向來疆場構兵，本欲立歸於好，不期寇凶極禍，明運永終。於是整族入關，代為雪恥。”又一次明確了至崇禎十七年明朝已經滅亡，明的正統地位就此結束。由於認定明朝的正統完結於崇禎朝，此後建立的南明各政權也就無正統可言了。對此，上述檔都講得很明確。前者稱：“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敵國。”後者稱：“南中乘釁立君，妄僭尊號，罔聞國恤，亟行亂政，重困人民，負四海不義之名，阻東南向化之路，朕用是夙夜只懼，思救梵黎。故西賊既摧，旋命南伐。”順治元年十月，又發佈檄文，嚴申“擅立福王”是“王法所不赦”，定將問罪征討。所有這些都稱弘光政權的建立是非法的。[4]（P88）
(2)在這個問題上，孔尚任的態度是很明確的:與康熙保持高度一致。
康熙二十八年，孔尚任作《拜方正學先生祠》詩，有云：“祖靈不憑孫，臣罵即天討。一死十族夷，萬古倫不倒。……靖難北還燕，已失明大寶。何待甲申年，眼淚滴遺老。”
康熙三十年，作《大海潮小吟蟬兩琵琶歌》，有云：“……可惜淪落在市塵，四十八年塵漬黑。……造者前王毀者誰？甲申三月遭流賊。”
從這兩首詩可以清楚地知道，孔尚任是斷明亡於崇禎朝，亡于甲申年。第一首側重于指明明朝靖難之役後正統根基不穩，最終亡國。第二首最後兩句特彆扭，于全詩來講完全是畫蛇添足，因為“四十八年”句已經是指甲申之亂了。孔尚任之所以要這麼寫，純粹是為了指明甲申之亂與大清無關，而將李自成農民軍定為造成動盪的罪魁禍首。
清朝官方對明代正統終結問題的論斷以乾隆三十一年為界，明顯區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持崇禎朝明亡說，後期持弘光朝明亡說。至於為何後來改為弘光朝明亡說，這又是高深民族政策計謀。
（3）孔尚任不視南明為明朝
清初反清人士都知道明朝血脈並非從崇禎就斷了，從南明反清，孔尚任則不然。
《桃花扇》涉及到崇禎、順治、康熙、弘光四個皇帝，其中弘光是出場人物，自報家門：“去年賊陷河南，父王殉國……今乃甲申年五月初一日。”（〈設朝〉）老福王朱常洵在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二十日被李自成捕殺。連父死國亡的時日都搞混了，自然是個昏君。他的“一椿心事”不是軍國大事，而是“腳色尚未選定，萬一誤了燈節，豈不可惱”，他的“中興”大業就是征歌評戲。（〈選優〉）弘光不僅將軍國大事全拋到腦後，而且被阮大鋮玩於股掌之中。他出奔時猶不忘嬪妃。“寡人只要苟全性命，那皇帝一席，也不願再做了”。（〈劫寶〉）皇帝于國于家無望，還能指望誰來完成中興大業呢？這不由讓人想起吳偉業《秣陵春》傳奇中的李後主：“就是孤家，社稷江山都不在意。”還有《臨春閣》雜劇中的陳後主：“今日得貴妃做詞學近臣，冼氏任邊關大將。你兩人一為我看詳奏章，一為我巡視山河。朕日與二三狎客，飲酒賦詩，好不快活也！”自然地，他們都落得國敗身亡的下場。于作者講，劇中的皇帝都不是當朝主子，沒有被砍頭的危險，要寫成明主或昏君且隨意。弘光不過是失勢的無正統性的皇帝，孔尚任把他寫成純粹的昏君又何妨，從這個角度上說，孔尚任並沒有比“權奸誤國論”者走得更遠。
〈本末〉雲：“南朝興亡，遂系之桃花扇底。”這裡有一個如何看待南朝的問題。崇禎朝滅亡後，還有弘光、隆武、肇慶、永曆等朱氏政權，性質是一樣的，清初反清人士大多擁護它們。〈餘韻〉出眉批云：“三百年之君，始于明太祖，終於宏光，三百年之臣，始于魏國公，終於皂隸，皆狗尾也。”弘光是狗尾，寫弘光朝亡，就說是南朝亡，也正說明了孔尚任不視弘光為正統。回頭看〈劫寶〉尾評，黃得功說明朝天下送在他手裡，是從他“心在宏光”這個角度出發的。
(4)孔尚任感謝大清奉天承運
而孔尚任則很明確地持崇禎朝明亡說，與清政府保持一致。明亡於崇禎朝，崇禎亡於闖賊，清滅闖賊得天下，是奉天承運，百姓應該支持的。果然，劇中就有人感謝大清了。
這個人是張薇，即“歸結興亡案”（〈先聲〉下場詩）的張道士。他在〈閒話〉出先說三月十九日流賊攻破北京之後的慘況，接著說：“誰想五月初旬，大兵進關，殺退流賊，安了百姓，替明朝報了大仇；特差工部查寶泉局內鑄的崇禎遺錢，發買工料，從新修造享殿碑亭、門牆橋道，與十二陵一般規模。真是亙古稀有的事。”他趕來南京，就是要把亙古稀有的事報與南京臣民知道，讓普天下人都知道大兵的洪恩。這位總結興亡案的“經星”還作了一支[滿庭芳]詞，雲：“公子侯生，秣陵僑寓，恰偕南國佳人；讒言暗害，鸞鳳一宵分。又值天翻地覆，據江淮藩鎮紛紜。立昏主，征歌選舞，党禍起奸臣。
良緣難再續，樓頭激烈，獄底沉淪。卻賴蘇翁柳老，解救殷勤。半夜君逃相走，望煙波誰弔忠魂？桃花扇、齋壇揉碎，我與指迷津。”語涉兒女之情、權奸、門戶、闖賊、內爭、昏君，沒有“大兵”的影子。
（5）孔尚任是跟隨康熙哭祭崇禎及殉難臣子
（PS 憨傻厚道的皇漢們，哪裡能想到儒教徒能這麼陰險呢)
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農民軍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少部分文武臣子殉難。《桃花扇》多次正面寫到此事和哭祭場景，每次都有老贊禮或張道士在場或主持。〈入道〉眉批說：“老贊禮始終善哭其君。”此句主語還應加上“張道士”。此君指崇禎皇帝。他們為何始終哭祭崇禎呢？有論者以為《桃花扇》中哭悼祭祀崇禎及殉難臣子就是民族情緒反清意識的表現，這是無知的表現。
在歷史上，清廷始終是承認崇禎朝正統地位的，不僅祭祀不絕，還褒獎忠於崇禎的臣子呢。多爾袞在致史可法的信中就提起了禮贊崇禎的事：我朝“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順治元年八月，給故明十三陵戶祭田”。還說：“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愛整貔貅，驅除梟獍。”吳三桂是明朝大將，清廷讚賞他對崇禎的忠義，只要他不與清廷為敵，一些“小嫌”是不會計較的。清廷讚賞崇禎忠臣的目的是倡春秋大義，防亂臣賊子，將人們的視線轉向權奸、轉向農民起義軍。順治後來還親自去崇禎墓前巡視，下令修建思陵明樓、石五供、內紅門等等。拜完亡明崇禎，又拜開國明太祖。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康熙兩次南巡，都親自去拜祭朱元璋陵墓。清廷拜祭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表明“明運永終”，現由他們承繼。
皇帝這麼做，“清”官當然也可以跟著做，只要是“跟”著做，就不會有出軌的罪責了。在康熙二十八年秋，孔尚任以“使臣”的身份也到了南京，深有感觸，作了不少詩。如《泊石城水西門作》其二“莫以金湯固，南朝瞬息過”；《虎踞關訪龔野遺草堂》“天子氣已消”；《雞鳴寺》“鐘山氣冷守浮屠”；《過明太祖故宮》“匆忙又散一盤棋，騎馬來看舊殿基……最是居民無感慨，蝸廬僭用瓦琉璃”；《拜明孝陵》其一“夕陽紅樹間青苔，占染鐘山土一堆。厚道群瞻今主拜，酸心稍有舊臣來。”其二“禁樵渾仗帝恩波”。從以上詩句可以看出，
第一，孔尚任是認為明朝氣數早已盡了；
第二，孔尚任歌頌康熙拜祭明陵；
第三，孔尚任嘲笑居民和舊臣。
（6）《桃花扇》中的史可法感恩大清
《桃花扇·閒話》寫道西湖畫士藍田叔“聞得北京發書一封與閣部史可法，責備亡國將相，不去奔喪哭主，又不請兵報仇”。他還知道“史公答了回書，將著左懋第披麻扶杖，前去哭臨”。史可法在答多爾袞書中說：“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殿下入都，為我先帝、後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戢群黎，且免剃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雲‘感恩圖報’已乎！”作為南朝中堅的史可法此時也對大兵感恩圖報，認為大兵是替明朝報了大仇，哪裡還有反清的理由呢？史可法在信中還說：“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成之頭，以泄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便是“請兵報仇”。藍田叔在這裡將多爾袞的意思宣洩得淋漓盡致。“閒話”“夜話”，果真是“非同泛語”（眉批）。
但是，藍田叔不講史可法信中另一個很重要的內容：“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史可法認為弘光是承繼明朝正統的。這是一個極度敏感的核心問題，孔尚任卻避開了。避得有理，因為孔尚任與史可法的政治立場是不同的。另外，史可法在信中說“國破君亡”，在藍田叔口裡成了“亡國將相”，國破與亡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藍田叔的口氣明顯地表明他是從清廷觀點出發來看待甲申之變的。
（7）孔尚任的創作態度根本就沒有任何反清
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寫哭悼祭祀崇禎及殉難臣子未必是出於反清。若結合他的創作態度，則更能清楚地看出這一點。孔尚任在〈凡例〉中說“詞曲非浪填”，“制曲必有旨趣”，在〈小引〉說傳奇“旨趣實本於三百篇，而義則春秋，用筆行文，又左、國、太史公也”，〈先聲〉老贊禮說：“列位不知，從來填詞名家，不著姓氏，但看他有褒有貶，作春秋必賴祖傳，可詠可歌，正雅頌豈無庭訓。”[內]這等說來，一定是雲亭山人了。眉批雲：“說出著作淵源，一部傳奇，真作春秋毛詩讀矣。”此幾句處處提到孔尚任的祖先孔子所做的很重要的兩件事：定《詩經》、作《春秋》。
按孔子的看法：“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篇》）思無邪，思想純正也。在階級社會裡，文藝術作品思想純正的標準歷來是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的標準，有利於統治者利益的，思想就是純正，不利於統治者利益的，思想就不純正。孔尚任作為清朝統治集團的一分子，《桃花扇》的旨趣會不純正嗎？
關於孔子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雲：其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雲：子“因史記作《春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多爾袞理解“《春秋》之義”為“防亂臣賊子”與孟子、司馬遷是一致的，而孔尚任作《桃花扇》與多爾袞的致史可法書的密切關係是顯而易見的。
《桃花扇》幾乎每一頁都寫著一個大字：“賊”，將最大最長最利的矛頭指向農民起義軍，其次是閹黨、四鎮。罵、恨固然是防亂臣賊子的一個途徑，另一個途徑則是宣傳、褒獎、塑造忠臣孝子。劇中的臣子有幾類，一類是殉崇禎死難的，則給予褒獎，一類是忠於弘光反滿清的，雖給予褒獎，但卻帶諷刺，如說史可法“智窮”，是“愚忠不轉”、說左良玉黃得功是“不學無術”、說他們是“防賊自作賊”、“置國於不問”、“忍國仇而報私仇”。還有一類是心懷崇禎反對閹黨、雖未殉崇禎但不反清、棄弘光而去又最終頌清的，則以張道士、老贊禮為突出代表，也正是全面體現《桃花扇》“興亡之感”的人物。
（8）桃花扇的結局“指迷津”是拆南朝的台，讓南朝將相歸隱去。
《桃花扇》的結局，也沒有任何民族情緒和愛國精神，都入山修道去了。
孔尚任前幾十年，吳偉業作傳奇《秣陵春》、雜劇《臨春閣》和《通天台》，三部戲曲中的主人公在國家滅亡之後最關注的是自己個人命運，都沒想過如何來光復先皇國家大業，[5]（P36）其中《臨春閣》的主人公入山修道。《桃花扇》“入道”與它們是一樣的，在〈考據〉中，有一些是吳偉業的作品，他的名字還被寫入《桃花扇》劇中。孔尚任創作戲劇是否受到吳偉業的影響呢？這些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思考。
《桃花扇》“入道”實際上是避世，張薇他們不過是換上道裝避禍罷了。
把避世寫成入道，大概是考慮到舞臺演出這個重要因素吧。退一步說，他們是真的入道，那也不意味著反清。因為明清兩代對道教的政策是寬鬆的。道教在明代的國家政治生活中也扮演著一個角色。國家祀典所用樂章、樂詞採擷自道教，樂舞生使用小道童，司樂、贊禮等執事人員也大多以道士充任。龍鳳十年朱元璋即令選道童作樂舞生，並置太常司（後改名太常寺），設有司樂、贊禮、協律郎等官，均用道士充當。太常寺的官員從儒生和道士中挑選。洪武十二年二月，朱元璋正式決定以道士作祭祀執事人員，建神樂觀。從嘉靖十年後，太常寺幾乎成了道士的天下。從宗教信仰上說，清統治者信仰的是薩滿教，入關後又接受了佛教，對道教的信仰缺乏。但是，全國的人口絕大多數是漢族，要實現對全國的成功統治，對於中原的本土宗教——道教，就不可能置之不理。清統治者對於利用道教作為其統治的輔助工具這一點，認識是相當清楚的，因而對道教採取了在嚴格防範和限制之下加以利用的政策。清初，從籠絡漢人的角度出發，對道教尚沿明例加以保護。順治六年六月，封張真人五十二代孫應京為正一嗣教大真人，賜敕印。順治皇帝對正一首領是恩威並施，而對其權力加以限制，強調張應京要“身立模範”，使其教徒遵守王法，不要與朝廷作對；利用其教的影響，使廣大“愚民”不被“異端方術”所惑；並對其許可權作了嚴格規定，只能管本教族屬，“此外不得干預”。康熙認為，釋道二教已經處於十分式微的境地，對維護大清帝國的統治作用雖不大，但可安置大批遊手好閒之人，而且，把他們作為生活中的一種點綴，亦未嘗不可，不必置其於死地。但是，必須嚴加防範。[6]（P297-306）正是因為朝廷的這種容納態度，在清初才會有人利用宗教外衣從事抗清活動。
〈餘韻〉寫到柳敬亭、蘇崑生、老贊禮被皂隸徐青君嚇逃，緣其入山未深，有眉批雲：“南朝作者七人。”這七人除上述柳蘇外，還有張道士、蔡益所、藍田叔、卞玉京、丁繼之。康熙二十六年，孔尚任作《海光樓記》，在“避世”與“用世”之間，他選擇了後者。孔尚任雖然經常說要回家鄉的石門山隱居，但都是只說不做，被罷官之後，仍盤桓於北京，指望著複官。
“南朝作者七人”是針對《桃花扇》倖存者聚集棲霞山而言的，並不是真正修道，而是躲避亂世。這是《桃花扇》常常出現桃花源這個意象的原因。桃花源在陶潛筆下是個與世無涉的樂園，儘管人是前代人，但對當權者也不構成威脅，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從理論上講，清朝對“南朝作者”是可以容忍的。況且這七人中有四人是在南京陷落前就入山了，與清朝沒什麼直接干係。
《桃花扇》中先“作者”又給一大批人指出了避亂之地。先是藍田叔正要拜訪張瑤星為師，在南京陷落之際，順便帶蘇崑生和李香君到棲霞山；早就入道的老贊禮也指點柳敬亭和侯方域到棲霞山，之後又帶村老們上山。最後是張道士給齊聚山中的眾人“指迷津”。他的“指”法就是“把塵心拋盡”，棒喝侯李入道時所說的“國在哪裡，君在哪裡，家在哪裡”，看似宣揚國家利益至上，其實不然。當時還有明宗室的其它政權存在，“國在哪裡”一句正說明了張道士不承認它們的正統性合法性，反回來說，他也不承認弘光政權的正統性合法性。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時可真正是天下興亡之時，他個人不負這個責也罷，還要別人跟他一樣，危害性可想而知了。他為“兩廂善眾”指點了“迷津”，保全了他們的生命，看似維護集體利益，可卻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拋盡了。在南朝與北朝對立的情況下，棄南朝而去，就是削弱了南朝力量，雖不增加北朝力量，客觀上是幫了北朝大忙。
（9）孔尚任鮮明的忠清的立場
在〈綱領〉中，張道士是經星，老贊禮是緯星，同屬經部，“張道士，方外人也，總結興亡之案。老贊禮，無名氏也，細參離合之場”。此二句，互文見義也。張道士總結了興亡之案，最後把侯李分開，也細參了離合之情。老贊禮，原本就是道士，也是方外人，細參兒女之情，也總結了興亡之案。我們來看看劇中是如何寫他們“心事相同”（〈沉江〉眉批）的。
他在〈 先聲〉出場引用張道士的[滿庭芳]鋪敘《桃花扇》劇情始末，在〈拜壇〉唱“好個隨心令”（眉批）：“眼看他，命運差，河北新房一半塌。承繼個兒郎貪戲耍，不報冤仇不掙家。窩裡財，奴亂抓。”第一句是說崇禎被闖賊害死，黃河以北地區陷入賊手。第二句說弘光不思中興復仇。第三句說權奸爭權奪利。老贊禮在這裡也總結了興亡之案：滅明者，闖賊、昏君、權奸也，與張道士無異。這樣的總結，與康熙的總結，與孔尚任的總結，實無異處。
在劇中，老贊禮和張道士原先都是明朝臣子，還做了一些性質相同的事，如老贊禮在南京祭文廟，與複社士子一起打罵阮大鋮，張道士（張薇）不與閹黨同作，反而庇護複社士子；張薇原是崇禎錦衣衛千戶，甲申崇禎死後，領了些校尉，買棺收殮，獨自戴孝守靈，並將他合葬于田皇妃舊墳，看守陵旁，赴南京途中又哭祭崇禎。乙酉三月十九日，老贊禮哭祭崇禎，後又約忠義之士到揚州梅花嶺葬史可法衣冠，同村中父老葬黃得功。張薇在弘光朝裡仍補原職，因“權奸當道，朝局日非”，先到山中“入道”；老贊禮在南京陷落前逃難。七月十五日，老贊禮帶村老上山，與張道士一起祭崇禎及殉難文臣武將。戊子九月後沒寫到張道士，但從老贊禮言行，可以感覺到張道士的存在。老贊禮為避皂隸訪拿，入山避禍，康熙甲子八月，喜逢盛世，到處遨遊，在北京太平園觀《桃花扇》演出。
這兩人實踐著孔尚任老祖宗孔夫子的經典處世哲學。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篇》）又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篇》）都是說政治清明時出來做官，政治黑暗時躲藏起來。可見，孔聖人也贊成趨利避害、明哲保身的。儘管張薇老贊禮是明之官吏，卻沒有反對清朝的半點實際舉動，哪來的反清的民族情緒？老贊禮等人由“見”到“隱”，棄弘光而去，是因為天下“無道”，是避害；過了六十年，由“隱”到“見”，投滿清而來，是因為“天下有道”，是趨利。於是他熱情頌聖。
也有許人會說於一位年近百歲的老人而言，老贊禮是無所謂“利”的。但我們應該記得，前面說過老贊禮是作者孔尚任在劇中的化身。補充一點，二者都嫺熟於禮制，孔尚任為孔子子孫，嘗主持告廟大典，而老贊禮亦主事于祭丁及拜壇。張道士、老贊禮看似兩個人，卻幾乎做著同樣的事，說著同樣的話。所以，不僅老贊禮是作者孔尚任的化身，張道士也是作者的代言人，三者是一體的。老贊禮棄明投清，這種政治立場反應了孔尚任忠清的立場。
（11）
《桃花扇》是忠清之作
孔尚任創作《桃花扇》的主要時間是康熙二十六年至三十八年。此前，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叛亂，統一西南各省。二十二年降服鄭克塽，收復臺灣。二十四年出兵驅逐盤踞黑龍江流域雅克薩城的沙俄侵略軍，二十八年與俄國訂立《中俄尼布楚條約》。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次親征，平定噶爾丹叛亂，不斷鞏固北部、西北部邊疆，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建立了領土空前龐大的奴隸制度帝國。
孔尚任很清楚孔氏家族從清廷那裡得到的實際利益，他本人更是“升平盛世”的直接受益者。孔尚任為孔子第六十四代孫，修家譜和《闕裡志》，很清楚歷代王朝對孔子及孔府的禮待，如元朝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順治二年，清廷“加尊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封孔子謫長子為衍聖公，設衍聖公府，為正一品，位文臣之首。康熙二十三年，康熙親至曲阜禮祭孔子。歷代政權包括清廷，給予孔府及孔氏家族很多特權。從切身利益出發，曲阜的孔氏家族是不會與當權者對抗的。當孔尚任在決定是否反清時，就不能不考慮家族利益、家庭利益。對於沒有真神信仰的漢族人，家族勢力和家族利益比國家民族更有號召力。
作為受益的回報，孔尚任寫了至少三十篇有頌聖表忠的詩文以感謝康熙的大恩，這些作品大多作於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之間，如
《乙丑闈中撥悶和王憲尹韻》
《海陵元旦朝賀》
《戊辰元旦，寓維揚天寧寺待漏館，早起即事》
《僧廊》
《待漏館官廳題為曉鶯堂》
《月夜曉鶯堂同王歙州……分韻》
《聞楚警》
《戡定》
《丁廉使》
《亂定》
《除夜感懷》
《擬三月上巳駕駐金山祓禊于大江應制，限州字》
《三月三日迎駕至江口，蒙召登舟，賜禦宴一盒，恭謝用前韻》
《再賜果餅四盤志感，用前韻》
《駕轉揚州休沐竟日，恭紀用前韻》
《送駕至淮上恭賦》
《拜明孝陵》
《答張洮侯問訊下河之作》
《海光樓記》
《待漏館曉鶯堂記》
《剃頭》
《聞聊園族叔在濟南郡學考律定樂》
《壬申元旦護日歌》，
…………
除了應制詩有時不得不做外，其它就很難說是違心之作了。特別是康熙三十七年冬，孔尚任將“乙丑（康熙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孔尚任私記”的《出山異數記》寄給張潮，張潮將之編入《昭代叢書》乙集（此集還載有孔尚任的《人瑞錄》），更是有意要表明他對康熙的深切感激之情了。儘管孔尚任經常抱怨俸祿微薄，但很難令人相信他是真的窮到要反清的地步，況且《桃花扇》成書前後他的官職正處於升級階段，他主觀上會去寫一部有可能導致失去官職特權的劇本嗎？
〈劫寶〉黃得功說了一句：“常言孝當竭力，忠則盡命，為人臣子，豈可懷揣二心。”眉批雲：“朗朗數語，千古不磨。”看來孔尚任是很講“忠”的，他本來就是繼了正統的北朝“清”官，為清臣子，自然不可有二心。所以，筆者認為《桃花扇》也是孔尚任的頌聖之作。《桃花扇》涉及劇中人物與清廷的關係主要有三處，以時間先後順序分別是：
一是〈閒話〉張薇（張道士）感謝清朝替明朝報了仇。
二是〈餘韻〉“紅帽皂隸來結《桃花扇》”（眉批），徐青君訪拿山林隱逸。
三是〈先聲〉老贊禮以人瑞身份列舉祥瑞十二種頌聖。
在他們眼裡，清臨天下，是“天下有道”，“邦有道”，很明顯地表明他們與清廷站一邊。
孔尚任與明遺民接觸過，深交過，他的思想可能與遺民思想、反清意識碰撞過，但並不意味著他站在反清的立場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尚任擔心一些避世者終究是潛在的威脅。所以，他贊成清朝的徵求隱逸措施。康熙二十六年秋，孔尚任作《和黃仙裳仙舟圖詩，為田綸霞先生停舟招隱作也》詩，歌頌“使君高義”。所謂使君，就是受命招羅“漁樵”（明遺民）的清廷官員。孔尚任很注意要拉開自己與遺民的關係，如康熙二十七年《又至海陵，寓許瀨雪農部間壁，見招小飲，同鄧孝威、黃仙裳、戴景韓話舊分韻》“所話朝皆換，其時我未生”句，孔尚任並不是真的遺憾出生晚，讀者切不可被他所謂的“有心人”蒙了過去。
（1）到了康熙三十年，孔尚任作《剃頭》詩，首句“昔人裹網巾，難以鬢毛斂”，便是說明朝的網巾不好看，“我生聖世初”句，強調自己的出身，“日日自防檢”句，提醒自己不可有所越軌。剃頭本是很平常的生活小事，但在清代，卻成了頭等大事。孔尚任不僅按清朝統一髮式剃頭，還行之詩句，好象不只是在提醒自己呀。
（2）平時孔尚任溫文爾雅，很象誨人不倦的孔夫子，一旦清朝統治受到威脅，他便跳起來了。康熙二十七年，楚省發生大起義，孔尚任寫了《聞楚警》《戡定》《丁廉使》《亂定》等詩，一方面對“中外升平”“堯天下”發生“叛亂”表示驚訝，另一方面對“叛亂”者表示輕蔑之意，指責他們“不知域中主”、“大義耳不聞”，與清廷對抗無異於“螳臂”擋車，“橫屍”“江邊”真是活該。同時，孔尚任對“聖主”、“戡亂才”表達了十足的信心。
(3)“警世易俗，贊聖道而輔王化，最近且切”，“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說明孔尚任創作《桃花扇》有它的現實意義。孔尚任要總結明亡的教訓，批判現實，教育人們；換言之，他相當強調《桃花扇》的針對性與教育作用。〈小引〉是康熙三十八年寫的，雖是“升平盛世”，但反清的思潮與鬥爭並未完全消失。“末世”，在《桃花扇》中，末世應該指什麼呢？應該是具有反清意識的人，尤其是那些明遺民。孔尚任為他們指點“迷津”，你們入道去吧，不要與“北朝”對抗了。要跟誰對抗呢？他好象擔心觀眾讀者對抗錯了對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偶筆”“漫書”是權奸（滅明的是流賊，認為是權奸導致討賊不力，所以根本上是權奸誤國）。孔尚任說“借讀者雖多，竟無一句一字著眼看畢之人”，“每撫胸浩歎，幾欲付之一火”。是讀者真的看不出權奸誤國嗎？讀者還不至於這麼愚鈍。孔尚任感歎的是“借讀者”不理解他創作此劇為某些人指點“迷津”,不要有反清的意圖。
孔尚任把自己的命運和清朝緊緊連在一起的，把順治戊子年定為自然生命的開始，把康熙甲子年定為政治生命的開始。孔尚任還把張道士、老贊禮當作自己的代言人，“桃花扇底送南朝”（〈入道〉張道士語），一個“送”字，真切體現了孔尚任創作《桃花扇》時對“南朝”的感情傾向，“老贊禮者，一部傳奇之起結也。”（〈餘韻〉眉批）他的頌聖是《桃花扇》的開端，更是它真正的結局。綜上所述，《桃花扇》是一部非常優秀的忠清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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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巧解康熙難
山東曲阜孔林孔子墓前石碑篆刻“大成至聖文宣王墓”是明正統八年（1443年）黃養正書寫的。令人奇怪的是，墓碑前建有一道不倫不類的矮牆，還將墓碑遮去了三分之一，只露出“大成至聖文宣幹”，“王”字的底下一橫看不見了。對於建這樣一道牆有一個故事：
在清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到孔林朝拜孔子墓。豬、牛、羊三牲已供桌上擺好，地上黃氈也已鋪就，香霧嫋嫋，燭光晃晃，一切都已準備停當。這時皇帝在前，文武百官在後，準備祭祀。當康熙走到孔子墓前準備跪拜時，發現墓碑上的字是：“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墓”，便尷尬地站在那裡，接著，祭祀的鼓樂奏起，康熙帝皺了皺眉，仍站著不拜，眾人全都愣住了。這時，《桃花扇》的作者、孔子第六十四代孫孔尚任立刻明白了其中道理。原來，皇帝是只拜師不拜王的。於是他便馬上叫人拿來一匹黃綢，把碑文中的“文宣王”蓋住，並添上“先師”兩字，成為“大成至聖先師”。康熙帝一看，馬上開始祭拜。這個充滿厚黑態度的啞謎就這樣傳了下來，為了不再出現類似的情景，孔子的墓碑前就建起了這道矮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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