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照版權：Block 2 Block Pictures Inc
這部電影看了兩次，第一次是兩周前在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的香港同學會辦的影展當中，是粵語發音加上英文字幕；第二次是在昨天大陸的中國同學會每周日例行的電影活動看的，是國語配音加上中英文對照字幕。
在粵語、上海話、國語（甚至法文）的交錯聲中，幾個模模糊糊的概念在我的腦海中晃晃忽忽地流動著，我有一種很強烈的衝動，覺得捕捉到這些想法將會是我觀賞《花樣年華》的最大收穫──也許這些想法的內容最終與本片無涉，又也許它們是對於這個愛情故事的扭曲與誤解。
一、所有的言說都禁錮於現實的牢籠
1962年的香港是個很奇怪的地域，人與人之間的物理距離被極度壓縮。但是，或許是時代的因素，這個緊密的聚落卻沒有（或者無從建立）一套適當的、可以作為人際關係基礎的言說體系。本片中絕大部分的人際關係圍繞在一些支離破碎的日常言說當中；或者反過來說，所有的人際關係都脫離了他們原有的軌道，也只剩下一些「妳吃飽沒？」、「今天留下來一起吃吧！」這一類支離破碎的字詞（巧的是，幾乎絕大多數都與吃以及舶來品有關）。
香港這個高度壓縮的容器裡榨碎了人與人之間言說與溝通的可能性，要觀察這一點，我們只須注意在《花樣年華》中人物間的言語聯繫是如何不適切地被放置在錯誤的空間中即可：張曼玉的辦公室盛裝了老板與夫人、以及與情人間的曖昧關係，同時還作為送禮的轉運站（老板送給情人與夫人的禮物都是由張曼玉代購）；張曼玉真實面對自己情慾的那句「我今晚不想回家。」則是發生在計程車上；在下著大雨的狹窄巷弄裡（對於香港的象徵），梁朝偉打算為張曼玉拿一把傘，這樣的關心在這樣的空間下很容易被轉化成周遭鄰居的閒言閒語。
被壓縮的言說符號，以及符號的互動所形成的儀式，它們呈現的是真空狀態。張曼玉為眾人代購的禮物便是一例：作為服裝言說的皮包與鞋子，作為人際互動的饋贈行為。不論是作為符號或儀式，都完全失去了它們所應有的功能，妻子與情婦、丈夫與情夫會收到同一份禮物，而真相則是張、梁兩人以鄰居的身份談話時而揭露，這些都說明了言說與人際關係的失衡。
當然，最明顯的例子是那幢容納了各色人等的出租公寓，所有的人都是過客與難民，人與人之間的回憶沒有交集，每個人生命中原本該有的活力好像也只剩下悲傷記憶的殘渣，位於中央大房的那張麻將桌是維繫人際關係的唯一機能，它的洗牌聲就如同果汁機般打碎、攪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重新塑造一個破敗但勉強堪用的言說系統與人際模式，而且也是個間接的道德維繫（監視？）系統。
那兩位我們從未見到正面的陳先生與周太太，為什麼他們會在這樣的環境下形成外遇關係？就某種意義下那是個最適合那個時代香港的情慾流動的方式，這個組合既像是牌桌上產生的交誼，又像是某男子誤入隔壁鄰居家中，又誤將鄰家的妻子當成是自己的。在這種時空背景下，這與我們是否看到他們的正面一樣，都不重要了。
二、但是，所有的言說也一直在尋找一個合適的居所
所有的言說都想脫離現實牢籠的禁錮，因為我們所說的所有話語都想尋找適合的對象與居所。
梁朝偉的言說模式屬印刷體，一方面是他的工作（報社編輯），另一方面是他的興趣（武俠小說的寫作），在報紙上的世界是遙遠的異域，而武俠小說的世界則是虛擬的，個人內心世界的投射，梁朝偉所屬的言說氛圍註定是要離開香港這塊支離破碎的地方的。相較於《阿飛正傳》、《春光乍洩》中的那些同樣自我放逐的人們，王家衛這次是比較明確地用語言與相對應的媒體來說明人物內在世界的構成與行為的動機。
張曼玉的言說模式則是電影影像，就電影對個人的心靈的形塑而言，王家衛似乎悄悄地向伍迪艾倫的《開羅紫玫瑰》致敬。只有電影式的語言才能啟動張曼玉對自己的處境、情緒與欲望的認知，她必須把現實世界的一切轉化成為電影的語言，而且一試再試（『重新再來』是電影的特權），然後──「……我沒有想到我會這麼悲傷……」她在戲裡如是說。
梁朝偉的言說發展到了最後，則是柬埔寨一座佛寺的壁洞裡。為什麼關於他完整的一生的全部的秘密只能存在於遙遠的異域的牆壁裡？為什麼屬於他的言說無法存在於自己的故鄉？而張曼玉的婚姻為什麼最後終究步上正軌（重來一次）？答案存在於他們各自的言說模式中。
三、也許，愛情的本質在於建立一套私密的共同論述
如同羅蘭巴特對於戀人之間種種言說的描述，愛情的本質在於建立一套只屬於兩個人的論述體系，這套論述既私密，但又不僅屬於個人。在對話的過程，所有言語的所來所去皆有所屬。
在這個出租公寓狹小的樓梯間與巷弄中，壓縮了兩個不同世界的人的距離，強迫分屬於兩個人的個別論述發生關聯，或者可以說，當梁、張二人以各自的生活模式在同樣相同的場景──擁擠的公寓、狹窄的樓梯間、麻將桌、小巷弄、餛飩攤──留下自己對於空間的使用／詮釋的痕跡，他們註定是要發生點什麼的，而我們觀眾則檢視兩種論述作用於同一空間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吧！
《花樣年華》的大部分時光，其實是在描述梁張二人建立他們的情愛論述的過程。他們的作法是互相參予對方的言說行為，張曼玉成為梁朝偉寫小說的重要靈感來源；而梁則成為張自導自演的電影式人生片段中唯一演對手戲的演員。
參予他人的言說行為可以讓自己原有的論述更完整，這就是情愛的本質，即使最後這段感情無法持續下去亦是如此，就某種意義而言這段感情的終止是必然的：印刷體的真理永遠存在於未知的遠方，而電影的虛擬空間則是在你所處的現實生活中空出的一小塊領域，你不能離開你的現實生活，就如同電影院不能離開城市。
這些是我捕捉到的一些觀點。我不曉得這些觀點如何進入我的思緒中，也不曉得它們為什麼以一種類似語言學或符號學的風格呈現。是這部電影的影響嗎？或許是吧，因為在此之前我很少特別去想類似的問題。那麼，釐清這些想法能夠作為《花樣年華》的正確詮釋嗎？我並沒有什麼把握，我只能說，這部電影也讓我形成了我對於情愛的個人論述。
王家衛的電影永遠讓人覺得我們看電影的觀點只是一種主觀但值得珍惜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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