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蘇明明
據說孔子當年修訂《春秋》一書，竭力維護周代禮製，字裡行間褒善貶惡，撥亂反正，體現出明確的政治意圖和鮮明的政治色彩，這就是后儒所稱道的“微言大義”，或曰“春秋大義”《孟子》有雲︰“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兩千五百年后，20世紀初葉的中國和世界，也正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的年代。有一位諳熟歐洲衣冠文物而服膺儒家道統文化的中國人，再次舉起“春秋大義”的旗幟，在國內外發表了大量的英文著述，極力維護中國道統文化的尊嚴，鼓吹儒家衣冠文物的普世價值，在東、西方文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人就是辜鴻銘。
辜鴻銘（1857－1928）出身于華僑世家，十三歲即赴歐洲求學，十余年中游學于英法德意諸國，歸國后長期擔任張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曾官至清廷外務部左丞。他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國文字，尤其擅長英文寫作，被孫中山、林語堂推為中國第一。1915年，辜鴻銘在北京出版了《中國人的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一書，漢語題名“春秋大義”。不久即被譯成德、法、日等多種文字出版，一時轟動東西洋，在德國甚至掀起了持續十幾年的“辜鴻銘熱”。
《中國人的精神》是辜鴻銘最有影響的英文代表作品，全書系由作者1914年發表于英文報紙《中國評論》、以“中國人的精神”為核心的系列論文結集而成。面對當時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的欺凌和對中國文化的歧視，辜鴻銘論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發中國道統文化的永恆價值。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衣冠文物，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衣冠文物研究威權”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衣冠文物，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衣冠文物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還有“靈敏（delicacy）”。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蘭西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徵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蘭西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gentle，溫文爾雅），“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
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后，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因此，“與其說中國人的發展受到了阻礙，不如說它是一個永不衰老的民族”，一個“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祕密”的民族。
這個“像孩童一樣過著心靈生活”的民族，對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學技術當然是沒有興趣的。辜鴻銘以此回應和解釋西方人關於中國人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套話︰“中國人缺乏精確性”。他形象地說︰“中國的毛筆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徵。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精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在辜鴻銘看來，不屑于精確的中國人，其“赤子之心”與“成年人的智慧”有機地融為一體，達到了“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這就是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永葆青春的祕密”。他引用“最具中國味道的英國詩人華滋華斯”的長詩《丁登寺》，展現出中國人心靈與理智完美結合而產生的那種“安祥恬靜、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這種心靈狀態和精神境界，賦予了中國人那種“難以言狀的溫良”。
“真正的中國人”的溫良，在“真正的中國婦女”或“理想婦女”身上得到了尤為充分、完滿的體現。中國男人的“溫文爾雅”，在中國婦女那兒變成了“神聖的、奇特的溫柔”。辜鴻銘承認，在其它國家和民族的理想婦女身上也存在著這種溫柔，比如基督教的聖母馬利亞，但是與中國的觀音菩薩相比，中國的理想女性要在“輕鬆快活而又殷勤有禮”方面更勝一籌。他認為《詩經》中的《關雎》一詩描繪出了中國理想女性的三個本質特徵，即“悠閒恬靜之愛，羞澀或 腆以及‘debonair’一詞所表達的那種無法言狀的優雅和嫵媚，最後是純潔或貞潔”。談及中國女性，中國人納外家的問題自然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辜鴻銘將這種現象的“合理存在”歸因于中國婦女的“無我教”，或曰“淑女或賢妻之道”︰“正是中國婦女的那種無私無我，使得納外家在中國不僅成為可能，而且並非不道德。”這顯然是一種狡辯，不過這種狡辯也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中國婦女幽美而賢淑的理想形象。
中國男人和女人為什麼會具有上述精神特徵？辜鴻銘認為，這是中國的“良民宗教”長期教化的結果。所謂“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華”是義與禮，“特別是禮，更為中國衣冠文物的精髓”。辜鴻銘比較了中國與歐洲宗教教義之不同︰“歐洲宗教要人們‘做一個好人’，中國的宗教則要人們‘做一個識禮的好人’；基督教叫人‘愛人’，孔子則叫人‘愛之以禮’。”他自然而然地聯繫到當時歐洲陷于“一戰”砲火的殘酷現實，指出這場戰爭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講禮義而崇信強權。因此，他要把中國人禮義並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給歐洲，以制止這場世界大戰，“把歐洲衣冠文物從毀滅中拯救出來”，並為戰后衣冠文物的重建提供一把“鑰匙”。用中國道統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衣冠文物，這正是《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所標舉的“春秋大義”之所在。
歷史的發展證明，辜鴻銘的“春秋大義”並沒有產生“亂臣賊子懼”的實際效果，他對中國“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顯然是過于自信了。不過，在“一戰”前后的歐洲，特別是德國，由於人們身受戰爭苦難，對于自身衣冠文物的價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絕望，而對和平安寧的東方產生了某種朦朧的欣羨，辜鴻銘其人其書就成了他們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僅大學裡有人組織“辜鴻銘研究會”，成立“辜鴻銘俱樂部”，他的名字還廣泛流傳于普通民眾之口。在這股“辜鴻銘熱”的推展下，歐洲人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鴻銘筆下遵奉良民宗教、社會有條不紊的中國與溫文爾雅的中國男人、幽美賢淑的中國女人的形象也廣為人們所熟知，乃至成為身陷戰亂之中的歐洲人心向往之的一個烏托邦。真實與否姑且不論，辜鴻銘所闡發的“中國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義”，在中國人對外傳播民族文化的歷程中，無疑寫下了獨特而醒目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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