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節錄)
財富分配是當今最能引起廣泛討論和熱烈爭辯的議題之一。然而,關於財富分配的長期演變,我們究竟知道多少?是否真如十九世紀馬克思所深信,私有資本累積的慣性必然導致財富與權力愈來愈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還是如同二十世紀顧志耐(Simon Kuznets)所認為的,經濟成長、自由競爭與科技進步等平衡力量,將會在經濟發展的後期階段減低財富分配不均,使社會較為平和穩定?十八世紀以來財富與所得分配究竟如何演變?身處二十一世紀,我們又能從中獲取什麼教訓?
以上是我在本書嘗試回答的問題。謹此聲明:書中提出的看法並非完善。然而,相較於先前的相關研究,這些看法依據的是更為廣泛的歷史和比較數據,數據範圍涵蓋三個世紀、遍及二十幾個國家,同時亦立足於翻新的理論架構,對於各種趨勢及現象背後的運作機制能有更好的理解。二十世紀的經濟成長以及知識的廣為傳播,的確使得人類免於遭受馬克思所預言的末世景象,然則,資本及分配不均的深層結構卻未曾改變,即便有也未曾達到二次大戰之後幾十年內人們所樂觀想像的程度。一旦資本報酬率長期高於產出及所得的成長率,如同十九世紀那樣,資本主義便會自動產生許多令人無法接受的人為分配不均,從而徹底瓦解民主社會依照個人才能與努力決定報酬的基本價值,這正是二十一世紀極有可能重現的情況。所幸還有一些方法可以讓民主與公眾利益重拾對資本主義及個體利益的控管,同時又能避免重蹈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覆轍。本書嘗試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教訓,就這個方面提出建議,本書的主要架構即是勾勒這些歷史經驗。
缺乏資料根據的辯論?
長久以來,關於財富分配的學術論辯與政治論辯,往往充斥各種成見而缺乏事實根據。
誠然,每個人基於經驗而形成的關於所得與財富的直覺知識,儘管缺乏任何理論架構和可靠的統計數據,其重要性仍不可低估。比如在電影和文學,特別是十九世紀的小說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關於各個社會群體的生活水準和富裕程度的詳細資訊,尤其是當時種種不平等的深層結構、這樣的情況如何被視為理所當然,以及其對個人生命有什麼樣的影響。珍.奧斯丁(Jane Austen)與巴爾札克(Balzac)的小說,對於一七九○至一八三○年間英、法兩國的財富分配狀態有非常精采的描述。兩位小說家對於所處時代的財富高低位階有切身的瞭解。他們精準掌握其中的無形界限,更明白此種限制對這些男男女女的人生、他們的聯姻策略、他們的希望與苦痛產生的必然後果。這些小說家栩栩如生、牽動人心的文字,勾勒出財富不均的深遠影響,可謂勝過任何統計數字與學術分析。
事實上,財富分配的議題太過重要,不應成為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或哲學家的專利。每個人都對這個議題深感興趣,這是一件好事。財富不均的具體事實明顯可見,人人皆有切身感受,自然也由此產生明確但互相衝突的政治判斷。不論是農民還是權貴、勞工或者實業家、服務生抑或銀行家,每個人都從自己所在的觀察位置,看到關於自己與他人生活條件的重要事實,見到社會群體之間的權力與支配關係,從而形塑出自己心中公平與不公平的概念。也因此,財富分配這個議題將永遠具有此一主觀而心理的層面,難以避免帶有政治性與互相衝突的特質,無法藉由任何科學分析平緩。幸運的是,民主政治永遠不會被專家政治所取代。
儘管如此,財富分配的課題仍然值得,也應該有系統、有方法地研究。因為少了資料、方法和界定清楚的概念,大概任何說法都可以講得通。某些人認為分配不均一直在擴大,世界也愈來愈不公平;另一群人則認為分配不均會自然縮小,或者會自動達到和諧,尤其不應該採取任何作為以免破壞這種美好的平衡。每個陣營都憑藉對方智識上的怠惰來為自己的智識怠惰辯護,在這種完全各說各話的狀況下,有系統、有方法的(儘管不完全是科學的)研究取徑便有其存在價值。學術分析永遠無法終結各種不平等所引發的政治衝突,社會科學的研究始終是、以後也還會是試探性的、不盡完善的。社會科學研究並不強求將經濟學、社會學和歷史學化為精確科學。然而,藉由耐心釐清事實與規律性,冷靜分析背後的各種經濟、社會和政治機制,社會科學研究可以為民主論辯提供更多資訊與知識,並聚焦在有意義的問題上。這樣的研究可以協助重新定義民主論辯中的詞彙用語,破除成見與謊言,不斷質疑與檢視各種立場。這也是我心目中知識分子有能力也應扮演的角色,包括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內,他們跟其他人一樣是公民,但又有幸享有較多時間可以做研究(甚至還可以領薪水,可以說得天獨厚)。
無可否認的是,長久以來關於財富分配的學術研究,往往是根據相對少量的可信事實和大量的純粹理論性推想。在往下深入介紹本書當中集結使用的資料來源之前,我想先就前人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提供一個快速的歷史概觀。
馬爾薩斯、楊格與法國大革命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法兩國誕生之時,財富分配的議題便已經是各種研究分析的核心。大家都意識到許多重大變革正在發生,尤其是前所未見的人口持續成長、剛剛啟動的工業革命以及農村人口外移。究竟這些改變將會為財富分配、社會結構以至於歐洲政治生態,帶來什麼樣的衝擊?
對於一七九八年出版《人口論》(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一書的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來說,人口過剩毫無疑問是最大的威脅。【1】他的資料來源不多,卻能善加利用。馬爾薩斯尤其受到英國農學家楊格(Arthur Young)於一七八七及八八年,法國大革命前夕至法國旅行時所寫下的遊記所影響。楊格縱橫穿梭法國南北各地,從加萊(Calais)到庇里牛斯(Pyrenees),從不列塔尼(Bretagne)到法蘭琪康提(Franche-Comte),在遊記中記錄了法國農村的貧困景象。
這份精采的敘述並非完全不可信,反而還相當確實。當時法國人口遠較歐洲各國為多,是絕佳的觀察對象。一七○○年左右,法國人口已經超過二千萬,而英國才剛達到八百萬(單算英格蘭只有五百萬)。整個十八世紀,從路易十四末期到路易十六末期,法國人口穩定成長,一七八○年代已經接近三千萬人。各種跡象顯示,此一前所未見的人口劇變,確實導致一七八九革命爆發前的幾十年間,農民收入停滯不前而地租卻節節升高。儘管這絕非大革命爆發的唯一因素,但很顯然這樣的演變,只會使得當權者和貴族階級更加不受歡迎。
不過,這本一七九二年付梓的遊記也充斥著民族主義偏見和各種粗糙的比較。這位農學家對於路上投宿的旅館和餐廳女侍者的服裝很不滿意,筆下充滿不屑。他試圖從充滿瑣碎軼事的觀察當中,推導出普遍的結論。他特別擔心群眾的貧窮將引發政治動盪。楊格尤其確信唯有像英國那樣,將國會分成由貴族組成的上議院與平民組成的下議院,並讓上議院貴族享有否決權的政治制度,國家才能在一群負責任之人的領導下和諧發展。他確信法國於一七八九至九○年間決定將貴族和平民擺在同一個議院是沉淪的開始。可以說整本書因為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懼怕而染上一層陰影。只要談到財富分配,政治議題從來不會離太遠,而要跳脫所屬時代的階級利益與偏見更是難上加難。
馬爾薩斯牧師在一七九八年出版的名著《人口論》中,提出比楊格更極端的看法。他和同胞楊格一樣對於法國的政治情勢感到非常憂心,認為要避免同樣情形在英國發生,必須立即停止針對窮人的任何救濟措施,並且嚴格控管貧民的出生率,否則全世界終將走向人口過剩、混亂與貧窮。事實上,若不正視一七九○年代歐洲精英普遍恐懼法國大革命的現象,簡直無法理解馬爾薩斯各種推測的過度悲觀色彩。
李嘉圖:稀少性原則
要當事後諸葛,取笑以上幾位末日預言家當然容易。不過,我們必須瞭解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發生的經濟與社會巨變,確實令人感到不安,甚至精神受創。事實上,當時多數觀察家都和馬爾薩斯與楊格一樣,對於財富分配和社會結構的長期演變,抱持相對悲觀甚至絕望的態度。李嘉圖(David Ricardo)和馬克思尤其如此,他們兩位堪稱十九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兩者皆認為一個人數不多的社會群體──對李嘉圖而言是地主,對馬克思來說是工業資本家──將無可避免地掌握愈來愈大份額的產出與所得。【2】
李嘉圖在一八一七年出版《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他所關注的主要是土地價格與土地租金的長期演變。如同馬爾薩斯一般,李嘉圖手上幾乎沒有可靠的統計數據。儘管如此,他對當時的資本主義仍然擁有切身的知識。生於猶太金融家庭、祖上來自葡萄牙的他,感覺上比馬爾薩斯、楊格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更能跳脫政治成見。他受到馬爾薩斯模型的影響,但又將其論點推得更遠。他對以下邏輯悖論尤其感興趣:一旦人口及產出持續成長,那麼相較於其他商品,土地就會變得愈來愈稀少。依據供需法則,此時土地價格和付給地主的租金應會持續攀升。長此以往,地主的收入在國民所得當中占據的份額將會愈來愈高,而其餘人口的收入所占的份額則愈來愈低,從而破壞社會平衡。李嘉圖認為邏輯上與政治上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針對土地租金收入課徵逐步加重的稅金。
我們將發現這項悲觀的預測並未成真:雖然土地租金的確在高檔維持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但相較於其他形式的財富,農地的價格終究隨著農業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持續下降而逐步下滑。在一八一○年代著書立說的李嘉圖,或許沒能預見當時剛剛開展的新世紀當中,將會有多大幅度的科技進步與工業發展。他也和馬爾薩斯及楊格一樣,無法想像人類能夠完全擺脫食物與農業的羈絆。
雖然如此,李嘉圖關於土地價格的直覺看法,仍舊相當有價值:他的論點所依據的「稀少性原則」,可以導致某些商品的價格連續數十年維持在極高檔。這樣的現象已足以動搖整個社會。價格體系扮演一項無可取代的角色,協調著數百萬人的行動,在嶄新的全球化經濟當中,甚至是數十億人的行動。問題在於,價格體系沒有任何限度,也不具備任何道德觀念。
要分析二十一世紀的全球財富分配,若是忽略「稀少性原則」的重要性不諦是一大謬誤。欲說明此點,只需將李嘉圖模型當中的農地價格,替換成世界各國的首都房地產價格,或者是石油的價格。不論用何者替換,若將一九七○至二○一○年間觀察到的趨勢,延伸到二○一○至二○五○或二○一○至二一○○之間,結果便會是國與國之間或者同一個國家之內,產生大規模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失衡,令人不免聯想到李嘉圖所描繪的社會崩解浩劫。
當然,照理說有項簡單的經濟機制可以平衡上述狀況,亦即供需原理。當某項商品供給不足而且價格過高,該項商品的需求便會降低,使得供需間邁向平衡。舉例來說,若房地產和石油價格雙雙飆漲,民眾可以選擇住到鄉下,或者改騎腳踏車(也可以兩者併行)。但實際上,做出這樣的決定不僅複雜而不便,而且供需間的調整可能需要花上好幾十年,以至於一開始便擁有房地產和石油的富人,在供需調整過渡期間所累積的財富,已足以讓他們購買並長期持有所有可購買的標的物,其中當然包括鄉村地產和腳踏車。【3】一如過往,最糟的狀況不一定會發生。讀者也還不到需要擔憂二○五○年是否要繳交房租給卡達國王的地步:這個問題稍後會再探討,屆時我的答案會比較細緻,但令人心安的程度也相當有限。在此必須要瞭解的是,單靠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互動,仍有可能因為某些相對價格的極端化發展,而產生財富分配長期嚴重不均的狀況。這就是李嘉圖「稀少性原則」所傳達的最主要訊息。但我們仍能有所作為,不一定要聽天由命。
編/譯者:詹文碩
語言:中文繁體
規格:平裝
分級:普級
開數:16*23
頁數:672
出版地: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