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網路歌手”的大潮之後，“超級女聲”從2005年5月到8月，掀起了比“網路歌手”有過之而不及的狂潮。據稱，在最後幾場現場直播中，其收視率甚至超過了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無數的少男少女乃至大批的成年人都捲進了這股熱潮，“超女”們成了千家萬戶茶餘飯後的談資。原因何在？
一、全民娛樂化造星運動的社會基礎。
注意觀察近年來的大衆文化走向，我們會發現，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本世紀以來，大衆文化正在以加速度實現著全面娛樂化的進程。這一過程決定性的因素是文化産業的快速增長以及媒體全面追求娛樂化發展方向，後者更是最關鍵性的因素。
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國傳媒相繼進入商業化時期，電臺生活節目和娛樂節目首當其衝，隨後是期刊的娛樂化和報紙的娛樂化，90年代中期以後，電視媒體也逐漸開設娛樂節目。稍後迅猛發展的互聯網則開拓了具有更大自由度的娛樂平臺。
不過，直至上世紀末，就整個媒體而言，大衆文化的娛樂化傾向與藝術化傾向尚能保持相對的平衡。它表現在正常文藝評論和娛樂化炒作的共存，大衆文化選擇特別是青少年文化選擇的相對多元。
然而，新世紀以來，娛樂化的傾向獲得了失控狀態的發展，尤其表現在各類媒體上，這種進程愈演愈烈。收視率、收聽率、閱讀率成爲多數媒體首要的任務目標。其結果就是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最大限度地“吸引眼球”成爲了唯一的目的。它帶來了大衆文化消費的新高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各種新節目樣式的引進和大規模炒作的高度膨脹。
同時，應當注意到，在當今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青少年普遍陷入了理想失語和價值失衡的狀態中，傳統的音樂教育面對日韓娛樂文化、港臺娛樂文化以及歐美娛樂文化的衝擊顯得軟弱無力，特別是網路文化的大規模發展，“虛擬人生”已經在幾代青少年間形成了某種價值取向，“一舉成名”，追求當下的宣泄和釋放成爲普遍的態度。這種處於集體無意識狀態下的青少年(某種程度也包括相當數量的成年人)的心理狀態和處於明確功利目的驅動下的媒體相結合，構成了“網路歌手”現象以及“超女”現象的社會基礎。
“
超級女聲”就是這樣一個典型，這檔節目借鑒了國際上行之多年的娛樂節目樣式，掀起了一個全民造星運動並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超級女聲”節目的操作模式。
“超級女聲”是一個典型的由強勢媒體操作的娛樂化節目。它的策劃點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1 、“零門檻”的參與模式。“超級女聲”採用了“零門檻”的參與模式，即所謂的“海選”。它沒有任何身份和條件的限制，凡是願意參與的，都可以獲得錄製節目的機會。這就在女性中特別是少女中産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因爲，通常國內任何類似的比賽甚至是娛樂化的節目，都存在著程度不等的參與限制，一般總要有初選、初賽等階段，而不能取得參加復賽決賽的資格的不可能和“鏡頭”有緣。“超級女聲”則恰恰使得每個參與者都獲得了上鏡的機會。這一模式在以往前所未有，也同時引發了相當部分電視觀衆的興趣。
2 、“超級女聲”使用了娛樂化的評選方式。它的評委各有分工，並非純粹意義上的歌唱評選。而是有的評委偏重音樂、有的偏重儀錶，有的則以“找茬”爲己任。因此，在前期的海選過程中，經常可以看到評委毫不尊重選手的人格，不但大量使用挖苦諷刺的語言，甚至有人身攻擊。而所有現場全被多方位地攝入鏡頭，成爲節目的一部分。這種做法適應了相當部分電視觀衆幸災樂禍的心理，自然大大有助於收視率的提高，也容易引發爭論，而這些爭論在操作者的手中又可以巧妙地成爲炒作的構成元素。
3 、“超級女聲”之所以在今年大獲成功，還在於選擇了在今年來飛速發展的手機短信業和互聯網作爲合作夥伴。手機短信在近兩年來在中國成爲一個經濟發展的奇異的奇迹，“短信文化”早已不限於必要資訊的溝通，而是成爲了一種新型的娛樂現象。正是在此基礎上，“超級女聲”與移動通信的合作極大限度地調動了觀衆的參與熱情。加之短信投票又沒有ID號唯一性的限定，只要你願意，同一個號碼可以無限發送。這又給歌手的支持者們以極大的參與鼓勵，以致出現有歌迷斥鉅資雇人發送短信的現象。
4 、“超級女聲”在接近決賽的階段採用了“PK”淘汰制，這加劇了比賽的殘酷性和挑戰性，也增加了比賽的緊張性和戲劇性，對選手和觀衆都造成了強烈的心理衝擊。在現場，則組織了不同歌手的歌迷組隊聲援。凡此種種，都有效地刺激了觀衆的參與和社會輿論的傳播。
以上這些操作模式雖然在國外已經不是新鮮的招數，但在國內的電視節目中仍屬首次。無論在參與的廣泛性上還是對觀衆的刺激性上都具有新奇感，特別是滿足了電視觀衆的心理宣泄欲望。這就構成了“超級女聲”節目的成功條件。
三、“超級女聲”得失的文化思考。
1 、“超級女聲”在收視效益、社會影響和經濟上都獲得了極大成功，但也引發了關注和批評。支持者方的意見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零門檻”的參與方式畢竟搭建了一個相當開放的平臺，避免了層層選拔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弊病，給青少年實現個人追求提供了一個公平的機會。第二，面對當下大多數媒體自覺爲港臺明星、日韓明星大肆宣傳的狀態，國內媒體發動內地的造星運動畢竟是一件好事。第三，作爲一個娛樂節目，它的操作模式有很多值得重視的經驗，對推動國內娛樂業的發展來說，它的成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第四，它的口號“想唱就唱”對於青少年一代來說，不妨可以理解爲一種培養自信、自尊，敢於表現自我，敢於競爭、敢於迎接挑戰的積極態度。反對方的意見則有以下幾條；第一，“超級女聲”如此大規模的炒作會加劇青少年的浮躁心態，助長她們不安心學習而期望一舉成名的不健康心態。第二，“超級女聲”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歌唱比賽，不過是一個娛樂節目，但如此操作和炒作會導致大批青少年誤以爲歌星就能從這裏産生，對於歌壇的發展是一種誤導。第三，“超級女聲”在節目運作如上所述的對選手的不尊重在道德層面上不可取，對年輕的選手來說也很不公平。第四如此榜樣必然會導致其他媒體群起仿效，這將導致大衆文化向低俗化甚至庸俗化的方向大幅度傾斜。第五，炒作須有度，否則對於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必定産生不利的影響，例如近日某女生盲目
減肥以致身亡就是一證。
2 、應當看到，上述正方兩方的意見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對“超級女聲”節目指出的長處和問題也都有理有據。對此問題的思考其實不能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面上，如上所述，“超級女聲”節目的出現、發展和走紅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也有著深層的文化背景。恰恰是這種社會基礎和文化背景倒是值得社會科學界、文化事業界包括産業界從各個角度、各個層面進行深入的思考和研討。特別是如何在青少年中重建理想觀和價值觀更是極爲重要的文化任務。此外，我們必須在媒體上恢復生態平衡，假如炒作成爲了媒體的主流，媒體就喪失了良知，而喪失了良知的媒體只能去培養喪失了基本價值判斷能力的受衆。
3 、“超級女聲”是否會影響中國歌壇的發展？
對這個問題業內也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認爲，這個平臺給歌壇帶來了新的希望，會成爲歌壇後備軍的重要來源。另一種則認爲不太可能，因爲從節目的製作初衷和具體操作就不是歌手的選拔，而是明星人物的選秀。在這種操作中脫穎而出的“超女”儘管在歌唱上具有相對的優勢，但距離一個歌手的標準還有相當的距離。比賽中沒有要求歌手演唱原創歌曲就是一個致命的缺陷，因爲卡拉OK式的歌手絕少能夠在演唱原創歌曲上取得突破。
這兩種意見角度不同，各有道理。但更深層的問題是，“超級女聲”的運作依然處於初級階段。近年來英國也有類似的選秀節目，也具有極高的優勢率，但那個節目的檔次要高很多，音樂上的要求很高。重要的是，媒體和唱片公司是聯手合作的，是一條完整的産業鏈。它所推出的新人幾乎毫無問題地可以直接在歌壇佔有一席之地。相比之下，國內的文化産業還遠沒有到達這樣完善的狀態。如同網路歌手一樣，網上的火爆過後，究竟誰能真正進軍歌壇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說“超級女聲”製造人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下面的問題則是如何完善中國娛樂産業鏈的機制。否則，各自爲戰的結果更可能是不斷地製造著曇花一現的昨日星辰，最後卻發現還是在原地打轉。
4 、創作、製作、推廣與其他。
“超級女聲”的演唱曲目提出了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就是她們選擇的曲目絕大多數來自海外，不論是港臺、日韓還是歐美(歐美歌曲的大量演唱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而很少有內地作品。這就給內地的創作提出了尖銳的挑戰，何以在共同生活環境中，內地作者的作品反而不如遠來的和尚好念經？反過來說，我們的媒體爲什麽也對海外作品情有獨鍾？
回首以下中國近20年來兩次原創作品的發展高潮，每一次都是在內地媒體的強力支援下産生的。第一次是19年前“讓世界充滿愛”音樂會的出臺，如果沒有北京電視臺的追蹤拍攝和播放，那台音樂會多半也會如流星一閃——盒帶的訂數僅僅3000，只是北京電視臺播放之後才大夥特火。第二次則是’94新生代，某種意義上說，那一批原創作品和歌手的成功完全得益於全國範圍內設立的“原創歌曲排行榜”。可見，中國原創歌曲的發展和本地歌手的成功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於媒體的態度。這次“超級女聲”打造了內地明星，但不知道能否在此基礎上再度出現媒體與內地音樂人的第三次歷史合作？有一點值得考慮，那就是如果“超級女聲”抑或日後的“超級男聲”們都是唱著海外的歌走上舞臺，中國的歌壇依然不會有什麽希望，相關的文化産業也未必能有多大的起色。
另一方面，從“超女”們擁有如此衆多的“粉絲”，我們也可以從中感受乃至應該去做以下踏實的社會調查，那就是他們到底需要什麽樣的
歌詞？什麽樣的旋律？什麽樣的風格？說到底，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音樂，流行歌曲尤其是青少年亞文化最重要的文化標誌。如果不能瞭解他們、理解他們，創作也就成了沒有物件的空鏡子。
“超女”的熱潮落去，還會有新的熱潮湧來。我們希望的是真正的百花齊放，真正的健康向上、真正的“歌詠志、詩詠言”，不但是青少年，而是整個社會各個層面都有自己喜愛的歌聲和音樂，我們也才能構築真正的心靈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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