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Spivak, G. C.著、許兆鱗、郝田虎譯（2000）：〈翻譯的政治〉，許寶強、袁偉（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 本文試圖從女性主義的立場，思考作為女性主義者的任務是把語言看作揭示性別化能動機制（gendered agency）的運作線索。這種書寫的運作機制和英國女性主義歷史中的英國女人或公民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更強調自種族主義和「英國製造」的男性主義歷史中解放出來。
翻譯就是閱讀
1.「修辭」和「喻說」（應是指metaphor）擾亂邏輯的方式，是為了表明在語言旁邊都存在著一個不確定的因素。「修辭」作用以沒有必然關係的方式打斷了語言連接性，經由這些擾亂力（修辭），如一匹織好的布的語言，在它的織邊不斷出現了鬆脫和散落成諸多的「軌道」（frayages or facilitations，可見文章註3，意指可無限延展詮釋語言的方式）。儘管每一次閱讀都有可能遇到散落旁處的危險，但是我們agency的執著投入限制了散軼的發生，將其控制在最低的程度。譯者的任務是促進原文及其影子之間的愛，讓散軼發生，不會受到「譯者的agency和他想像的／真實的讀者對他要求」的牽制。
2. 在翻譯到另一種語言的過程，agent的產生過程中，修辭會破壞邏輯，顯現因修辭產生的「靜默（silence）的暴力」。邏輯使我們得以依據明確標明的連接把言詞串聯起來，而修辭則必須在言詞之間和言詞周圍的「靜默」中活動，試探著怎樣才能起作用，效力有多大。修辭與邏輯之間、獲得認知的條件和效應之間的不協調關係，就是agent本身建構她的世界的關係。因此，從後結構主義的角度來說，agent的出場必須從語言的三層結構中理解（修辭、邏輯、靜默）。
3. 因修辭造成的翻譯差異，可參見p.257的例子(乳房給予者與奶媽)。作為一個譯者，她必須在文本中苦苦求索，窮其語言盡處，因為修辭作用會影響文本中的靜默之處，在那靜默之處，語言將不受限制的散軼開，而文本依賴其邏輯促使它的發生。所以即便翻譯是最親密的閱讀行為，譯者本身也必須付出努力贏取成為親密讀者的權利，否則她將無法服貼文本，不能對文本特有的呼喚作出回應。
4. 在翻譯過程中有一部分必須特別注意。在語言的邏輯上如果被認為「合乎情理」，修辭作用將因此而被收編，被委派在一個位置，使它只呈現賞心悅目之感。（如性別歧視已內化為常態時）這種作法是因為修辭本身具有擾亂秩序的能力（避免與女性主義衝突）。「修辭」與「邏輯和語法」之間的關係，就是社會邏輯、社會情理和社會實踐中，彼此間破壞性的關係。
5. Spivak以第三世界的女性主義寫作者發言，來自第三世界的譯者，他自己必須要能夠對以該語言所從事的文學創作的情況應該有所了解，這樣才能夠明確分別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壞的。她必須要體認到，在英語空間看似具有反抗性的東西，可能在原語言的空間卻是反動的。換言之，譯者必須對原文特定的領域要有極好的了解，這樣才能夠打破對於所有關於第三世界女性寫作，都認為是「好的」這一種族主義的預設。
6. 以上，是Spivak強調譯者的任務是服貼於原文語言的修辭作用，倘若忽略這一點，那麼便會造成「書寫的文學性、文本性和感性的喪失」。接著，她要談的是「譯者必須具備對原語言場地的鑒別能力」。
7. 有一種過時的人類學假設：一種文化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構成了那種文化的完整代表。Spivak認為這是過時的想法。她認為，有意思的文學文本可能不會告訴你一個民族國家關於主流文化再現或是自我再現的主流觀點。第三世界女性寫作的譯者必須要能夠比西歐語言的譯者更好地武裝自己，否則過去的殖民態度仍然會充斥其間。因此，後結構主義必須徹底改變的領域，單在語言方面下苦功是不夠的，譯者必須還要注意agency的語言在出場演出時所牽涉的「特別關係」。
8. 其方法是：先飛快地譯，心中不能存有特定的讀者，否則將無法服貼文本。其次再進行修正，但不是從潛在的讀者出發，而是遵從語言的規則，留意語言動態的上場演出，模仿文本的語言出場。
9. 此外，Spivak提出翻譯本身也是一種政治活動。今天，在第三世界有很多人懂舊帝國語言，當他們閱讀歐洲語言的女性主義小說時，可能會通過相應的舊帝國語言去閱讀。然而，當我們把第三世界語言譯成英語時，民主的法則（語言的文法邏輯）便成了強權的法則（英語或歐洲強勢語言）。Spivak反思假若某個第三世界首先主導了工業革命，繼而走上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道路，那麼它的語言便會被強制地立為「國際標準語」。換言之，翻譯仍然是取決於多數人的用語，而我們梳理翻譯的政治時，則必須考慮語言在國際上的地位。（語言就是一種絕對的權威）
10. 本文從女性主義立場出發，因此Spivak談及了「婦女共同一致性」的問題。我們在衡量婦女的共同一致性的第一步，我們仍必須視婦女相互之間具有「共通之處」，這是有益的，否則無法建立我們與婦女的關係。但是接續的第二步，要真正了解共同一致性，光靠想像她們彼此之間可資辨認的共通東西，是沒有用的，應該從學習她們的母語出發，那麼我們便能感到差異何在了。這是為了親密的文化翻譯所做的準備。當不斷努力學習認識婦女自小認識現實時掌握的語言，我們便越能感到那個「一致性」能夠延展多少。此處尤為重要，因為那些佔統識的單語文化婦女，缺乏學習別人的語言，結果使她們所堅持的「共同一致性」（誤以為婦女皆是相同的）讓其他婦女付出了慘痛代價。由於我們和她們不是在同一語言中成長，所以對一些傳統及處境我們依然難於了解，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學習不同語言有助於我們弄清楚「婦女」一詞真正的預設為何。語言出場時上演的角色，不僅在賦予生理性別方面，還在社會規範上面，都存在著差異情況。而且這種賦予主體某種中心化的演出，不斷因修辭的干擾而顯示出偶然性的律動。Spivak相信，這就是形成「主導」和「從屬」社會性別的條件及其效果。
廣義翻譯（有三個例子）
1.p.273先談及兩例子（星期五隱瞞了無法翻譯的圖案／奴隸印記作為再記憶之鍊）。後者將印記作為推動歷史發展的譬喻，而前者卻無法延展意義→廣義翻譯的（不）可能性。
2.p.275的另一個例子（骨笛、音樂和吞人肉的意喻）則因為進步主義的影響，認為土著想像力是拜物之源而貶之，造成翻譯的過程非語言的部分變成沒有動力的領域，將轉化限於邏輯之上，呈現一種僅傳遞內容的翻譯。
閱讀就是翻譯
1. 如何在閱讀白人理論時進行翻譯，並且在原語言領域內作出鑑別，以挪用出有用的東西。Spivak認為，意氣相投的閱讀也是翻譯。嚴格的來說，這不是服貼的關係，而是保持一段有善的學習。
2. 她以Peter de Bolla的專著”The discourse of the sublime”來說。首先，我們遭遇了「何為十八世紀的主體？」，我們要讀這個故事嗎？先想想該書對女性主義給予大力支持，只是從英國婦女作為性別關係的受害者來考慮的，但是這文本的淵博讓我們得以看到，這種修辭性閱讀有助於打開以下問題：「何為二十世紀的後殖民英語讀者？」。這能夠幫助讀者進行學術思考，並且超越之，因此是「可讀的」。然而，在後面作者卻將英國殖民主義是把民族和國家拉扯在一起的說法，是一種粗暴的解構。又，作者把婦女身體的蒼白形象表達出一種尋獲的安慰，不去管英國軀體的歷史，身體被視作「減色去飾的手段，以便找回失去的本真」。閱讀就是翻譯（無法獲致讀-譯者共鳴），在此處並不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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